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7
本着这种精神，我在此提出13条建议，每条都是建立在谨慎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的。
1.尽可能考虑有无其他可行的选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类并没有养成以冷静而客观的方式考量证据的习惯。我们可以用来提高自己思考和推理能力的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就是训练自己考虑有无其他可行的选项。即使简单到仅仅勉强自己列举出可行选项的做法，都能提高我们推理的可靠性。
一系列研究已经表明了“反向思维”（consider the opposite）这一朴素格言的重要意义；而其他一些研究则表明“虚拟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的重要性——我们要仔细推敲还可能发生什么，或原本可以成为什么，而不是仅仅关心当前的态势。
我们对自己最关注的事物之外的其他想法和可能性，投入的关注越多越好。正如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时的首任财政部长）所说：“我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曾经遇到一些人，他们似乎对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比我对任何一件自己手头正在做的事情更有信心。”在做出正确抉择之前，我们往往需要把不会采取的途径和最终选用的途径都加以考虑才行。
2.重新界定问题。那块肥皂达到了99.4%的纯度还是具有0.6%的毒性？政治家、广告商甚至我们当地超市的员工们都习惯杜撰我们听到、看到和读到的一切信息。把每件事情都尽可能地以积极正面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作为消费者、选民和公民——的工作，就是必须始终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并对任何被问到的事情都养成再三思考的习惯。（我应当把关于“安乐死”的立法理解为一种防止人们死于杀人凶医之手的方法，还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帮助人们死得有尊严的途径？我如果减少兼职工作的时间，是会缩减自己的收入，还是可以有更多时间陪孩子们了呢？）如果能够换种思路考虑问题，那就不妨一试。背景关联记忆意味着我们总是得逆向思维：我们如何思考一个问题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内容，而我们的记忆内容又会影响我们能够得出的答案。因此，对每个问题尽量以不同方式提问，在避免这种偏差方面很管用。
3.始终牢记：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信不信由你，综观全美人口，你会发现他们鞋子的尺寸和他们的常识水平高度相关：鞋码大的人通常比鞋码小的人懂得更多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买一双更大的鞋子就能让你变得更聪明，或者长着一双大脚就代表你的智力水平很高。这种相关关系，和其他许多相关关系一样，看起来似乎比它的本质更重要，这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有把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混为一谈的倾向。我所描述的这种相关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但由此引出的自然推论——其中一个因素必然导致另一个因素的出现——则是不存在的。在这个例子中，相关关系存在的原因是脚最小的人（因此也穿最小的鞋）是才降临到我们星球的访客，即那些婴幼儿和蹒跚学步的小朋友们，他们都是年龄很小的人类，还没有上过人生的第一堂课呢。我们一边成长一边学习，但这并不意味着成长（本身）能让我们学习。[插图]
4.永远别忘了控制样本的大小。从医学研究到棒球成绩统计，人们往往忽略了他们用来得出结论的数据规模。任何单一事件都可能是随机的，但同一模式的反复出现就不大可能是一个偶发事件了。从数学上考虑，样本数量越大，统计结果就越准确。这就是为什么平均来说，对2 000人进行调查统计的结果要比只对200人进行调查统计的结果更可信。看到有人在10场棒球比赛中击球率达到0.400（即40%的击球命中率）并不能代表他在包括162场比赛的整个赛季中也能达到0.400的击球命中率。
