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仅献给参军入伍五十年的老兵们。
我不习惯于滔滔不绝，但埋藏在心里的记忆，起笔撰文就成了“长篇大论”。五十年前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她像昨天发生的故事，不，这肯定不是故事，而是真实的经历。本来应当参加战友五十年聚会，因为五十年前的那一步，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旅途，确实值得纪念和庆贺。但由于腰伤，动弹不当可能会加重引发后患。按照医生“少动为好”的建议，就不能到场参加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们虽然已是70岁上下的老人，但我们还有许多个明天和后天，再聚有机会。在此，我只能说两个字：遗憾！为此，撰写《参军入伍》一文以作纪念。
祝战友聚会圆满成功！
参军，既是一份无上光荣的壮举，也是一条布满艰辛的征途。其光荣，在于并非每一位适龄青年都能拥有强健的体魄以符合征兵之标准；其艰辛，在于除身体关之外，还必须经受严格的政治审查。在那个年代，“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被严禁入伍。而我，幸而身强体壮、政审合格，最终如愿以偿。五十年前的1976年2月19日，我们正式启程，怀揣着为祖国国防建设贡献力量的庄严使命，踏上了奔赴远方的征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序列。
一、入伍之路
我的参军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三起三落。
第一次是招飞。高中时期，我获得了招飞的机会。体检合格，政审通过，却在最后一关——“方向感测试”中遗憾落选。测试方法是让人坐上转椅，由慢至快旋转后骤然停止，受试者需立即判断并说出指定方向。许多人难以过关，因为转椅骤停时，眼前的景物仿佛仍在飞速旋转，极易迷失方向。我正是因未能准确判断方向而被淘汰。
第二次是招特。“特”即特种侦察兵。这次我又在看似最简单的“睡觉”测试中落选。测试要求的并非睡得香，而是睡着后必须“无声无息”。我被淘汰的原因，竟是睡着后有翻身动作。考官解释道：“若在执行潜伏任务时睡着并弄出动静，不仅会暴露自己，更会危及身边的战友，后果不堪设想。”
第三次是招录潜艇兵。那是高中毕业后的下半年，潜艇兵的选拔标准远高于水面舰艇水兵。体检中，我因“五官科”一项不合格被拒之门外。儿时跳绳不慎击中鼻子，导致流血，鼻腔内结疤，留下了细微痕迹。潜艇深潜时体内压力剧增，疤痕处存在破裂出血的风险，因此必须被淘汰。然而，体检医生的一句话让我重燃希望：“你的身体条件，或许能成为水面舰艇的水兵。”在他的指引下，我转至水兵体检会诊处。医生让我躺下检查右侧腹部，但他神色突变。我心中一紧，以为又出了问题。医生直言：“你肝脏肿大。”我急忙辩解：“这不可能！我自幼热爱体育，体格健壮，能否复查？”随后，一位疑似部队的军医前来复检，结论令我喜出望外，他说：“这不是肝肿大，而是发达的右侧腹肌。”我顺势解释说，自己常练吊环，需要极强的腹肌与三角肌支撑力量。至此，我终于通过了全部体检，只待入伍通知。
二、等待离别
体检通过后，便是漫长的等待。彼时我已高中毕业半年之久，在乡下担任民兵突击队副队长。在生产队干活时，我因身体素质好、爆发力强、耐力持久，被公认为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每日工分高达十二分，这是男劳力中的佼佼者。那时的我，可谓“肯干、能干、会干”，也因此被推选为突击队副队长，专门干累活、苦活和脏活，每天收工时往往是一身尘土。
录取通知下达前，一位海军招兵干部特意来家访。奶奶从未见过这般着装的人，便领着他到我干活的地方找我。他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了我，夸赞道：“你很能干！”当时我不知其来意，好奇地问通知书何时能下发，他笃定地说：“快了，近日必到。”简短交谈后，他便匆匆离去。那位干部相貌英俊，我不禁心想：自认已够英俊，他竟然比我更胜一筹。旁有姑娘议论，说他像电影《南征北战》里的张军长，真是“漂亮”（那时男女俊美皆称漂亮）。收工后，我将此事告知我母亲，并去信上海告诉父亲。母亲起初并不支持入伍参军，因为父亲在上海工作，我作为家中成年男劳力，一旦入伍，重体力活便无人分担。但母亲身为蚕业队长和妇女队长，终究是有格局的女人，最终同意了我去参军。
