【原文】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
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
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濡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
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
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其治乱何如邪？
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
【译文】
你来信说：“杨朱、墨子的义与仁，乡愿式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周武王、项羽的放逐与杀戮，周公、王莽、曹操的摄政，这些烦琐而无法考证，又该听谁的呢？况且，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不加以考证研究，求其根本，那么国家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怎能发挥作用呢？所以《论语》讲的生而知之，就是说义理。礼乐名物，古今事变，还是要学习了才晓得是否可行。这已经是公理了吧！”
你所讲的杨朱、墨翟、乡愿、尧、舜、子之、商汤、周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的分别，和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舜的不告而娶、武王的不葬而兴师之事类同，我已经跟你讲了良知之说，规矩和尺度的关系，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造明堂、建学校等事，似乎还不能不讲。姑且就你信中的话讨论一下，希望可以稍稍解开你的疑惑。
明堂、辟雍的规制，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其中的《月令》篇。汉之大儒郑玄，对此做了注释。而《六经》、《四书》之中，都没有详细记录。难道吕不韦、郑玄的见识超过三代的圣贤吗？齐宣王时，周之明堂还在，没有毁坏，那么我们可以推知，在幽王、厉王明堂一定还是好好的了。而尧舜的时代呢，没有明堂，只有茅草棚子，泥土台阶，那也没妨碍尧舜的德布天下。
幽王、厉王的明堂，同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明堂，但并不能救他们的乱政呢？孟子说：“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也。”有这不忍之心，仁爱人民，茅棚土阶也是明堂。以幽王、厉王之心，行幽王、厉王之暴政，那政令出自明堂也是暴政。
汉武帝曾经与大臣们讨论建明堂的事，武则天更是建了史上最大的明堂。你说他两位执政的时候，这天下是治还是乱呢？是仁政还是暴政呢？
天子建的学校叫辟雍，校址圆形，围以水池，前门外有便桥。诸侯建的学校叫泮宫，前面有个水池，叫泮水。它叫辟雍还是叫泮宫，都是根据规划设计的形式来命名的，但是三代之学，都是教学生明白人伦义理，不在于其形状像不像璧环，是不是建在泮水边为重。
【浅谈】
1、东桥在阳明先生面前大谈特谈知之甚多，殊不知先生之学无所不窥！所以学习真的不是在学知识，而是首先明白为什么要学，学什么？先生真的不是反对学习。而是学要求道、悟道。
2、古今事变，一切的知都是有一个本体在，此本体即是良知，亦即义理。圣人生而知之，贤人学而知之，今我困而学之，都是学义理，而非具体的礼乐名物知识罗列。
3、先生的前三变、后三变正是如此。切记。但今人大多数还是追求知识技能，这是术，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时刻提醒自己，这只是梯子、渡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