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末，一个夏日的午后，我从小城郊区醒来，走出病房一样的卧室。我已经病了好几年，药成了我的粮食，却没能好好安抚我的身体，我只能自暴自弃，任它们散落在书桌上。走进街道，香樟树满眼青翠，水汪汪的。新华路逼仄、寂静，店铺疏落、寂寥，弥漫着雨后残阳的调子。

这个内陆小城，因为偏在一隅，没能与时俱进，便形同理想主义盛行的八十年代，读书的多，卖书的自然也多，除了新华书店，还有旧书店、书报亭和流动书摊。傍晚，阳光清淡下来，便出来几个卖书的，推了一板车旧书，徐徐地走在树影下，找个宽绰的地方，停住了，四边乘凉的人围过来，指尖滑过书脊，各取了一本去看，站着的，蹲着的，天一擦黑，路灯照下来，都成了剪影，旧画报暖黄的一角，边沿摩出了茸毛，如酣梦时的呼吸。我也身在其中，有人跟我讨论国际形势，有人向我弘扬佛法奥义。那时，我还是一个高中生，信仰爱情，热爱诗歌。新华书店右首有个书报亭，靠山墙搭个棚子，棚子门口支个台子，卖报纸，也卖诗刊，《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潮》《诗林》，全都有。摊主是个麻子，尖下巴，黑且瘦，袖子晃荡，眼神淡漠，看着安静、亲切，这么多年，总不见老。每次见了我，他都默不作声，只抽出新到的诗刊，一一摆在我面前。我从不订阅，也不急着买，我要站在一旁，一页一页、一本一本地看。麻子不看我，也不催我，只自顾自整理报纸。

纸上也有清风，更而况站在夏日浓荫里，便觉得一身清凉。读完一本，我伸手去拿另一本，一只黑手和我碰到一起。目光相对，我惊道：“嗬，是你啊，甚个时候来的？”他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说：“有一会了。”我和他，一前一后，来了就看诗，竟都没发现对方。麻子抽了一本，递给他。他是我同班同学。我热爱诗歌，热爱文学，这已是广大师生达成的共识。而诗歌于他，却是秘而不宣，甚至是羞于示人的，确切地说，他是被集体忽略了，大家都视他为混混，而混混，自然是和诗歌水火不容的。

那几年，我跟几个混混保持了不错的友谊，他们都是我同班同学。其中有个白生生的大胖子，一个诗歌爱好者、三级片收藏家，曾因聚众欣赏黄色录像，被薅起来管教了一天。一次，我跟几个同学去他租住的房子，他就给我们讲解格斗技巧，普及三级片知识。我最感兴趣的，不是什么格斗和三级片，而是这么一个恶棍怎么也爱上诗了呢，又是怎么爱上诗的呢。我有个恶习，谁要是爱诗，纵使他恶贯满盈，我也会引为同道之人。我曾经一狠心，送他一套全年的《星星诗刊》，他显出惶惶不安的样子，向我郑重宣誓：“我一定看，好好看，不然对不起你。”我满怀感激地仰望着他，仿佛我刚刚成功感化了一个误入歧途的恶棍。读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看到柯西莫只是通过朗读小说，就成功感化了一个臭名昭著、身陷牢狱的强盗，我便会油然想起那个白生生的大胖子。在老街散步，他问我：“如果给你一百万，你还写不写诗？”我说：“写，凭甚个不写！”我坚信，这是我的心声，也是我的信仰，如同我坚信所有的美女都是理想人格的化身，可以召唤天下所有的男人直达天庭（请原谅，我必须保留这个逻辑漏洞）。他哈哈大笑，算是对我的回答表了态。也许是因为他始终没能兑现那一百万，而我始终也没能挣到那一百万，所以我至今还在读诗，写诗，并自以为还会继续读下去，写下去。毕业后，我们断了音信。五六年前，我走出一家早餐店，意外地接到他的电话，他问：“还好吧？”我说：“还活着。”他邀我去北京。他现在混迹于帝都，做药品生意，据说已然身价不菲。我说：“我没钱，没车，也没时间。”他说：“你请个假，我去接你。”我有点动心。听说，大凡写作者、艺术家，只有到北京混一圈，才能混出一身老气横秋的气度，我身边就不乏其人。我没有接他的话，转而问：“那套《星星诗刊》还在吗？”他沉默一会，说：“应该还在老家吧。”应该还在老家，只能还在老家，老家当年有几个热爱诗歌的混混。

