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七七年高考——我差一点错肩而过     

当时，一切书籍，无论是老书、旧书，哪怕是破烂残缺、破四旧的残余，都成了复习的至宝。 

高考前的不测 

四十四年前的1977，时已入秋，恢复高考的消息来得那么突然，考试的复习准备进行得那样风风火火，以至于我若晚了一天回生产队，七七年的高考我将错失良机，或许往后的人生道路将面目全非。 

农时节气记得已经过了白露，临近秋风。秋分对晚稻是一个关键的时节，农谚道：“秋分不出头，割倒喂老牛”。晚稻必须在“秋分”之前拔杆抽穗，若赶不上这一步，过了秋分，晚稻就是再抽穗，因气候转冷，稻粒不再灌浆，就是留在田里也是白搭，浪费耕地。这时的气侯已明显开始转凉，如若碰上雨天，那更是“一潮秋雨一潮寒”。但是这个季节一旦遇上了“秋老虎”，气温会骤然上升，无异于仲夏。1977年的初秋就遇上了这么一种天气。 

在晚稻开镰之前，是一个农闲的空挡。生产队里的新建粮仓因农活紧张整个夏天一再拖了下来，未能完成。然而晚稻收割在即，仓库的竣工已迫在眉睫，正赶上了几个好天气，队里决定抢时间把仓库建完，晚稻进仓。也是因为接连几天的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气温的快速回升出乎了意料。 

那天是仓库完工最后一天的活儿了。听预报，晚上会有雨，为了赶时间在天黑之前给仓库上椽盖瓦，以防雨水淋倒了泥墙，我记得清楚，那天中午全体人马为了节省时间都不回家吃饭，由家人送来工地。几年的插队，我已习惯了夏天“双抢”不戴斗笠、不穿上衣，也是因为“心红志坚”，决心向贫下中农学习，“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上身晒得跟“黑绷筋儿”似的，雨点儿打在背上啪啪响，连蚊子跳蚤都不咬。然而那一整天的“秋老虎”太阳格外毒，把我多年在农村破天荒地晒出了急性日光性皮炎，因为一整天地在房顶上钉椽子、上瓦片，为了抢雨季，大家连休息也放弃了。 

那天回家到了夜里，上身特别是脖子和前胸象馒头一样地肿起，根本无法躺下睡觉，两天后出现奇痒。那正是复习考试进入如火如荼的阶段。我跑了几趟公社卫生站和镇医院，都因缺药无法治疗，一并建议我回老家城里就诊大医院。我想到复习考试正缺资料，也好顺便回城一趟，除了看病借机找些参考书，病发一周后我例外地向队里请了假。我们知青正常情况下一年只能两次回城探亲，除了国庆就是过年了，平时不准回家，谁都不敢搞例外，生怕影响不好，妨碍了将来招工或上调。 

一念之差上不了报名榜 

这一点我几年来特别注意，这次也是为了高考准备的因素，有点豁出去了。回到杭州，一边去“浙一”医院耐心治疗，一边全力以赴复习准备。那年，国家因临时决定恢复高考，又要赶在第二年初春开学，所以谁也没料到报名程序会进行得那么迅速。一个礼拜的正常治疗并没有明显的效果，而我又不能过长地留在城里，当然是时间久了怕影响不好，再则心里牵挂着考试报名。在我的敦促下，医生用了激素可的松，才见疗效。 

我终于能归队了！虽然山村离城里只有两百多里地，但因为是山里山、湾里湾的，长途车蜗牛般地要跑大半天，回到生产大队太阳已经擦上了西山之巅。我还没有进村，在村口的公路上遇到的村里人无一不对我说：“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考大学报名早就结束了！” 因为我在县城当过一段时间的民办老师，而且我们三十几号知青中是难得的高中毕业，所以社员们都知道我这回大学是非考不可的。 