虽然这个事实如此醒目，但人们仍然很容易忘记去注意样本的大小。首次将这个规律表述为“大数定律”（law of large numbers）的人认为，这个规律是如此浅显明晰，“以至于最笨的人都能凭大自然赋予的某种本能而理解它”，但事实上，人们经常会忽略它的存在。我们不得不为数据模式寻找某种解释，面对一些小规模的样本（比如，几场棒球比赛的成绩或某天的股市波动情况），这样的样本反映出来的不过是随机因素的影响罢了。在最近10场棒球比赛中击出0.400的成绩的家伙是因为“他的球感真的很棒”，而（从数据统计的角度而言）不是因为一个平时成绩只有0.300的击球手可能在短短几天当中，碰巧具有了打出0.400的成绩的水平。然而股市分析员就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试图把每天的股市波动和一些特定新闻事实联系起来。“股市今日走高，是因为阿珂姆联邦公司发布的第四季度的业绩高于预期。”回想一下，你上一次听到某个分析师说“其实，今天的行情上涨很可能只是股市的随机波动而已”是在什么时候？
令人兴奋的是，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已经证明了可以在半小时之内，让普通人对大数定律更加敏感。
5.预知自己的冲动并事先约束。奥德修斯把自己绑在帆船的桅杆上，以此抵制海妖塞壬的诱惑。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都得好好地向他学习。例如，我们可以把自己在酒足饭饱之后计划下周要买的食品杂货和我们在饥肠辘辘时到商店买的垃圾食物进行一个比较。如果我们事先就打定主意只买计划好的食品，那我们带回家的将是一篮子更健康的食物。前面提到的人们设立“圣诞节购物储蓄”，就是为了到时能够肆意购物而整整一年都不敢动用账面上的钱财。在一个“流动性为王”的时代，这种行为被经济学家们视为彻头彻尾的非理性行为。然而，一旦考虑到人类在进化中存在的局限性，这种行为的出现又变得完全合情合理了。诱惑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时候最难抗拒，因此，如果我们对未来有所筹划，与总是冲动行事相比，会过得更好一些。所以，聪明人喜欢按部就班地工作。
6.别只是设定目标，要制订应变方案。在很多时候，人们都几乎不可能完成一个表达模糊的目标，如“我要减肥”或“我打算在最后期限到来前写完这篇稿子”。并且，只是把目标表达得更详细［“我要把体重减少6磅（约2.7千克）”］也不能起到足够的效果。但是，心理学家彼得·葛尔韦泽（Peter Gollwitzer）的研究表明：要是给希望实现的目标制订细致的应变方案，采取“如果X，就Y”（“如果看见法式炸薯条，我就走开”）的形式，就能极大地提高成功的概率。
承认我们天生就存在“克鲁机”现象，有助于理解这一事实：我们后期才进化出来的慎思系统，由于是嫁接到具有反射特征的祖传系统上面的，从而限制了我们对大脑的掌控能力；然而，我们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必须经过更古老的祖传反射系统。于是，细致的应变方案通过把抽象的目标转化成我们的祖传系统能够理解的形式（如果……就……是所有反射系统发挥作用的基础），从而提供了一种帮助我们绕过大脑认知局限的方式。这样，由于我们掌握了大脑古老系统所使用的语言，我们实现工作目标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
7.在任何时候，如果你已经疲惫或心里还在考虑其他事情，就尽可能不去做重要决定。身心疲惫（或精神涣散）之时进行思考，这和醉酒之后开车没有多大的差别。因为疲惫之后，我们更多是依赖我们的反射系统，而非慎思系统。我们精神涣散时也是这样。比如，有一项研究发现，如果一边让一个具有健康意识的消费者努力去记7位数字，一边让他在水果沙拉和巧克力蛋糕之间进行选择，他多半会选择巧克力蛋糕。如果我们只想凭情绪判断，也行；但如果我们想理性行事，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造“一些胜利的先决条件”——而这就意味着，在做重要决定之时，我们需要保证充分的休息并全神贯注。
8.随时在收益和代价之间进行权衡比较。这道理听起来连小孩都懂，然而实际上它并非大脑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想法。人们常常发现自己不是处于一种“预防”（prevention）心态，即强调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代价（如果我不去参加音乐会，就会浪费买门票的钱了），就是处于一种“促进”（promotion）心态，即强调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听音乐会太有意思了！谁会注意到我上午上班晚了一点呢）。做出合理判断的前提显然是权衡利弊，然而除非我们提高警惕，否则我们的性格和情绪往往会成为理性判断的绊脚石。