这几个混混把旷课时间和课余时间奉献给了三项事业：打架、恋爱和诗歌。我上课、读诗的时候，他们却在打架，理由繁多，为争夺情人，为兄弟义气，为保护同学，为任何场合的小摩擦，更多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需要借着酒劲，抡着膀子、捡块石头就能干起来。任何触手可及的东西都会成为凶器，而他们向我展示的凶器竟然和诗歌一样光洁耀眼。我没有亲眼见过他们打架，他们打架时也从不叫我，只在打完架后极尽能事，向我尽情铺陈和渲染。我一面鄙弃他们的野蛮和鲁莽，一面深深迷恋于他们的历险叙事。我承认，我也迷恋自己身上偶尔爆发出来的血气。我在《青春期的凶器》里写过：“在我乏善可陈的青春期，我只参加过一次斗殴。”那次，我挺身而出，保护了同班女生（哦，我早已记不得她的长相，甚至记不得她的名字），却没能给我带来任何荣耀，更没能为我赢得爱情余光的一瞥，反而让我深感耻辱，因为，经痞子的同学（还是一名女生！）出面调解，我不得不向痞子奉献了两包红梅牌香烟。诗歌与暴力，一虚一实，一静一动，一灵一肉，一正一邪，却都饱含着原始、野性和青春的力量。我以为，诗歌可以激发内心的狂想，也可以抚平内心的狂躁。而在他们青春的血肉和精魂中，诗歌和暴力竟然并存一体，两不相碍，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平衡和协调的。他们从来不在我面前读诗，而每次聚谈时，他们却和我一样精通诗歌掌故。难道他们白天听命于暴力，而把神圣的夜晚奉献给了诗歌？的确，诗歌不是革命暴动，不是请客吃饭，是应该一个人静静去读的。所以，我一次次鄙弃他们，又一次次原谅他们，接纳他们，因为，只有我知道，他们不仅仅是混混，他们也热爱诗歌，或者说，我热爱他们，仅仅因为他们也热爱诗歌。他们是怎么爱上诗歌的？他们又“凭什么”爱上诗歌呢？这我可不知道。跟他们在一起，我承受了一些异样的目光。大家担心我会被他们同化，变成一个虚伪阴险的雅痞。实际上，我们谁也没被对方同化，我们深知彼此的界限，从不干涉对方内政，而只在各自的疆域撒野或撒欢。他们打架打累了，就会安静下来，就会听我讲诗，讲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出没于校园的游吟诗人，讲海子在夜晚的德令哈想念让他心碎的姐姐，讲荷尔德林穿过黑夜的大地徒步到了另一个国度。

我和混混们也有集体行动——旷课。我只旷数学课，他们却什么课都旷。旷课时，他们空着手，我夹着书。出了校园，先是一群人，推推搡搡，吵吵嚷嚷。走着走着，我就落在他们后面，去了别处。我有我秘密的圣地，在绵长的河岸、横绝的山顶，在废弃的砖窑、轰响的采石场，在黄灿灿的油菜地、山坡一片桃树林。在那些地方，我有我秘密的仪式，我坐在变换的光影中看天，打量身边的草木和乱石，邂逅穿花衣裳的蛇，背诵古老的诗歌，缅怀还没有莅临的爱情（请原谅，我又得保留这个逻辑漏洞了）。我偶尔能看见他们身影跳动，听见他们纵声谈笑。他们好奇我去了哪里，是不是跑去幽会了，我笑而不答，莫测高深的样子。他们有时跟踪我，或趴在没膝的草丛里，或躲在腰粗的树干后，我听见窸窣的响动，就回过身去，冲他们一挥手，大吼一声：“滚蛋！”他们立刻像撒尿一样，哗哗地远去了。这很好，跑远了，把学校、女生和仇人都抛弃了，就不用到处惹是生非了。