我一听村民这么说，而且不是一两个人这么说，不由大吃一惊，还听说了县里招生办曾来过公社动员，我们公社的报名点设在镇上。听到此，我把行李往公路边的农家一扔，连村都没进，调过头，对着长途汽车刚驶来的方向，疾步小跑地又折回了镇里。十五里的路，不到一个小时我来到了镇中学。 

找到报名处，学校负责报名工作的老师说：“今天是报名最后的一天，而且不到一个小时报名就将结束，要下班了，名单已张榜，贴上了墙。” 我赶紧填好报名表，那位老师直接就在墙上的大红纸上用毛笔在名单最后添上了我的名字。 

我看得清楚，每个报名生都有编号，已经465个，我的报名号即是466。这个名单在我们考试的整个过程中一直贴在那里，这是我们周边几个公社、好几十个生产大队的全部初考生。经过初考，进省里参加复考的，这466名初考生中留下了不到三十。 

我真是万幸中的大幸! 在命运转折的关键一刻赶上了报名，最终没有辜负幸运之神的眷顾，终于考出了省里拔尖的好成绩。 

考卷阴差阳错 

这回初考加复考的整个过程，幸运之神一直没有离开我，整个考试经过极其顺利，非但没有紧张的感觉，一直是一种快乐的享受。我在外语学校学的就是英语，报名加试外语，初考和复考一样，前提是要先通过文科考试。初考可以说非常简单，因为实在太简单，都记不清考了些什么。至今唯一还记忆犹新的是考语文解释词义时出现了“瞻仰”这一词。我的外语加试，初考和复考都是两个考官一个考生，而且初考还弄错了考卷。考官拆封发现给的是中专考卷，而我要考的是大学！卷题简单之极，提问无非是：你叫什么名字？你父亲做什么的？之类。我花了十五分钟写完答卷。考官如实记录下了一切。 

如果说考错了就过去了，考官没有多想一层，就此了事，没有想到马上打电话去县文教局报告情况，都很难说我这次考错了题，结果成绩会怎么算！两个考官一人看着我，另一个十五分钟后打完电话回到考场传达县文教局的决定，让我去县里补考。因为此刻全省的初考统一时间都已结束，这就是说考题已经公开，因为开考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离开考场，没跟外人接触，文教局吩咐两位考官看好我，马上一起坐长途汽车赶去县里，形同“犯人押送”。 

一个半小时的长途汽车，到了县委径直进文教局。局领导，一个男的，瘦津津的，五十上下，迎接了我们。两个考官把我交给了县里，打了声招呼转身赶车回镇里去了。那领导从文件柜里拿出一卷尚未拆封的考卷，我觉得当时日光已经偏西，办公室不那么明亮。我管不了这些，一头扎进考卷，耳朵听到领导吩咐考试为两小时。我花了五分钟把考题先通读一遍，觉得胜券在握，不到一小时答完，剩下的时间便是检查。来回几遍看不出太多问题，提前半小时交了卷，还发现了考题有两个拼写错误，一个是“加拿大”，还有一个已没了记忆。可见当时考卷出得多么匆忙。 

考完试天已黑了。那位领导当着我的面把考卷封好，锁进文件柜，然后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让我当晚就住县委招待所，还管一顿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餐，并吩咐我，明早吃完早餐马上来办公室，因省招生办有一辆小吉普要去我镇上，我可以搭车。我在镇上下车时，有人认出了我，后来以讹传讹，说我是重点考生，被小汽车接送去县里特考。结果我考进了“北外”，这一谣传成了事实。 

然而，那天夜宿县委招待所，又是我后来人生十字路口命运攸关的一步。 

我拿了介绍信去招待所，房间里已住上了两位成年人，四十出头，正争得面红耳赤，我足足站了五分钟才理我。我把书包放在三人房靠门口的那张床上，坐下来细听他们的争论，才明白他们的话题是有关相对真理还是绝对真理。其中一位继续高声据理辩争：黑格尔说过，人一辈子不可能两次跳进相同的河水，因为水不再是第一次的水，时间也不会是同一的时间，所以真理也不会绝对，万物都在变化; 今天的真理或许到了明天就变成了谬误。他还说，伽利略的名言：昨天还是清水一杯，今天水里已爬满了小虫，因为人类发明了显微镜。 

