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也是有关维特根斯坦哲学转折的启示的，其目的在于探索如何以一个正确的方式打开聊天。而如今这篇文章则是以另一个角度探索维特根斯坦哲学转折所带来的可以说是一种对我们生活的负面的影响。
维特根斯坦哲学有前后两个时期，能在一个哲学家身上体现出的如此强烈的反差，可以说在哲学史上都很少见。在这里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转折大可从一个方面表述出来，那就是语词与所指关系的变迁。如果说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中的语词有确定的所指的话，那么后期哲学则致力于消解这种所指。这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具有明确的体现。《逻辑哲学论》集中的反映了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其中的“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都是该书的重点内容，而在这里“图像论”、“真值函项理论”都是为语词或者说语言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服务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从事实或者对象到语言的转化是由图像来完成的，他认为“图像与它所描述的对象具有共同的逻辑结构”。语言中的每个命题都是作为一种逻辑图像与事实形成投影与被投影的关系，而语词在命题中的连接方式正对应着对象在事实中的连接方式。由此图像成为了语词联接所指的根据。真值函项理论则是在说所有的命题其实都应当被看做是表达了对象之间的函项关系，所有的命题就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维特根斯坦由此完成了从对象或者事实经过图像成为语词乃至命题的转化，并通过真值函项理论使命题成为语言体系。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开始怀疑这种语词与所指对应的合法性。他提出了“语言游戏论”以及“家族相似性”等理论，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否定语词与所指对应的确定性。语言游戏说主要是讲“语言的意义应该在于它们在实际中的应用”，对于语词“我们只能从各种语言游戏中感受它们之间的相似性”，由此维特根斯坦就把原来语词确定的所指变得不确定了。事实上，他的语言游戏说正是以批判“所指的确定性”开始的。不仅如此，在家族相似性的理论中，维特根斯坦更是把他消解结构的目的暴露的淋漓尽致，而语词和所指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一种结构式的组合。家族相似性是说尽管一个家族中有许多的人口，但我们却完全不能找出两个绝对完全相同的人，尽管这种相似性可能会极高。反映在语词中也是如此，维特根斯坦接受了弗雷格的语境原则，认为在不同的语境中同一个语词会体现出家族相似性的特点，因而同一个词根本不会有一个确定的所指。它的所指所代表的，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家族。这就彻底地消解了语词与所指之间的确定性，也因此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也成为了开启后现代消解结构的导火索。
事实上，对语词和所指作出明确区分的是索绪尔。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个体系，是一种“先验结构”，这种结构就包括了能指者和所指者，他举例说，作为语音的“桌子”就是能指者，作为词的意义的桌子就是所指者。因此，桌子这个语词其实就包括了语音和意义这样一个两部分的结构。在传统的语言观中持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后者是这个词所代表的对象。”从中世纪奥古斯丁表述出来之后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分析哲学并有所发展。“分析哲学之父”弗雷格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意义和意谓进行区分，他以著名的“暮星”“晨星”命题把一个词分为三部分，专名、意义和意谓。这里弗雷格其实只是对所指的内容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依然没有脱离结构主义语言的范围。这种结构主义的“阴云”一直笼罩在分析哲学的上空，从实在主义而开始。兼有实在主义者和分析哲学者双重身份的罗素的整个哲学尤其是他的代表性理论摹状词理论就是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中是闭口不谈的问题，那就是无法言说的东西该如何解决。从迈农那开始问题变得尖锐，迈农最著名的理论是对象论。他认为“对象”不仅指现实存在着的具体事物和常存的共相，而且也包括那些非现实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语词的所指可以超出现实的范围指向“不可能的对象”，迈农举的例子是“圆的正方形”。这种观点引起了罗素的反对。罗素提出摹状词理论来消解那些不存在的东西，把所指的范围划割到现实以内。他将语词分为专名和摹状词，指出摹状词是“描述某一特定事物某方面的特征，并且该对象是独一无二的”，并不具有具体的所指。这就使得语词的、有所指的语词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如果说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是消解了所指的一方的话，很明显罗素这里是在消解语词的一面。不过罗素注定是无法完成这种消解的，而维特根斯坦却把这种消解推向了极致。单从这方面我们就能看到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二人的相互影响及复杂的现实关系，一方面二人有着共同的思想目的，另一方面罗素在结构主义的圈子里不能自拔，而维特根斯坦却选择完全跳出结构主义的范围而开始解构结构。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产生其实是有着一定的思想脉络。
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词脱离了所指，开始变得如幽灵般游荡。上述已经指出所指被消解或由原来的确定性变成了“家族相似性”。这给我们的语言带来了一个极为严重的负面效应。首先如下图：
注意下面的小字。过去的就是语词的固定的所指所承载的价值与意义，但它却因被消解而失去了作用。失去的所指使我们的语言失去了价值指向，价值的失落使行为变得不知所措。而所以如下图的期盼变成了奢望。
当理想、道义、崇高、生命的意义这些“旧词语”失去了确切的所指，语词因空洞而变得令人无所适从。我们又怎么可能去重新把它们植入人心？语词与所指这种旧有二元结构的消解预示着传统价值观的消亡，却并不征兆给我们什么新的启示。就如同库恩提到过的范式的更迭期，语词因失去旧有所指而变得不可捉摸与不可相信。旧有所指与新的所指的不可通约让价值处在一个尴尬境地。语言因此而变得廉价，如断了线的氢气球，每个人都在说话却因为没有固着而变成了无意义的“闲谈”。话语的廉价使得社会走向了“理想”的反面，所谓美德变得不值一提。
不久前在中哲史上看过这样一段话让我不得不惊叹历史的惊人巧合：“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制度的激烈变革，许多事物的称谓和它所指的实际事物，发生了矛盾。或者旧的称谓没有改变，但它所指的实际事物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出现了新事物，旧的称谓不足以表明他的新内容。”（冯友兰）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名、实相怨’（管子.宙合）的情况”。“名、实相怨”的出现说明了社会上存在的“传统与现实”的矛盾不断地突出出来，以至于不得不以“名实之辩”来化解这个矛盾。这是春秋时期的名实紊乱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名和实对应的正是语词及其所指。正因为如此孔子提出了他的正名思想。孔子在答子路时有一段话：“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而孔子又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他要求正名。《颜渊》篇提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里他所强调的正是以名来纠正实。说明在孔子的时代是以实乱名，这与如今的情况不谋而合。我倒不敢断言我们能够从中获得什么启示。
正如张汝伦老师所言，“哲学家应该站出来说话”。但当语言指向空洞无物之后，谁还去理会苍白无力的语言？说出的语言又有何价值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