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仕元浮沉
第六章 初任高安丞
中进士后的第三年，我终于接到了吏部的任命——授江西瑞州路高安县丞，正八品。官阶不高，却是我踏入仕途的第一步。离家那日，母亲把我那件青布长衫翻出来，又缝了几处补丁，哽咽着说：“到了地方，别学那些贪官，也别太犟，免得吃亏。”父亲送我到村口，塞给我一卷《官箴》，只说了句：“记住‘为民’二字，比什么都强。”
从青田到高安，走了一个月。越往南，越觉民生凋敝——瑞州路沿途的稻田大多荒着，农户说“种了也是白种，税太重，还不如逃荒”。有个老农拉着我的马缰绳，浑浊的眼睛望着我：“先生是新来的县丞？求您发发慈悲，让官差别再抢粮了，再抢，我们真要吃人了！”我心里像被针扎，只能说：“我会尽力。”可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尽力”二字，在这乱世里有多难。
高安县衙是座旧宅，墙皮剥落，大堂上的“明镜高悬”匾额积着灰。县令姓王，是个蒙古人，据说靠花钱买的官，整日喝得醉醺醺，见了我这个汉人县丞，只挥挥手让我“自己看着办”。县吏们都是本地人，拉帮结派，见我年轻，又是外来的，眼神里多是轻视。
我没功夫理会这些。上任第三天，就有人击鼓鸣冤——是个叫张老栓的农户，说当地豪强陈德霸占了他家两亩水田，还打伤了他儿子。我带着两个衙役去查，陈德家高门大院，门口站着家丁，见了我竟不让进，说“我家老爷是州里通判的亲戚，县丞也敢来撒野？”
我让衙役推开家丁，径直走进院子。陈德正躺在摇椅上喝茶，见了我，慢悠悠地说：“刘县丞，这点小事也值得跑一趟？那田是张老栓自愿卖的，有契书。”他让人拿出契书，墨迹崭新，显然是伪造的。张老栓在一旁哭：“是他们逼着我按的手印！”
我盯着陈德：“契书是假的，人证在此，你若识相，把田还了，赔医药费，这事就算了。”陈德冷笑：“你一个八品小官，敢动我？信不信明天就让你滚出高安？”我没再理他，转身对衙役说：“把人带回县衙，查！”
回衙后，我连夜审案。陈德的家丁招了，说确实是主子让他们强占田地，伪造契书。我判陈德归还田地，杖责二十，赔偿张家医药费。判决下来，百姓们挤在衙门口看，有人小声说：“这新来的县丞，好像是个清官。”
可麻烦也跟着来了。没过几天，州里通判就派人来“问案”，说我“滥用职权，侮辱乡绅”，让我把案子翻过来。王县令醉醺醺地劝我：“刘县丞，陈德不好惹，算了吧。”我把卷宗拍在桌上：“明明是他犯法，我为何要翻案？”通判的人见我硬顶，撂下句“你等着”，气冲冲地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县吏们开始阳奉阴违。我让他们清查赋税，他们拖着不办；我让他们修补堤坝，他们虚报工价。陈德也没闲着，到处散播谣言，说我“收受贿赂，欺压良善”。有次我去乡下查灾，竟被几个蒙面人拦在半路，打了我一棍就跑——我知道是陈德干的，后背肿了半个月，疼得睡不着。
母亲托人捎信来，说家里担心我，让我“实在不行就回来”。我摸着后背的伤，看着窗外高安的雨，心里不是没有动摇。可想起张老栓给我送的那袋新米，想起百姓们偷偷塞给我的草药，又咬了咬牙——我若走了，他们指望谁？
一年后，我处理了另一件案子——县吏李三勾结粮商，在赈灾粮里掺沙土，害得灾民上吐下泻。我查实后，把李三打入大牢，粮商也罚了款，换了新粮发给灾民。这事又得罪了县衙里的一伙人，他们联合起来，给瑞州路总管写了封诬告信，说我“结党营私，意图不轨”。
总管是个老滑头，知道我没错，却也不想得罪地方势力，便把我叫到州府，打了顿官腔：“刘县丞，你是个好官，就是太刚了。官场不是非黑即白，得会变通。”他没撤我的职，却把我调去管儒学，名义上是“升了”，实则夺了我的实权。
那天从州府回来，高安的百姓在路边等着我，有人手里拿着鸡蛋，有人捧着布鞋，张老栓的儿子拄着拐杖，给我磕了个头：“刘先生，您别走……”我鼻子一酸，别过头，不敢看他们。
我终究还是离开了高安，去管那清冷的儒学。坐在空荡荡的学宫里，看着那些蒙尘的孔子像，忽然明白郑先生说的“刚易折”是什么意思。我以为只要凭着公理就能做事，却忘了这官场早被蛀空，公理在权力面前，轻得像张纸。