后来我得知两位均是大学老师，一个是杭州大学的哲学老师，另一个是浙江某学院的哲学老师，都是这次省里招生办公室下到我县里来蹲点的。其中那位吴老师第二天跟我一同吉普车去了镇里，我们路上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他对我有了很多了解，还把杭州住家的地址给了我，那年高考完毕回家过年我还专程拜访了他。 

幸运之神的宠儿 

我的初试毫无疑问地通过。到了省里复考，我们县里其中的一片，差不多七八个公社合起来在我们镇里设考场。轮到英语加试，我又是唯一的考生。省里派来的监考老师，我估计也是哪个大学的，人特别友好耐心，说话轻声，生怕让考生紧张，其实就是怕我紧张，非常爱惜年轻一代。这样的良师益友我至今感激在心，而且开考前把什么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还强调，有疑问随时可以提。他指着黑板上的大挂钟说，考时为两小时，也就是这根短针绕两圈，等一下从两点开考，时针到了四的时候，考试就要结束了。我并不觉得这种连小学生都明白的解释是多余的，而是感到心里暖暖的，就像一位熟悉我的老师守在我身边，从精神上在支持着我。 

我看着时钟，期待着他宣布开卷，在将近两点差一分时，他已宣布开始。能赢得这一分钟，对一个考生而言是何等的正能量！这是一种多大的鼓励啊！ 

我打开考卷，按惯例先通读一遍，发现这回除了必答题，还有附加题，是用英文写作文，满分加十分，命题是：When I sing the song， "The East Is Red"。我把时间一分为二，一小时做卷内题，一小时做附加题。做完正题就不停地写啊写啊，文章开头我用了：每当我唱起《东方红》的时候，“I can´t help thinking of our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的字样，至今历历在目，恍若昨天。我把插队几年跟同学用英语通信的全部功夫都用上了，一刻不停地写，根本没有再回头检查的时间了，马不停蹄地整整写了六十二分钟，因为监考看我写得停不下来，不忍心打断我，两次犹疑，超时了两分钟。我也注意到了时间，于是主动收笔，把满满四大张的草稿交了上去。后来录取通知书下来，我去向吴老师道别，从他口里得知了我附加题满分，卷内成绩97，总分107 ，成了省里外语的名列前茅。 

其实我的作文写到一半时，县广播站的记者已在考场外伫候采访了。他们期间让一个县里的英语老师进来瞄了一眼，想知道我在写些什么，那英语老师说不太看得明白，好像是叙述家史的话题。这位英语老师我认识，他不能完全看懂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他跟爱人是上海外语学院68届西班牙语系的毕业生，为了坚持两人要求分配在一起，结果分到了镇中学。四年西班牙语学非所用，老大不小地重起炉灶开始学英语，现学现卖，活得很累。 

那次考试文理科分开，政治、语文、数学两科统考，理科加理化，文科加史地，而且考史地时我占了个大便宜，原因是地理的考卷中，出了一道空白地图，需要写出地图上的城市、河流以及四周连接的标记。因为我是学英语出身，加之七十年代熟读《英语900句》，对美国地图可谓了如指掌，尤其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那条人为笔直的国界线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一眼就能确认是美国版图，几大城市和主要的河流，下方的国家与海湾、两边的大洋悉数知晓，哪怕用英文标出也是易如反掌。 

还有，这次高考不光是考地理碰上了我的强项占了便宜，同时我丝毫没有复习的数学也是歪打正着。因为恢复高考的通知是那么地唐突，所有的考生都来不及全面准备，所以一开始我就当机立断考前不复习数学了，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几门文科上，尤其是突击加强英语。我想过，我考的专业是外语，其他的科类我得过且过，求个及格就行，但是外语我一定要出类拔萃，万里挑一。 