顺便说一下，我们得特别留意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无论何时，在进行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投资时，我们应当仔细考虑这笔钱还可以用来做其他什么事情。一旦这笔钱用于投资这件事，就不能用来做另一件事情了，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然而，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却经常被我们遗忘。例如，人们正在考虑从公共资金中抽出1亿美元用于新建棒球场的决定是否明智。当然，这1亿美元的投资很可能会带来利润，但很少有人考虑这笔款项其实还可以投资于其他项目（比如用来偿还债务减少将来支付的利息，或修建3所新的小学等），以及修建这样一个棒球场会牺牲其他什么样的赚钱机会。因为这些代价没有挂着明确的价格标签可以让人一目了然，所以往往被我们忽略掉了。在个人层面上，考虑机会成本就意味着我们无论决定做哪件事情，比如去看电视，其实都是在占用原本可用于做其他事情的时间，比如做一顿美餐或陪孩子出去骑单车。
9.设想你的决定可能会被他人抽查。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要给自己做出的答案说明理由，他们就会比那些不做这方面准备的人们显得公正客观。当要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时，我们往往会投入更大的认知精力，更详细周到地研究各种信息，并相应地做出更复杂的决策部署。
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注意，我可不是在凭空捏造），如果在公共咖啡机上面放一张画着一双眼睛而不是一些花朵的海报，那么办公室员工在取咖啡时就可能会更自觉地主动付款，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海报上的眼睛让他们感到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10.和自己保持距离。佛教徒告诉我们：当下最重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这么说完全没错。如果一辆失控的汽车正朝你冲过来，你会不顾一切地丢掉手里拿着的任何东西，全身心地只集中于当前目标，即立刻逃离汽车撞来的方向。但如果我想要以吃一块巧克力蛋糕作为这餐饭的完美落幕的话，那就得问自己：相对于我（保持健康）的长期目标而言，我是否对（满足自己对甜食的嗜好的）当前目标看得过重了？发电子邮件痛斥老板一顿会让你现在的情绪得以发泄并自我感觉良好，但很可能在下个星期你就会为此后悔不迭。
我们的大脑对于远近的考虑机制几乎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对大脑而言）近，是明确具体的概念；而远，则是抽象的概念。不是任何时候以抽象的概念来考虑问题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你还记得自己上次承诺的6个月之后要做的事情吗（比如，出席慈善活动或到孩子就读的学校去做义工）？在当时，你很可能看不出你的承诺对你有任何妨害，但随着兑现日期的逐渐临近，你会感觉它简直就像一个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沉重负担。因此，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问问自己，未来的我会对现在的这个决定产生什么感受？认识到我们的处理方式在此时此刻和将来会有所不同，并尽量平衡和利用好即时和远期两种思维模式，这对我们很有好处。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因为把选择完全建立在即时所想的基础上而深受其害。（在这方面，一个不错的结论就是：稍等片刻。如果等到明天你还想要这个东西，就证明它可能的确重要；如果你对它的渴望已经消失了，就说明它并非一种迫切的需求。）实证研究表明：非理性行为通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消散，而要做出复杂的决定，则需要我们留出足够的时间仔细斟酌，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11.要当心生动化、个性化和逸闻趣事。这是从前面“和自己保持距离”的原则中推导出的另一个必然结论，但它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前面章节中曾有一个例子：把看见曲奇饼给我们带来的诱惑和仅仅是口头得知曲奇饼给我们带来的诱惑进行比较。