可我不后悔。至少，我让张老栓拿回了田地，让灾民吃上了干净的粮，让高安的百姓知道，这世上还有人肯为他们说句公道话。王翁曾说“劈柴要顺木纹”，可有些木头已经烂了，不顺木纹，难道就让它烂在那里？
在儒学的日子，我没闲着，把高安的案子写成册子，记下豪强的恶行，官吏的腐败，百姓的苦难。夜里读书，读到“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忽然笑了——我既没“不废”，也没“免于刑戮”，大概是自己太蠢，学不会“变通”。
但我心里那点火，还没灭。就像南田山里的火种，被雨浇了，看着灭了，可风一吹，又能燃起来。我知道，高安不是终点，这乱世的路，还得接着走，只是下一次，我要学聪明些——该藏的锋芒，得藏；该守的底线，不能让。
离开高安那年，我二十五岁。回头望了一眼那座旧县衙，忽然想起初来时的雄心壮志，像场青涩的梦。只是这梦里，有百姓的眼泪，有自己的伤痕，更有一点没被磨掉的锐气——这点锐气，或许会让我将来跌更重的跟头，但也或许，能让我在这乱世里，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第七章 辞官与漫游
从高安儒学卸任时，是元至元四年的春天。我没惊动任何人，大清早收拾了简单的行囊——几件旧衣，一捆书，还有那枚王翁给的箭头，悄悄离开了高安。走到城门口，却见张老栓带着十几个百姓等在那里，每人手里都提着东西：有新摘的菜，有缝好的布鞋，张老栓捧着一小袋米，哽咽着说：“刘先生，您是好人，这米您带着，路上能填肚子。”
我鼻子发酸，把米还给他：“大爷，我走了，你们多保重。若遇着不公，还得敢吭声。”百姓们跟着我走了老远，直到岔路口才停下，望着我背影挥手。我没回头，怕回头了，那点刚硬的性子就撑不住了。
回青田的路上，我绕道去了杭州，想再见见郑复初先生。可到了府学，才知先生已病逝一年了。他的学生说，先生临终前还念叨着“天下要乱了，可惜刘基那孩子太刚”。站在先生的旧书房里，看着他批注的《资治通鉴》，墨迹还新，人却不在了，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世上懂我的人，又少了一个。
回到南田，父亲见我回来，没多问，只说：“回来就好，先歇歇。”母亲给我做了爱吃的笋干烧肉，絮絮叨叨问我在外的日子，我捡些轻松的话说，没提高安的委屈，怕她担心。在家住了半年，每日帮着种地，看书，陪王翁在后山散步。王翁见我话少了，拍着我的肩说：“山里的竹子，被雪压弯了，开春还能直起来。”
可我心里那股劲，总觉得没处使。看着南田山外的世道越来越乱——红巾军在颍州起义的消息传了进来，说他们头裹红巾，喊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已经打下了好几个州府；元廷派去镇压的军队，却在半路抢百姓，比红巾军还凶。我坐不住了，对父亲说：“我想出去走走，看看这天下到底乱成了什么样。”
父亲点头：“也好，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只是记住，别轻易卷进纷争里。”
我开始了江南漫游。从浙东到苏南，从皖南到赣北，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在苏州，我见盐商们勾结官吏，把官盐倒卖成私盐，价钱翻了十倍，百姓买不起盐，只能吃淡饭；在芜湖，码头的脚夫们扛着货物，汗流浃背，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工头拿着鞭子抽，说“不干就饿死”；在徽州，看见祠堂被改成了粮仓，里面堆满了官粮，外面却有流民饿死在墙角，官府视而不见。
有天在杭州街头，见一个小贩在卖柑子。正是寒冬，柑子却金灿灿的，看着饱满诱人。我买了一个，剥开一看，里面的瓤却干得像棉絮，根本不能吃。我质问小贩：“你这柑子，外面好看，里面烂了，怎么骗人？”
小贩却笑了，笑得有些无奈：“先生，我这柑子算什么？你看这城里的官，一个个穿得光鲜，说得多好听，可他们做的事，比我这烂柑子还糟——搜刮百姓，贪赃枉法，哪样不干？他们能‘金玉其外’，我这柑子就不能？”