三年高中我基本上没怎么学数学，这不意味我不喜欢数学，我读初中时最好、也是最喜欢的课就是数学课，经常自学到半夜，当红太阳广场夜里最后一次敲响《东方红》为止。那次上高中我去报到是一个下午，我来到学校门口，看到了写着 “杭州外国语学校” 七个大字的校牌，顿时肃然起敬。我默默地伫立许久，心里暗暗发誓：我会对得起你这块校牌的！ 

痴迷英语无以复加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定下决心全力以赴地学英语，其他所有的课则作为附带，包括语文，这种偏驳现在想来是何等的无知和荒唐，一个连祖国语言都掌握不好的人，何以学好一门外语?！然而那就是一个荒唐的年代，“读书无用”盛行，又有谁来给我指点迷津! 无论是语文课还是数学课，课上我一概低头背英语单词，语文课考《桃花源记》，我连一遍预习的时间都不舍得，直接参考，结果刚好考了60分。语文老师事后说我：“我就不信你学得好外语而学不好中文! 我只能给你一个“刚刚及格”。我答：“考前我一遍预习都没有。考了60分我心满意足了。” 

数学也是一样，除了必交的作业外，平时从来不碰数学书，上课也不听讲，到了考试前突击三个晚上，因为初中基础好，几乎是自学把整个学期的课程全部弄懂，考试时除了Cos.30度是正负1，弄颠倒了，其他全对，班里第一。数学老师因为我不爱学数学平时很不喜欢我，但考试总结课上不得不提到我考第一，但他把我的考试成绩强调说成了认真复习的重要性，只字不提我平常对数学不闻不问。下了课找我谈话，说我大考虽考了99分，但年终成绩也只能给4分。我说，除了英语，其他课3分足矣，把老师气得不轻。 

然而对英语我可谓是废寝忘食。只要父母没下班，就是再饿再晚从不做饭。冬天，早上五点就起来早读英语。七十年代住的平房，冬天室内室外一样冷，南方又没有暖气，早读时脚冻麻了就不停地拍地。那时的房子里外间和邻居都只隔了一层板壁，怕吵了人家，就去路灯底下读，还为家里省电。手冻木了没一双手套，身上除了棉袄也没有一件大衣。自己家里买不起半导体，趁着同学聚会去省委干部子弟的同学家打扑克，从头到尾就守着他的留声机，听了一个下午的林格风英语。无论家境怎么差，一直苦学不厌。 

在学校，因为班主任是英语老师，她的大学同学正好也是我初中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一经推荐我又当了高中外语课代表。这样，无论是虚荣心也好，是自尊心也罢，我的英语水平要高出其他同学就理所应当的了。遇上老师的孩子有病去医院无法来校，我给同学们听写和布置作业就习以为常了。那时每到放寒暑假之前，学校已把新学期的英语书发给了我们，我利用假期，把书里十五课全部自学完毕，课课倒背如流，到了开学，上课成了我的复习，主要精力已转到了英语小说的课外阅读上了。 

这次高考考数学出了两道偏题，但其它的题又是异常的简单，所以简单题大家基本上完成，而两道偏题是微积分，那时是大学的课程，所以谁都没做出来。像我这样数学没好好复习的，只凭高中时还记得的基本功，于是跟大家一样，只做了简单题，成绩也跟大家相去不远。我们整个县只有我公社的一个女生做了，而且还做对了，后来她考上了重点大学，浙江大学。上大学三个学期后，时逢农忙“双抢”，我回生产队帮忙，听说了那女生的爸爸是设计新安江水库的工程师。每逢暑假，她去父亲工作地，她爸就教她学数学，这样就把微积分也学了。 

