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利玛窦在万历初年来到中国时,印章在中国人日常和艺术生活中的普遍使用情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那部著名的《中国札记》中有这样的描述:
在对象上用印盖章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这里也很普遍。不仅信件上要盖章加封,而且私人字画和诗词以及很多别的东西上也都加盖印章。这类印章上面只刻姓名,没有别的。然而,作家就不限于一颗印章,而是有很多颗,刻着他们的学位和头衔,毫不在意地盖在作品开始和结尾的地方。这种习俗的结果便是上层作家的书桌上都摆着一个小柜,里面装满了刻有各种头符和名字的印章,因为中国人通例称呼起来都不止一个名字。这些印章并不是盖在蜡或任何类似的东西上,而是要一种红色的物质。这种印章照例是用相当贵重的材料制成,例如稀有木料、大理石、象牙、黄铜、水晶或红珊瑚、或别的次等的宝石。很多熟练工匠从事刻制印章,他们被尊为艺术家而不是手艺人,因为印章上刻的都是已不通用的古体字,而凡是表现懂得古物的人总是受到非常尊敬的。
利玛窦是明代时外国的传教士,从他的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晚明时篆刻的兴盛,用途的广泛,然而他的描述很有意思,就好像当时人对外国的钟表等玩意儿一样好奇,仿佛面对的是一件深不可测的食物,激 起了人们的兴趣。里面说“中国人通例称呼起来不止一个名字”,当时文人篆刻兴起,文人一般除了名字之外,还有字、号,而且不止一个,他们的印章中常常刻的便是自己的雅号、名章,所以也不止一个印章刻名,另外还有闲章,“蘸一种红色的物质”,这就是印泥了,从秦代封泥到明代印泥的使用,也是一种逐渐变化的过程,“贵重的材料”,当时最重要的是石章的运用,为篆刻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文徵明的儿子文彭向来被视为明代文人篆刻之父,他的主要贡献是重新引入石章,浙江青田石、福建寿山石可以说是天然的石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