我愣住了。小贩的话像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回到住处，我彻夜未眠，提笔写下《卖柑者言》，开头就说“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写着写着，眼泪掉在了纸上——这哪里是写柑子，是写这世道啊！那些坐高堂、骑大马的官，不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吗？
漫游途中，我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人：有不满元廷、在山里组织义兵的书生；有曾是元朝将领、因看不惯屠城而弃官的老兵；有给红巾军送信的货郎，说他们“杀官分粮，对百姓还行”。我不轻易表态，只听，只看，只记。有次在客栈，听见两个元兵议论，说“汉人太多，不如杀一半，天下就太平了”，我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肉里——这就是我曾效力的朝廷，视汉人为草芥。
思想渐渐变了。从前总觉得“科举入仕，方能救国”，可见过了太多贪官污吏，才明白：这棵树的根已经烂了，光换几片叶子，没用。郑先生说“经世致用”，可“用”在哪里？若朝廷不给你“用”的机会，难道就看着它烂下去？
在婺州（今金华），我偶然得到一本孤本《奇门遁甲》，是汉代的注本，里面不仅有术数，还有行军布阵、观天象测吉凶的法子。我如获至宝，白天赶路，夜里就着油灯研读，渐渐明白赵先生说的“术数能测吉凶，却改不了人心”——术是工具，关键在人怎么用。
我还开始钻研兵法，把《孙子》《吴子》里的道理，和路上看到的地形、战事联系起来想：若红巾军来攻婺州，该怎么守？若元军来镇压，该怎么退？有时走着路，看见山势险要，就停下来画草图，想象军队怎么进退，百姓怎么转移。王翁教我的那些劈柴、看路的道理，忽然和兵法通了——原来世间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漫游了三年，我回到南田。头发长了，皮肤黑了，性子却沉稳了许多。父亲见我案头多了些兵法、天文的书，没问，只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家里有我。”
那年我三十岁。站在南田山顶，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忽然觉得，高安的挫败不是结束，是开始。我不再执着于“通过朝廷做事”，也明白了“刚易折”不是要学圆滑，是要学藏锋——像山里的泉水，遇石则绕，却始终朝着低处流，因为低处有百姓，有需要滋润的土地。
夜里，我把漫游的见闻整理成《感时述事》诗，写“民人籍征戍，悉为弓矢徒。良田弃不治，官府犹催租”，写“盗贼官不捕，民穷反遭诛”。写完读了一遍，觉得心里痛快了些，像把堵在胸口的气吐了出来。
王翁走进来，见我在写诗，笑着说：“小少爷，现在知道‘刀剑说话’和‘书本说话’，怎么配合了？”我点头：“知道了。该用书本讲道理时，就写；该用刀剑护百姓时，就拔剑。”
他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是柄小匕首，鞘是牛角做的，磨得发亮：“这是我当年抗元时用的，送你。记住，刀要快，心要稳。”
我接过匕首，沉甸甸的。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奇门遁甲》的书页上，像撒了层霜。我知道，平静的日子不多了，红巾军的火已经烧起来，元廷的大厦摇摇欲坠，而我，这只从南田山飞出去又回来的鸟，该磨亮翅膀，准备再次起飞了——只是这一次，我要朝着能让百姓安稳的方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
第八章 再入宦海
元至正八年（1348年）的秋天，南田山的枫叶红得像火。我正在后山帮父亲劈柴，忽闻山下有人喊我的名字——是县衙的差役，说江浙行省派人来了，在村口等着见我。
