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中国一共有多少个县，又有多少个县级行政区吗？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截至2021年4月，中国大陆共有1301个县，比如我的家乡四川省威远县；还有117个自治县，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比如离北京不远的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还有977个市辖区，比如辽宁营口市下辖的鲅鱼圈区；394个县级市，比如江苏昆山市和江阴市；另外还有49个旗、3个自治旗、1个特区、1个林区。这些全都加起来，一共2843个县级行政区。
在张五常看来，正是2000多个级别不高的县级行政区，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地区竞争基本单元，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一讲主题的关键词：县际竞争，县一级之间的竞争，这是本书的重点内容。
这些县级行政区，在改革中成为最出彩的部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一起来看。
各级行政区如何引进推行承包合约制？
昨天我们讲到，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合约，非常成功。张五常认为，核心原因在于，政府逐步减少了对农业生产的计划管控，把工作重点放在如何界定农村土地的使用上，农业生产效率因此大幅提高。
再加上农业良种推广和化肥使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从整体上解决了粮食生产问题，从根上保证了工业生产和城市发展。
但是在把这种承包制应用在工业领域时，问题来了：工业资产的折旧、维护保养和再投资，都成了糊涂账。企业承包者不能随意解雇职工，企业负担越来越重，经营难以为继。结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地方政府想把亏损的国有企业送人，都非常不容易。
怎么办呢？当时的做法是扩大招商引资，希望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当时，各地私人企业很少，国企自顾不暇，真正能进行投资的企业，主要来自港澳台等境外地区，投资重点是外向型加工业。
张五常发现，从1984年开始，在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区域划分体系里，围绕着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增长，一种“层层承包”的合约开始出现。
说到“层层承包”，你可能第一个想到建筑行业，每个上层分包商留下一部分利润，再把具体活儿分散给下层承包商，各自获利。
不过，张五常这里提到的层层承包，不是指企业之间，而是指从上到下的行政体系，如何逐层落实经济增长的目标。
比如国家提出今年GDP增长目标8%，分解到全国各省份，发展快一些的省份要完成9%至10%，慢一些的完成6%至7%；各省再把增长目标分解到地市级和县级，层层承包的GDP考核体系就形成了。
而各地要完成这些分解下来的增长指标，短期内靠消费增长不现实，靠出口拉动也需要有基础，最终各地政府不约而同地盯上了招商引资，也就是靠新增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完成分解下来的GDP增长指标。
根据张五常的观察，为了完成GDP考核，各地政府把承包合约引入到招商引资的做法，就和土地使用权的界定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张五常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制度的“重心所在”。虽然制度中的每一部分都不是新的，但组合的方法和形式，是创新而有效的。但是，这个增长目标层层承包的合约组合，在各地引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到1994年，这项制度才开始普遍推行。
他1997年到江苏昆山考察，发现地区间为了招商引资存在竞争；随后他注意到，2000年中国经济通缩结束，地区竞争的惊人活力爆发出来了；到2004年底，他梳理清楚了中国这项经济制度的运行密码。
县级行政区的经济权利如何奠定县际竞争格局？
说完了层层承包，我们再来看中国的行政区域。这个你肯定熟悉，从上到下共七层，分别是：中央、省级、地市、县级、镇、村、户，县级正好在中间，位列第四层。
有意思的是，张五常认为，这七层从上到下，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是以经济增长的承包合约串联起来的，各层级上下串连，下一层要对上一层负责，同时拥有发展自主权。
在经济改革展开之后，地区竞争，就在有同样增长目标的地区之间产生了。比如省级之间、地市之间，当然也包括县级之间。好了，重点马上来了。
张五常认为，各层级的行政区，经济权力越大，同层级地区间的竞争就越激烈；而负责GDP增长的主要经济权力，不在村，不在镇，也不在地市、省级，甚至不在中央，而是在县级手上。
这个结论听起来好像有点反常识，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觉得级别越高，权力越大。这就涉及当时一项重要的经济权利——土地使用权的归属。决定如何使用土地的权力，不是在中央和省级政府手上，而主要是在县一级。
那中央和省级政府管什么呢？张五常认为，它们主要管四件事：一是提供有关土地及其他经济政策的指导；二是有权更改地区的划分界线；三是有权决定地区干部的任免；四是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税收进行再分配。总之，就是并不直接决定如何使用土地。
张五常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很显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土地这个基础的生产要素，什么都发展不起来，路不能修，城市不能扩建，工厂和住房都没法建。
所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有一个关键指标，就是看各地区的土地，是否得到了最有效率的使用。无论是招商引资搞工业，还是财政投资建交通，只要土地使用得当，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就有保障。
更重要的是，通过地区之间在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方面的激烈竞争，最终不断推高土地价值，GDP想不增长都不行。看到这里，我觉得张五常这个经济学家，还真的是目光如炬，看问题入木三分。
县际竞争为何在各级行政区划中最为激烈？
那么，为什么县级行政区，会有最激烈的地区竞争呢？这既和县级机构在土地使用上的权力最大有关，这一点刚刚我们已经讲到，也和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有关，还和地方干部获得的激励有关。
先说分税制。
在1994年之前，各地征税后，按一定数额上缴中央财政。经济相对发达的省市，比如上海和广东，上缴最多，本地留下的税收并不多。所以，20世纪80年代深圳开发，90年代初浦东开发，广东和上海都没有太多的钱可以投入，也得到处招商引资。
但从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后，各地区可以有两项重要收入：
一是增值税分成。全国工业产品增值税统一为17%，各地从当地产生的工业产品增值税中可以分到四分之一，就是4.25%，张五常认为这非常关键，是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制度安排，各地招商引资有了动力。
二是卖地的收入。各地出租、出售土地给工厂或开发商而获得土地收入，当地可以留下75%，另外25%上交。这一下强烈刺激了各地大规模修改土地用途，大搞招商引资和房地产建设。
这两项收入，最终都和谁有权决定土地使用相挂钩。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权力恰恰在县一级。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有点像2000多家拥有土地的公司，在中国展开激烈的商业竞争。
再说官员激励。
各地负责招商引资的官员们，有一项非常实际的激励机制。只要外来投资落地，投资款入账，作出直接贡献的官员们，可以拿到相应的物质奖励。
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招商引资近乎狂热。比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各种商贸会、投资洽谈会，一切都是为了多招商引资，做大GDP，多卖地，多增加地方收入。
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把有影响力的投资者和企业招来，大家竞相压低招商地价，在税收方面进行优惠返还，目的都是为了让GDP增长。
这恰恰构成了中国各地、特别是县级行政区的商业和投资竞争，最终提高了资源使用和经济运行效率，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总结
好了，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
1.县级行政区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最出彩的部分。
2.各层级的行政区，经济权力越大，同层级地区间的竞争就越激烈。
3.县际竞争最激烈，既和县级机构有权使用土地有关，也和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以及地方干部的激励机制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