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期间到香港一游，并没有像旅行团一般走马观花，而是静静住在了铜锣湾的一个小酒店里，每天和城市一起醒来和睡去，希望籍此感受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明天就要结束这一段旅程，所以抓紧记录下这几天在香港的感受。
如果城市也有父母的话，我想国家政权便是它的父亲，而民族和文化便是它的母亲。按照此说来，香港的生父其实是英国，母亲则是中国文化中的小女儿岭南文化。相对比来说，新加坡的生父实际是马来西亚，母亲却很多，有马来文化、印尼文化、潮汕文化、印度文化，甚至还有美利坚文化，上海则不同，母亲是吴越文化，亲生父亲则有很多，除了清政府之外，还有一众列强。正是因为这样的出身，使得这些城市虽开放程度接近，却也有不同的特点。
只说香港，旅行的攻略已经烂了大街，说说让我印象深刻的几个瞬间。
惬意
今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慢悠悠走到铜锣湾骆克道的喜记吃避风塘炒蟹，这样的热门餐厅中午刚开始营业，走进店空无一人，完全不复晚上排队的摩肩接踵。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正好一缕阳光洒下，太阳是从林立的高楼里钻出来的，也正巧了这个时候，路上的行人也藏了起来，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嘀嘀的声音也放慢了节奏，时间在这一刻静止了，让这座城市从癫狂中清醒过来，真正有了生活的气息。
在这个瞬间，有穿着水产店外衣推着平板车备货的伙计，有刚刚吃过早茶准备回家的街坊，有正准备开门营业的杂货铺的老板，有像我一样悠闲自在准备大快朵颐的游客，独独没有行色匆匆的白领，这就是市井。
压抑
这是刚到香港的那一晚，住在铜锣湾的小酒店里，出门去便利店买饮料，穿梭在高楼里，抬头看天，发现天是割裂的，被像刀锋一样的高楼切成不规则的形状，看似乌云密布，实际只是因为我们犹如井底之蛙，头顶的那一片天没有星光，像乌云一样墨黑，这样的天空在上海，就算是黄埔区，也是很难看到。
其实低头看路也是一样，香港的路都不是很宽，有的窄到停了一辆车就会影响交通，街头行人如梭，车辆和人比起来，好像并不是马路的主角，比例有些失调。
这样逼仄的空间里，人会有一些压抑，就像在走迷宫，一眼望不到目标，使得生活变得机械起来，并且节奏也更快，地铁里的自动扶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都是一直在嘀嘀敲打着，敦促着每一个路上的人快点赶路，但由于不知道路在何方，于是当下便成了主要的追求。
森严
平安夜的晚上，爬上了太平山顶，看到美丽的维多利亚港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的闪烁不停的霓虹灯映得通亮，似乎在昭示这座城市的繁华。可是在画面之外，却是太平山上依稀的灯光，从山脚的高层到山顶的豪宅，楼层在变少，占地面积在变大。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2012年从贡嘎机场坐大巴去拉萨，汽车开过拉萨河，便能看到布达拉宫了，那座宏伟的宫殿就座落在布达拉山上，上红下白，顶部还有几块明黄色，就像一位藏王，身着红色藏袍，披一条白色的哈达，明黄色的恰似他的皇冠，坐在布达拉山这座天然的王座，漠然地俯视着这片大地，俯视着他的子民。那是一个等级如此森严的世界，谁都不可以逾越半步。
太平山在香港也是这样的存在，不过是资本来维持着森严的等级，太平山就像一座金字塔，不同的人住在不同的高度，丝毫都不会错，最后也都是山上的这些人，统治着山下的芸芸众生，所有人都接受这样的安排，以为这就是命运。
传统
有一天早上，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看到“叮叮车”来了，就坐了上去，坐过一站又一站，每一站要到的时候，车都会“叮叮”两声，如同从上世纪穿越过来，车上的方向盘等物件也都保留着，车门也是那种半截折叠的，看上去很结实沉重。下面是铁轨，车就在铁轨上跑，只不过头顶上还有根“大辫子”。
车身外就丰富多彩了，五颜六色不说，还有各种大大的广告招牌，印着本港最流行的品牌和显赫的公司。
这样的有轨电车，是从1904年就在香港岛通行了，一个多世纪下来，当时修建的人、驾驶的人、乘坐的人早就已经不在了，就像车身上印的广告牌，也换了一茬又一茬，只有电车还在，日复一日地开，香港人早已习惯了这样的交通方式，想改也是很难了。
其实香港的很多文化符号都很难改，但真正回顾一下，从有这个地方到现在也不到200年，很多习惯其实也是近年形成的，香港在1960年的时候，GDP还仅仅是上海的1/4，后来有了亚洲四小龙的神话，成为了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有九龙寨城的市井，也有山顶大宅的奢华，有对外的开放，也有对内的保守，有不同的信仰，也有不同的皮肤，说着粤语，写着汉字，听着英文，每一个所谓的传统，其实早已物是人非，今天遵循的人，其实并非了解当年形成的缘由，只是就一直坚守着，使得这座城市开始有闭塞和没落的倾向，正应了后主李煜的那首《虞美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