我心里咯噔一下，擦了擦手往山下走。来的是行省儒学提举司的吏员，穿着体面的绸缎袍子，见了我拱手道：“刘先生，久仰大名！行省听闻先生博学，特举荐您为江浙儒学副提举，掌管儒学事务，还望先生屈就。”
儒学副提举，从七品，比高安丞高了一级，管的是江浙一带的学堂、科举、祭祀，算是回到了“文治”的路子上。我愣住了——这几年我避世南田，从未与官场往来，怎么会突然有举荐？吏员笑着说：“是前瑞州路总管叶大人举荐的，他说先生在高安‘刚正不阿，有古儒之风’，如今江浙儒学废弛，正需先生这样的人整顿。”
叶大人，就是当年在乡试时赠我《资治通鉴》的主考官。我心里五味杂陈——离开高安时，我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踏入官场，可如今机会来了，还是管儒学，这正是郑先生说的“经世致用”的机会啊。
回家与父亲商议，他沉吟半晌：“儒学是教化之地，若能让学子们明是非、知廉耻，也是好事。只是……如今朝政混乱，你若再想‘整顿’，怕是比在高安更难。”王翁在一旁插嘴：“就像田里的草，根没除，光剪叶子，过几天又长出来了。”
我想了一夜。想起漫游时见的那些失学孩童，想起杭州府学里蒙尘的典籍，想起郑先生“经世致用”的教诲——或许，儒学真能成为一点星火？哪怕只能照亮几个学子，也算没白读那些书。
“我去。”第二天，我对吏员说。
赴任地在杭州，还是当年求学的府城。江浙儒学提举司设在西湖边的旧书院里，比高安的县衙体面，同僚多是江浙一带的文人，表面上客客气气，背地里却各有盘算。提举是个蒙古人，名叫帖木儿，对儒学一窍不通，每日只知喝酒打猎，把事务全推给我和几个副提举。
我倒乐得清闲，专心整顿儒学：重修破败的学堂，修补虫蛀的典籍，考核各地的学官，把那些只会搜刮学费、不懂教书的劣绅撤了职。有个绍兴的学官，仗着是行省平章的亲戚，霸占学堂的田产，还让学子给他送礼，我查实后，直接上奏行省，要求罢免他。
同僚们劝我：“刘副提举，何必呢？大家都是混口饭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我摇头：“儒学是圣地，若连这里都藏污纳垢，天下还有干净地方吗？”
奏疏递上去，却石沉大海。帖木儿找我谈话，醉醺醺地说：“刘基啊，那学官是平章的人，你动他，就是打平章的脸。听我的，这事算了，我给你补个空缺，多领些俸禄。”
我看着他油光满面的脸，忽然想起高安的王县令。一样的昏聩，一样的“变通”，只是换了个地方，换了身官服。我说：“俸禄我不要，学官必须罢。”帖木儿脸一沉：“你这是不给我面子？”
没过几天，报应来了。有人弹劾我“滥用职权，排挤同僚”，说我撤换学官是“结党营私”。行省不问青红皂白，把我的奏疏驳回，还斥责我“小题大做，有失儒者风度”。那绍兴学官更是嚣张，派人送来帖子，说要“请我喝茶”，字里行间全是威胁。
我把帖子撕了，坐在空荡荡的学宫里，看着郑先生当年坐过的椅子，忽然觉得疲惫。高安的教训还不够吗？我以为儒学是块干净地，却忘了它早被官场的污泥浸透了。教化？当学官们把学堂当摇钱树，当学子们把科举当升官的梯子，再深的学问，也救不了这世道。
我递上辞呈，理由是“身染疾病，需归乡调养”。行省巴不得我走，立刻准了。离开杭州那天，天阴沉沉的，我没告诉任何人，只带着那本《奇门遁甲》和几件换洗衣物，雇了辆马车往南田去。路过西湖，看见红巾军起义的告示贴在城墙上，说“红巾军已破衢州，不杀百姓，只杀官”，看告示的百姓里，有人偷偷叫好。
回到南田，我把自己关在“郁离精舍”——那是我在屋后竹林里盖的小茅舍，取“郁然离披，万物有条理”之意。每日除了吃饭，就在精舍里读书、写作，不再关心外面的纷争。王翁见我闭门不出，送来一壶酒：“想不通就喝两杯，别憋坏了。”
喝着酒，我忽然想写点什么。不写策论，不写诗词，就写些寓言故事，把这些年的见闻、感慨，都藏在故事里。我写“楚有养狙者”——狙公养了一群猴子，每天分给它们栗子，后来狙公要减少栗子，猴子们就反抗，杀了狙公，自己找栗子吃。写完觉得心里痛快，这不就是元朝和百姓的关系吗？统治者把百姓当猴子耍，可猴子总有醒过来的一天。
我又写“卖柑者言”的续篇，写“有富人藏金玉满堂，却见邻人饿死不救，夜里金玉化成毒蛇，咬死了富人”；写“北方有巨树，根已烂，枝叶却茂，一阵大风就吹倒了”。一篇篇写下去，精舍的案头堆起了厚厚的稿纸，我给这册子取名《郁离子》——郁离者，离忧也，希望读它的人，能从忧乱中看出条理，找到出路。