然而这方面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证是蒂莫西·威尔逊（Timothy Wilson）做的关于在校大学生和避孕套品牌的研究，它得出了一个经典结论，即“照我说的做，而不是照我做的做”。在实验中，受试者得到两个消息来源：一个来自《消费者报告》上数据充分的结论，它推荐的是避孕套A；另一个则来自一则逸闻趣事（据说是另一个学生写的），它推荐的是避孕套B，理由是有人使用避孕套A在“嘿咻”过程中不慎破裂，从而让当事人极为焦虑，担心自己可能怀孕。几乎所有大学生原则上都认为《消费者报告》上的结论更可靠，并希望自己的朋友在挑选避孕套时不要受那个逸闻趣事的影响。但当问及他们自己的选择时，差不多有1/3（31%）的大学生仍然相信了那则生动的逸闻趣事，从而选择了避孕套B。我们的四足祖先可能不得不留意那些色彩鲜艳或表现异常的事物，但我们现在则有幸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慢慢考虑，并且我们也应当利用好这一优势，通过对客观且科学的事物加以特别关注来克服我们易受生动性影响的弱点。
12.挑选重点。我们做出的决策会让我们付出心理上，甚至身体上的昂贵代价，并且我们不可能等到自己掌握全部信息并拥有充足时间时，再对每种意外情况及其应变对策进行仔细考虑。因此在本章所列的这份清单中，我推荐的所有策略都是简单有效、容易上手的，但也请永远别忘了《布里丹之驴》（Buridan’s Ass）的故事：那只驴子虽然面临着两堆同样远近、同样诱人的干草，最后却活活饿死了。总之，请把你考虑得最认真仔细的决策留给最重要的事情。
13.尽量理性。这最后一条建议听起来显得如此微不足道，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完全可以与世上最没有价值的股市箴言（“低买高卖”——在理论上完全正确，在实践中根本没用）相媲美。然而，提醒自己要理性并不像它听起来那样一无是处。
回想一下我们在前面关于信念那章所提到的一种被称为“必死无疑”（mortality salience）的现象：那些被引导去思索自己必死命运的人们，对其他族群人们的态度往往会变得更加严厉。而我们仅仅通过告诉他们要三思而后答，在回答时要“尽量理性并先进行分析”（而不是仅仅凭着“内在的反应”来进行回答）就能降低这方面的影响。另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告诫自己要理性就能产生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你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自动启发自己在生活实践当中使用我在前面曾经介绍过的种种技巧（如考虑替代方案，或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等）。仅仅告诉自己要理性可能还不够，但这样做的同时，再配合使用其他技巧，就能看到这方面的效果了。
上面的每条建议，都是基于对人类大脑局限性所做的实证研究而制定的。每条建议都针对大脑的某条具体缺陷，并且都以某种独特的方式帮助我们消除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缺陷。
如果对人类大脑的优缺点及其细微差别有恰当的认识，我们不仅能有机会提升自身素质，而且还能进一步改善社会。比如，想想我们如今这套过时的教育体系，还是基于19世纪流传下来的教育理念的，过分强调死记硬背，这简直和工业革命以及狄更斯作品中那个严厉的校长葛擂梗先生（Mr. Gradgrind）[插图]如出一辙。那位校长先生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现在，我想要的是事实。给这些孩子们只教授事实……不要给他们灌输其他东西，把其他任何东西都从他们的脑子里清除出去。”但这种方式几乎没有起到教育应有的作用，即帮助孩子们学会自己掌握知识。我怀疑如此大量的记忆究竟是否有用，毕竟在一个有着谷歌搜索引擎的时代，让孩子们去记住各国首都的做法早已失去实际意义了。
迪安娜·库恩（Deanna Kuhn）是一位领先的教育心理学家并推出了自己的专著《关于思考的教育》（Education for Thinking），该作品中的一幕让我完全回想起了自己在中学生活中发生的点点滴滴：在一所比普通学校的水平高很多的学校里，一位七年级学生问他（很受好评的）的社会学老师“为什么我们要把13个殖民地的名字全部记住”，当时这位教师不假思索地回答“嗯，到6月的时候我们就要把50个州全部学了，所以现在不妨先记住其中最初的这13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