三、辞亲远行
1976年2月19日（如果记忆无误），那几日细雨蒙蒙。我不知这是否苍天在为有志青年出门远行而动情，还是替送子参军的父母落泪？场景只能用四个字概括：万分不舍。临行时，母亲并未送我出行，而是伫立窗前，默默地注视着我提起大拎包远去。我们无言相对，但我深知她心中对我的不舍。
接到通知后，我们先在公社集合，再前往海宁县人武部汇合。依稀记得步行至公社，佩戴上大红花，随后乘小客轮抵达县人武部。在那里，我又见到了那位英俊的海军干部。此次海宁县共征集四十名男新兵，由部队干部统一带队。在人武部院内，我们列队点名，聆听临行前的最后嘱托。
随后，我们搭乘从硖石火车站开往上海北站的棚车。那不是绿皮客车，而是平时运货甚至运牲口的货车。每年春运运力紧张时，才会临时启用。车内无座、无厕、无餐车、无通风。按带队干部的要求，我们排队上车。车厢内异味扑鼻，角落仅置一只木桶作为临时厕所。初见此景，心中难免失落，但见接兵干部也同车前行，心态便平和了许多。列车启动，摇晃震动，噪声轰鸣，磨蹭了大半天，终于在下午抵达了上海北站。走出车厢，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整个人精神焕发。列队出站后，几辆带帆布棚的军用卡车已在等候，车队直抵十六铺码头附近的临时兵站。那是一处借用的仓库，距十六铺轮渡码头不足两百米。晚餐后，我们在此过夜。条件虽艰苦，远不及家中踏实，但在“金窝银窝，不如自家草窝”的感慨中，更多了一份即将投身军营的豪情。儿时的我曾挂着一块写有父亲电话的牌子在十六铺游玩，如今身在军营，只能在门口转悠，不得外出。天性向往自由的我，此刻深知纪律部队的含义。或许这一别，便是永别，或是漫长的归期。思绪万千间，休息时间已到。
四、北上旅大
从上海前往当年的旅大市（今大连市），最佳交通工具是“长字”系列的近海客货轮。我们搭乘的是“长山”号，排水量近万吨，核定载客近千人，实则常超载至千余多人。超载乘客多安置在五等舱，无固定床位，仅能铺张草席占地而卧。
我们乘军卡抵达上海公平路码头。此处汇聚了海宁四十名新兵、嘉兴二十名新兵，以及来自嘉兴、桐乡等地的十位女兵。大家集结完毕，同登一艘客货轮，即将一直向北，驶向旅大。下午四时前登船，我们被安排在光线昏暗、气味混杂的五等舱。舱内人员复杂，既有我们这批男女新兵，也有普通百姓。轮船准时启航，黄浦江内航速缓慢，至长江口提速后，海风灌入，舱内空气稍显清新。天色渐晚，用餐时分，船身开始晃动。有人晕船呕吐，未晕者则如装上了小马达一般，四处走动好奇张望，是啊，许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轮船的，更没乘座过这样当年称之为豪华的轮船。
二月向北，寒风凛冽，有航海经验的人告诉我们：冬北夏南，顶风航行最易晕船。因船艏迎风，上下颠簸剧烈。我那个时候的抗晕船等级大概也只有三级，出长江口不久胃部便有翻江倒海的感觉，虽晚餐进食不少，却强忍未吐，未在海上“交公粮”。次日早餐，我毫无胃口，去餐厅仅是“走过场”。我开始担忧：若无法克服晕船，何以为水兵？带兵干部叮嘱：“晕船更要吃东西，要眺望远方，莫总想着晕船这事儿。”最终，大部分人卧床不起，仅有少数人坚持用餐。我很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未出现呕吐失态之事。第三天清晨五时许，轮船缓缓靠岸。或许是进港过程平缓，亦或是大家适应了颠簸，此刻众人兴奋异常。眺望码头，白雪皑皑，全无南方二月的春意。广播中播报当时的气温是零下超10度。我在家出发前，只身着衬衫、毛线背心加外套。如今面对这冰天雪地，不禁大开眼界。
早餐后（或空腹），我们乘军卡被拉至一个紧靠大海的北海公社（今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营地紧邻海边，坐落于小山沟一侧的山坡上。山下是厨房餐厅，沿台阶而上即是一排平房宿舍，宿舍是统辅，有点像现在建筑工地民工的临时宿舍。营房前有一块面积不算大的毛坯操场，北风一刮，尘土飞扬。操场一角有口水井，是供我们洗漱的水源，湿毛巾如果置于石板上，片刻即冻结难取下。山沟另一侧有人工开挖的特殊山洞，用于特殊物资的储备。山沟口朝西北，成了冷空气直灌营区的通道。为期三个月的新兵军训，就在这冰天雪地中拉开序幕。我们将在此学习三大条例条令，锤炼军人素养。
五、磨砺意志