父亲偶尔来看我，翻几篇《郁离子》，叹道：“这些故事，太锋利了。”我笑：“藏在故事里，总比直说安全。”其实我知道，这些文字就像箭，射向的是那腐朽的世道，哪怕只能划破一点皮，也算没白写。
这期间，红巾军的势力越来越大，徐寿辉在蕲水称帝，郭子兴在濠州起义，朱元璋就在那时投奔了郭子兴——这些消息断断续续传到南田，我听着，不悲不喜。就像看一场早就预料到的山火，该烧的，终究会烧起来。
有次方国珍派人来征召我。方国珍是浙东的海盗头子，后来受了元廷招安，成了割据势力，听说我在南田著书，想请我去做他的谋士。来的人说：“方公说了，先生若去，封您为参军，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我指着窗外的竹子：“你看这竹子，生在南田就扎根南田，若移到别处，活不了。我刘基，只做南田的百姓，不做割据的谋士。”来人悻悻而去，我知道，这会得罪方国珍，但我不在乎——我已经看透了，这些割据势力，和元廷没两样，都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哪管百姓死活？
在郁离精舍的五年，是我最平静的日子。《郁离子》渐渐写成，有十八卷，一百九十五篇。我把它藏在樟木箱里，没打算传出去，只当是给自己的交代。每日清晨听竹声，黄昏看山雾，忽然明白赵先生说的“藏锋”不是懦弱，是积蓄力量——就像竹子在土里扎根，默默生长，等春风来，就能拔节而上。
只是我没想到，这春风来得那么快，也那么猛。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的军队打到了浙东，胡大海攻下婺州，离南田越来越近。有一天，一个穿着粗布战袍的年轻人来到南田，说是胡大海派来的，递上一封书信，信上是朱元璋的亲笔：“久闻先生贤名，天下大乱，苍生涂炭，愿先生出山，共安天下。”
我握着信，站在郁离精舍的窗前，看着外面的竹林。阳光穿过竹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这些年避世的平静，忽然被这封信打破了。
去，还是不去？
王翁走进来，见我握着信发呆，笑着说：“小少爷，竹子扎根再深，也得往上长啊。你写了那么多‘离忧’的故事，现在机会来了，要不要自己去试试‘离忧’？”
我看着信上“共安天下”四个字，想起高安的张老栓，想起杭州街头的流民，想起《郁离子》里那些盼着出路的“猴子”“狙公”。心里那点早就埋下的火，忽然被风吹得旺了起来。
或许，是时候了。
那年我四十七岁。在郁离精舍藏了五年的锋芒，该出鞘了。只是这一次，我不再是为了元廷，不再是为了功名，是为了那些在乱世里挣扎的百姓，为了自己写在《郁离子》里的“万物有条理”。
我把《郁离子》的手稿仔细收好，对送信的年轻人说：“请回禀朱公，刘基，愿往。”
第九章 经略浙东
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的冬天，浙东的海风带着咸腥味，刮得人脸上生疼。我正在郁离精舍整理《郁离子》的手稿，忽然听到村口传来马蹄声——是元廷的驿卒，带着行省的公文，径直闯进了我家。
“刘先生，恭喜！”驿卒高举公文，语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朝廷起用您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即刻赴绍兴任职，负责招安方国珍！”
方国珍——这个名字像根刺，扎在浙东百姓的心里。他本是台州的盐贩，因杀了催税的官差，聚众入海为盗，后来时而降元，时而反元，盘踞浙东沿海，抢官府也抢百姓，是块软硬不吃的滚刀肉。元廷几次征剿都失败了，如今竟想让我去招安？
我看着公文上“钦命”二字，心里冷笑。这哪是“起用”，分明是甩包袱——方国珍难招安，谁去谁倒霉，行省的官员们怕担责，便想起我这个“刚正”的名声，把我推出去当挡箭牌。
父亲叹了口气：“不去，怕是不行。他们能以‘抗旨’治你的罪，还会连累南田的乡亲。”王翁攥紧了拳头：“就像被逼着去抱一条毒蛇，不抱要被砍头，抱了可能被咬死。”
