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尘世行走，常陷入一种奇异的忙碌：终日奔波，手脚不停，然而每当夜深人静自问“我所为何来”时，竟茫然无以应对。这种无目的的行动，宛如舟行海上而罗盘失灵，虽奋力划桨，却可能只在原地打转，或更糟，正驶向错误的深渊。故苏格拉底警醒世人：“未经审察的人生不值得过。”此言精髓在于：无论何事，明晓其“为何而为”，实非迂阔之谈，乃是行动得以摆脱虚妄、抵达意义的根本前提。
知其“为何”，首先为个体行动注入清醒的自觉，使人免于沦为浑噩的“活动傀儡”。人异于禽兽者几希，其一便在于目的性的自我意识。倘若做事不问缘由，则一切辛劳皆可能沦为机械重复，与推磨之驴无异。当学子埋首书卷，若不明求学真义是为启迪心智、探索真理，则易堕为记诵之器；当劳动者挥洒汗水，若不见工作之于社会建设与自我实现的崇高价值，则劳碌或仅止于谋生，甚或异化为苦役。唯有明晰那盏“为何”的灯，我们的行动方能从被动承受转为主动选择，从生存走向存在。
进而论之，洞悉事由是提升行动效能、优化实践路径的理性之源。目的为手段赋形，意义替方法导航。目标明确者，其资源调配、精力倾注与策略选择皆能有的放矢。诸葛亮草船借箭，所以能成，因其深知所为何事——非为炫技，实为筹军资以抗曹；王羲之临池学书，所以专精，因其心有所向——非仅染黑池水，乃在追求书法艺术的极致。相反，若目的模糊或根本错误，则效率越高，可能迷失越深，南辕北辙之憾，古今同慨。
更深一层，“为何而为”的诘问，关联着人的决策品质与价值根基。这是一个价值重估的过程，助我们抵御外界喧嚣，回归内心律令。人间事并非皆值得做，亦非皆宜做。唯有不断追问“为什么”，才能勘破浮华，辨识真伪，在诸多诱惑与压力前保持定力。屈原行吟江畔，“虽九死其犹未悔”，因其深知“为何”——非关个人荣辱，实系家国理想与人格守持；陶渊明“归去来兮”，亦是透彻明白官场非其所愿，守拙归田方是心之所向。这种清醒的价值抉择，使他们的行动获得了穿越时空的道德力量。
然则，如何方能知其所“为何”？它要求我们不止于表象，常怀溯源之心。可尝试三步：一是向内求索，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欲望与理想；二是向外探询，理解行动在更大系统——家庭、社会、历史乃至人类文明——中的位置与影响；三是向前展望，评估行动的远期后果与终极意义。这是一个需要理性与情怀共同参与的进程。
究其本质，对“为何而为”的执着追寻，乃是人作为意义性存在的最高体现。加缪曾言：“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但这“多”绝非数量的堆砌，而是生命深度与广度的拓展，其前提正是对每一段历程意义的深刻把握。一旦明白了做事的原因、目的与意义，即使最平凡的日常也会闪耀出独特的光芒，最艰辛的跋涉也能转化为心灵的凯旋。
愿世人皆能常举“意义”的灯盏，照亮前路。如此，则行动免于盲目，人生免于虚度，在浩瀚宇宙间，每一个微小的生命亦能刻下自己清醒而坚定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