训练是艰苦的，尤其在零下气温的东北，加之操场尘土飞扬，日子实属过得不易。尽管我们大部分来自农村，但南方与北方的环境差异却是巨大。
我们十人一班，班长均由服役多年的老兵担任。有的班长素质极高，令我终生难忘，至今仍有联络；有的则让人印象深刻却不敢恭维。我班班长是辽宁人（我并无地域偏见，只论缘分与品行），其行为方式令我难以接受。他似有欺负新兵之嫌，训练中动作不规范便故意折腾新兵，这让我对军队略有的良好印象产生了动摇。但也有如兄长般的班长。例如大连长海县的尹班长（七五年兵），关爱新兵，乐于助人，即便非本班战士有困难也主动伸出援手，现在他转业在某公安后退休养老；还有湖北籍的胡班长（七一年兵），性格外向，谈笑风生，他能极大地缓解了新兵因作息、饮食、训练不适应而产生的焦虑。这两位班长的温情，让那段新兵岁月成为我永恒的珍藏。
训练紧张有序。晨跑是对爱睡懒觉者的考验；白天是三大条例学习与“立正、稍息”等基础素质训练；晚上则常有突发“跑警报”，有时在睡前，有时在熟睡中，要求迅速起床，全副武装紧急集合。久而久之，大家习以为常。有班长会提前给我们透露今晚要“跑警报”消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在全连的评比中为全班争个好名次。
我最佩服的是我们的连长。他年长职高，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军姿。他的正步示范，堪称完美，我无法模仿。1978年2月，基地为迎接国家领导人视察，从士兵中挑选基准兵，标准严苛（长相、党员、身高一百七十五公分左右、素质优良）。我是从近初期的二百人中脱颖而出，经层层淘汰，最后我成为不到五十人的集训队一员。可惜的是这次计划最终被取消了。总教练正是我当年新兵连连长。听闻他曾服役于仪仗队，难怪能将正步、齐步、跑步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演绎得如此精湛，堪称天安门前的阅兵方队阵列动作。
训练期间，表现优异者会被奖励去海边实弹打靶。使用的是半自动步枪，精度极高。老兵能在一百五十至二百米处击碎置于大石上的鸡蛋大小石块，而我当时仅在一百米处命中。班长告知，能来打靶的，都是对平日里训练刻苦、成绩优异者的最高奖赏。
六、吞“二米饭”
在新兵连，最让我不习惯的莫过于饮食。那种形似好看却口感粗糙的“二米饭”（高粱米与大米混合），令我难以下咽。尽管营养价值高，吃了一段时间后大家的脸都成了“红苹果”，但私下里仍有人调侃说，这是“南方喂猪的饲料”。我曾在家信中抱怨食物“比中药还难吃”。这句话，让坚强的母亲落了泪。文革初期，父亲月薪八十多元，每月寄回三十元家用，在那一天农活值几角的年代，我家生活算优渥。姐姐回信说我，不该如此写信让母亲担心，并说“不习惯就早点回来”。其实，来自舰船的老兵班长们也难适应这种伙食。他们履行职责陪我们吃苦，有的周末回原单位时，总会带回一些“海灶”美食。我不敢断言每位新兵都有分享到一份，但我确实有幸品尝过班长们带来的不同美味。若有班长背着背包约几个新兵去登山，那定是其中藏有“海灶”的好消息。我们会躲进向阳的山岙里，席地而坐，有说有笑，提前享受那份向往已久的滋味。偶尔改善伙食时会有馒头，记得有位新兵，一口气吞下四个大馒头仍喊不够，虽吃相狼吞虎咽，但也足见机会难得。
七、成为水兵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圆满结束，经考核，人人皆为好样的。关于分配去向，无人知晓，但明确的是一别之后，六十位兄弟将各奔东西。此刻我心绪矛盾：既渴望结束训练，上舰船吃“海灶”，脱离“苦海”；又伤感于战友情深，此后恐难再聚，无法相互帮衬。
结束那天，早饭过后，我们带上行囊，在食堂外列队候车。登上带帆布棚的军卡，车厢内显得异常安静，无说笑，无打闹，还有几个男儿忍不住流下了不该轻弹的热泪。此刻，大家心中五味杂陈。我们知道，即将告别这片尘土飞扬的训练场，或许永不再回；即将离开悉心纠正我们动作的连队领导，或许不再见面；即将分别朝夕相处的战友，或者我们有不同的归途。错综复杂的情绪交织，难以言表。军卡车厢里，大家在寒风中默然伫立。唯有车辆的摇晃、发动机的轰鸣，以及车尾扬起的阵阵灰黄尘土，伴随着我们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北海公社的大地上，也永远定格在我五十年的记忆深处。
落笔于宁波市
2026年3月26日深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