我知道父亲说得对。元廷虽腐朽，却还握着生杀大权，我若抗命，南田山怕是要遭难。“我去。”我对驿卒说，“但有个条件，招安期间，元军不得骚扰浙东百姓，否则我即刻辞任。”驿卒不耐烦地答应了。
赴绍兴途中，我一路所见，比漫游时更惨。方国珍的船队在沿海劫掠，元军在陆上搜刮，百姓们躲在山里，吃树皮草根，见了穿官服的就跑。到了元帅府，主帅石抹宜孙是个女真族人，倒还有些见识，见了我便说：“方国珍反复无常，硬剿不行，招安也难，先生有何良策？”
“招安可以，但必须立规矩。”我提出三条：一，方国珍需解散大部分部众，只留少量护卫；二，交出沿海据点，不得再劫掠；三，朝廷赐他官职，但需听地方官府节制。石抹宜孙点头：“就依先生。”
我亲自写了招安书，措辞严厉却留有余地，派人送给方国珍。没想到，方国珍竟很快回信，说愿意招安，还派他弟弟方国瑛来绍兴谈判。我以为事情有转机，特意备了宴席，却见方国瑛带了上百名护卫，个个佩刀，态度嚣张，开口就要“授参政之职，统辖台、温、庆元三路”，否则免谈。
“你兄长是海盗出身，朝廷能免他死罪，已是天恩，还敢要官要地？”我拍案而起，“回去告诉方国珍，要么按我的条件来，要么等着元军进剿，鱼死网破！”
方国瑛被我唬住了，悻悻而去。石抹宜孙赞我“有胆识”，我却知道，方国珍不会善罢甘休。果然，没过几天，探马来报，方国珍的船队又在温州沿海劫掠，还杀了元朝的巡检官。
“这是试探我们的底线。”我对石抹宜孙说，“必须强硬回击，不然他会得寸进尺。”我亲自拟定战术：派小股船队佯攻，引方国珍主力出动，再以重兵伏击。石抹宜孙依计行事，果然大败方国珍，缴获了十几艘船。
方国珍慌了，再次派人来谈，答应接受条件。我以为这事能成，却没料到，朝廷里的贪官早已被方国珍买通。行省平章政事帖里帖木儿收了方国珍的黄金，竟上奏朝廷，说我“故意激化矛盾，想趁机揽权”，还说“方国珍愿降，皆因朝廷恩德，与刘基无关”。
圣旨很快下来，斥责我“处置失当”，罢去我的都事之职，改任处州路总管府判，且“羁管绍兴”——名义上是调任，实则是软禁，不准我离开绍兴半步。
石抹宜孙为我抱不平，我却笑了：“意料之中。在高安，我以为公理能胜过权势；在杭州，我以为教化能改变腐朽；到了这里，才彻底明白，这朝廷早已烂到根，救不了了。”
羁管绍兴的日子，比在郁离精舍更压抑。我被安置在一间旧宅里，门口有兵卒看守，像个自由的囚徒。每日无事，便在宅院里种菜，读《周易》，偶尔写几首诗，发泄心里的愤懑：“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古来英雄士，各已归山河。”
有天，一个老卒偷偷告诉我，行省的官员正在商量，要给我扣上“通匪”的罪名，把我押送大都问斩——因为我招安方国珍时，没给他们送礼，还挡了他们的财路。我心里一凛，知道不能再等了。
夜里，我换上百姓的衣服，在王翁派来的同乡帮助下，翻墙逃出旧宅，一路向南，躲进了青田的深山里。追兵在后面搜了几日，没找到我，渐渐作罢。
回到南田，我已是惊弓之鸟。这一次，我是真的对元廷死了心。所谓“招安”，不过是贪官们敛财的幌子；所谓“朝廷”，早已成了吞噬忠良的虎口。我在郁离精舍的墙上写下“元亡不远矣”五个字，笔迹潦草，却带着决绝。
石抹宜孙后来派人送来书信，说他被调往处州，抵御红巾军，劝我“暂避锋芒，以待天时”。我回信祝他保重，却再没提“效力朝廷”的话。
在南田隐居的日子，我开始密切关注各路反元势力。听说郭子兴在濠州病逝，他的义子朱元璋接管了部众，军纪严明，不抢百姓，还重用读书人；听说陈友谅杀了徐寿辉，自立为帝，骄横残暴；听说张士诚在苏州称王，贪图享乐，不思进取。
我在地图上标出他们的势力范围，像推演兵法一样分析：陈友谅最强，但失民心；张士诚最富，但无远谋；朱元璋最弱，却在浙西站稳脚跟，且“得士心”。赵先生教我的“观云”之术，此刻有了用场——天下这团乱云里，朱元璋那朵，看似不起眼，却带着“龙气”。
王翁见我对着地图出神，笑着说：“小少爷，当年让你去括苍山问道，就是让你学会看‘云’。现在云聚云散，该选一朵跟着走了吧？”