整个下午，我们就站在书摊的树荫下，不说话，只看诗。天色向晚，我们放下诗刊，互相看了一眼，意犹未尽、有话要说的样子。我请他去我家。进我的书房兼卧室，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说着理想和爱情。我说：“毕业以后，我要去青海，看看青海湖。我想看看海子的德令哈，夜色下的戈壁，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我想看看昌耀行走、歌唱过的大西部。我要写两本书，一本是给家乡的草木重新命名；还有一本叫《幻象》，写但丁、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残雪和海子。”他说：“好，我们一阵去。”我说：“行。”当时，海子已经死了十年，再过六七个月，昌耀就会从病房纵身跳下去，而我的病还要继续跟我缠绵好几年。他说，他想开一家书店，卖诗集、诗刊，还卖人文社科一类的书。我说：“会倒的，新华路上已经倒了好几家。”他说：“我有办法，设个茶座跟阅览室，全都免费，想看什么看什么，想看多长时间看多长时间，不像新华书店，看贼一样，坐地上都要轰。”我说：“时代在变，书还能把人留住吗？留住的恐怕是茶客和二流子。”他沉默一会，说：“反正又不指着它挣钱，就是赔本也干。”我扭头看他，黑黑的脸，却显得又柔和又恍惚，就像晚风吹动的诗稿。那一刻，我相信了书籍和诗歌的力量。

关于他的爱情，我略知一二，他的情书就是我替他写的。我记不得自己为多少恶棍和模范生写过情书，我的情书充满精巧、浮华的修辞和茂盛、脆弱的抒情。我不收钱，只收香烟和书，香烟要红梅、一品黄山，五块钱一包；书不论类型、新旧，只要不是教科书、教辅书就行。我抽烟很少，然而我的零花钱更少。这更少的钱，我要买烟，尤其还要买书，这常常逼得我整个星期开水就馒头，有时则只能大喝白开水。我必须依靠我那一技之长，缓解口腹和精神上的难题。我帮他的爱情开了篇，接下来他是如何续写的？他说：“情书送出去了，就是没反应。”我满怀歉意地说：“是我没写好，我再写一封吧。”他看着天花板，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我帮人写情书，从来都有针对性，必须要看看女孩什么样，所以，那个女生我是见过的，白净，羞涩，走路很轻，好像生怕惊动了旁人。我又问：“那个黑妹呢？”他笑了笑，又摇了摇头。说来凑巧，在他给白净的女生送出情书的同时，却收到一个黑妹的情书。那个黑妹我也见过，是楼上一个班的，黑，瘦，短发，脸颊有些凹陷，爱穿玫红色外套。他也生得黑，很健康、很男人的黑，一笑起来，两排牙齿露出来，很白。当时，我们都取笑他：“你就认了吧，白的追不到，要个黑的亦行，反正你也黑，灯一黑，都黑，黑到一家了。”他害羞了，黑红着脸，一言不发。

当年高考，我们落榜了，只得留下来补习。生存是个伟大的难题，我们不得不收敛旁逸的野性，勤勤恳恳复习备考。我们还在同一所学校，却少有往来，偶尔碰见，点个头，笑一笑，礼节性的，就顺着各自的方向，匆匆而去了。他变了，驯顺了许多，温良了许多，不再打架滋事，不再央我替他写情书。看得出来，他是有意疏远我，疏远旧日的狐朋狗友，我又何尝不是呢，仿佛诗歌和暴力同样都是青春期的一个错误、一次伤害。第二年，我们都达到了本科分数线，在校园里碰见，他又笑了起来，牙齿露出来，很白。停下来，说几句，问理想，不明；问去向，不详。那是我们最后一面。

如今，十多年光阴一晃而过，我早过而立而未立，年近不惑而愈惑。我至今也没去成青海，也不知他身在何方。想起他，想起那几个热爱诗歌的混混，我念念不忘的，还是在夏日午后的书摊偶遇、读诗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