我没回答，却想起《郁离子》里的一句话：“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天下将乱，非一人所能定。”但总要有人去试，去撑，去为百姓找一条出路。
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的军队攻下了婺州，离南田只有百里。他派胡大海留守婺州，胡大海听说我在南田，便派了个叫孙炎的谋士来见我。孙炎是个直爽人，见面就说：“朱公说，先生若肯出山，他愿像汉高祖待张良那样待您。若不肯，我就在南田住下，直到您答应为止。”
我看着孙炎真诚的眼睛，想起高安的百姓，想起绍兴的囚居，想起《郁离子》里那些盼着“离忧”的故事。心里那扇紧闭了多年的门，终于被推开了一条缝。
“再让我想想。”我说。
孙炎没逼我，只在南田住了下来，每日和我谈天下大势，说朱元璋如何“每到一地，先问民生，再问军备”，如何“见了儒士，必躬身行礼”。他还带来一本朱元璋的诗稿，其中有句“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虽粗犷，却带着一股豁出去的狠劲，和元廷的腐朽截然不同。
半个月后，我对孙炎说：“请回禀朱公，我愿随你去婺州。”
临行前，我去了郁离精舍，把《郁离子》的手稿交给妻子：“若我此去不回，就把它传下去，让后人知道，这乱世里，曾有人盼过清明。”父亲拍着我的肩：“去吧，记住，你不是去为朱元璋做官，是去为天下百姓做事。”王翁把那柄小匕首塞给我：“山高水远，保重。”
走出南田山的那一刻，我回头望了一眼云雾缭绕的家乡。四十七年了，从少年求学，到仕元浮沉，再到隐居著书，绕了一大圈，终究还是要踏入这乱世的洪流。
只是这一次，我不再是孤身一人。我带着南田的山风，带着《郁离子》的理想，带着百姓的期盼，走向那个或许能让“万物有条理”的未来。
前路如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刀已出鞘，就不会再轻易收回。
第十章 青田隐居
躲回青田深山的那一年，我四十二岁。山外的世界正烧得通红——红巾军分了好几支，徐寿辉在武昌称帝，郭子兴在濠州站稳了脚，张士诚占了苏州，方国珍还在浙东沿海打游击，元军像头困兽，东扑西撞，却挡不住燎原的火势。
我在南田山结了间新庐，比郁离精舍更偏，藏在瀑布后面的竹林里，门口挂着块“观变”的木牌。表面上，我是不问世事的隐士，每日披着蓑衣去田里看稻，带着孙子在溪边钓鱼，见了乡邻只说“老了，折腾不动了”。可夜里，我总在灯下铺开地图，对着那些用朱砂标出的城池发呆。
消息是怎么来的？乡邻中有去温州做买卖的，带回沿海的传闻；石抹宜孙从处州派人送来密信，说元军节节败退；甚至有个曾被我救过的流民，当了朱元璋的兵，偷偷托人带信，说“朱公军纪严，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见了读书人就请教”。这些碎片拼起来，渐渐成了一幅乱世的图谱。
我最关心的，是三路群雄：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
陈友谅是个狠角色，渔民出身，投奔徐寿辉后，杀主夺权，在江州称汉王，战船满江，气势最盛。可听去过江州的商人说，他“性刚愎，听不进劝，打了胜仗就杀降卒，败了就斩谋士”，手下将士多是怕他而非敬他。我在地图上圈出江州，写下“猛而无谋，可智取”。
张士诚占了苏南浙西，最富庶的地方，却成了他的包袱。听说他“极好享乐，修宫殿，选美女，手下将领多是盐商出身，只知敛财”，当年他降元又反元，如今龟缩在苏州，只求自保。我在平江（今苏州）的位置画了个圈，注“富而怯战，不足惧”。
最难捉摸的是朱元璋。他出身佃农，当过和尚，投了郭子兴后，靠着战功一步步起来，如今占了应天，却名声最小。可送来的消息都在说他“不一样”：打下婺州，不抢粮仓，开仓放粮；见了老儒范祖干，亲自扶他上坐，请教治世之道；手下将领如徐达、常遇春，虽勇猛却听号令，不像陈友谅的部下互相猜忌。有次我问那送信的流民：“朱公待你们如何？”他说：“朱公说‘弟兄们跟着我，不是为了挨冻受饿’，打了胜仗，缴获的东西多分给出力的，自己只留些文书账簿。”
我在应天的位置画了个勾。这个勾，画了三年。
这三年里，方国珍没少来烦我。他派使者来，带着黄金、绸缎，说“先生若肯辅佐我，浙东六郡任你管”；见我不应，又来硬的，派兵围了南田山，说“再不出来，就烧了你的茅庐”。我让乡邻传话：“我刘基是南田的百姓，死也死在山里，绝不做割据的帮凶。”方国珍终究没敢动手——他知道，浙东百姓敬我，烧了我的茅庐，就是得罪整个浙东。
有次，使者带着方国珍的亲笔信，信里说“如今群雄并起，谁能成王还未可知，先生何苦守着青田这方寸地？”我把信烧了，对使者说：“你家主公只知抢地盘，却不知地盘是百姓的。百姓就像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他若不改，将来败得比谁都快。”
隐居的日子，我没闲着。把《孙子兵法》和这些年的见闻结合起来，写了本《百战奇略》，分析各种战况的应对之法；又跟着老农学看天，把天象和战事联系起来——不是迷信，是总结规律，比如“冬雷响，兵戈起”，其实是说气候异常时，百姓易反，战事多发。
妻子常笑我：“都说是隐居，你比在官场还忙。”我指着窗外的稻田：“你看这稻子，春天不扎根，秋天能结果吗？现在多看看，多想想，将来真要用到了，才不会手忙脚乱。”
最让我心惊的，是元廷的倒行逆施。1359年，朝廷为了筹军饷，竟“开科取士”，却明码标价——中进士者需捐粮百石，否则不准做官。消息传到南田，乡邻们都骂“这哪是取士，是卖官！”我想起自己当年中进士的不易，忽然觉得，这朝廷连最后一点遮羞布都扯掉了，不亡才怪。
那年冬天，石抹宜孙在处州战死，元军溃败。他的部将逃到南田，哭着对我说：“元帅死前还念着先生，说‘若刘先生在，或许能守住处州’。”我望着处州的方向，沉默了很久。石抹宜孙是个忠臣，却生错了时代，跟着腐朽的朝廷，再能打也没用。
也就在这年冬天，朱元璋的势力悄悄伸到了浙东。他派胡大海攻婺州，打下后，胡大海贴出告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百姓起初怕，见士兵真的秋毫无犯，渐渐敢出来做生意了。有个从婺州回来的乡邻说：“朱公的兵，买东西给钱，见了老人还扶着走，比元军强百倍。”
我知道，时候近了。
1360年春，第一封来自应天的信到了。不是朱元璋亲笔，是他的谋士李善长写的，言辞恳切，说“天下大乱，非先生不能安，愿先生不弃鄙贱，共襄盛举”。我把信放在案头，没回信——我想看看，朱元璋的诚意有多少。
没过三个月，第二封信来了。这次是朱元璋亲笔，字不算好，却有力道：“元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我本淮西一布衣，见百姓受苦，不忍坐视，然智浅德薄，常恐有误。闻先生怀经天纬地之才，隐于青田，如卧龙在渊。若肯出山，我当以师礼待之，共救生民于水火。”
信末附了句：“先生若不信，可问婺州百姓，我朱元璋是否言而有信。”
我拿着信，走到瀑布边。水花溅在脸上，冰凉刺骨，却让我脑子更清醒。这些年看的、听的、想的，都在这一刻汇到一起——陈友谅是虎，张士诚是猪，元廷是朽木，而朱元璋，或许真是那个能让“万物有条理”的人。
妻子走来，见我握着信，轻声问：“要走了？”
“嗯。”
“此去应天，路途远，人心险，你……”
“我知道。”我打断她，指着田里的稻子，“你看它们，春天不往上长，难道要烂在土里？我写了一辈子‘离忧’，如今有机会去做，怎能不去？”
她没再劝，转身去收拾行囊，把那件青布长衫叠得整整齐齐，又把王翁给的匕首塞进去：“带着，路上防身。”
出发前，我去了郁离精舍，对着那本《郁离子》拜了三拜。这书里的道理，该去试试能不能成真了。乡邻们来送我，张老栓的儿子——当年在高安被打伤的那个，如今已是壮年，非要跟着我去：“先生去哪，我就去哪，给您牵马也行。”我笑着应了。
走出南田山那天，天很蓝，瀑布的水在阳光下闪着光。我回头望了一眼，心里默念：“等我回来时，定要让这里的百姓，再也不用躲在山里。”
前路漫漫，应天的方向，云气蒸腾，像有龙在潜渊。我知道，这一去，再也不是那个青田隐居的隐士了。从今天起，我是刘基，要去应天，见那个或许能让天下安定的人。
马蹄声敲在山路上，笃笃作响，像在为这乱世，敲开一道新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