高考体检是个坎 

在县委招待所认识的吴老师，回杭过年拜访了他，这样就提升了我们间的关系，从普通的熟人亲近成了朋友，从高考情况的发展看，这次家访成了我高考“生死攸关”的一个坎： 

虽然大学尚未开始招生，但县里规定，复考成绩及格的先进行体检，这时我的外语口试通知也下来了，这说明了我的外语笔试已经及格。体检和外语口试都设在县城，离我生产队有两个多小时的长途车路，为了照顾分散在全县各地的考生不跑县城两趟，所以体检和口试安排在前后两天。考生住宿县里提供，铺盖自带，安排在学校的教室，把课桌和椅子拉在一起当通铺。能住上砖墙的教室，已算优越条件了，不说农家的考生，就是我们知青碰上“双抢”遇到离村偏远的田地为了节省时间不回家，反正凌晨两点就开始拔秧，往往带上干粮就在山里的牛棚里熬上五六个钟头。这回考生带着棉被，往光桌上一铺就是床了。 

各路考生到了县城集合完毕，分配好住处已近晚餐。我们那一拨有七八个知青，有人提议晚饭下餐馆，“敲瓦片”，现在叫作 A A 制，而那些农民的后代，各自拿出干粮就在教室里吃起了晚饭。 

第二天是体检，在县医院进行，医院除了急诊，停业一天让给了我们体检生。能否通过体检也是被录取的一道关卡，而且还把关很严。不光是那年竞争力强，录取名额比例少得空前绝后，更主要的是国家需要德、智、体全优的大学生。有些检查项目无关紧要，譬如近视眼，但内脏器官有问题不行，包括血压。我这一辈子那次还是第一回量血压。 

医生给我反复量了几次，就让我暂时到一边等着，其他的考生量过血压都去检查下一个项目。我觉得纳闷，又不敢问，第二次量完听医生跟另一个轻声嘀咕：还是太高。医生这时建议我出去透透冷空气。我想到了高血压，尽管那时不懂这意味着什么，但听说过，反正不是件好事。我来到室外，时已入冬，身上穿衣单薄，故意不套上棉大衣，以为气温冷一点会降血压，还尽量大口地作深呼吸，其实这种竭尽全力的深呼吸运动现在想来或许还会增高血压。 

直到很后来读完大学才知道我的血压偏高是遗传的，父亲就是偏高。在外面冻了那么二十分钟觉得这下一定合格了，回屋一量果真正常了，我高兴得手舞足蹈地去参加下一项体检。得意了好一阵子，开心劲儿还没过，一个身穿白大褂的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把我又叫回去量血压。医生说还得量一次，我说刚才不是说正常了吗？医生答：是怕你紧张，刚才故意说正常了好让你放松情绪。一量，还是超标。 

她们找领导去了，找来的领导我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那位省招生办的吴老师，他对我视而不见，形同素不相识，我多么想求求吴老师帮个忙，开恩让我过去，我虽没开口，但用极其巴望的眼神一直看着他。见他接过医生手里的体检记录，耳语了几下走开了。医生转过身来说，最后再量一次，希望这回好起来。量完后在我几乎祈求的目光下，医生喃喃自语到：这回好点了，让我可以离开了。我神情疑惑，心情万分沉重，不明白算是通过了还是已被淘汰！ 

这份担忧一直折磨着我，直到我录取通知书下来。上北京报到前我去吴老师家告别时才知道，上压标准不能超过140，而我超出了 2、3，省招生办觉得我是难得的外语人才，省里拔尖，就跟体检组心照不宣地通融了我。我是何等的幸运！真是一念之差，77级北外德语系就没有了我的名字！那我后来的人生又将会怎样呢？！读者可以想象，我的感激之情至今仍是何等的无以伦比！ 

接下去一天是口试。我们近二十个考生中 （包括中专），我跟一位杭州李姓考生水平跟其他人明显地拉开距离，他后来考上了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我们俩对这次口试尤其重视，口试之前我们就开始用英语对话了；我们也特别紧张，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笔试不差，认为录取问题不大，就怕这次口试砸锅。他更为小心谨慎，提前到了考场去查探考官是谁。我一到考场，他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地迎面跑来说：考官是那个大光头，我知道他，是杭外的老师，原来是杭大毕业的。 

我没向李姓提起过我毕业于杭外，他更不知道这个光头老师就是我的班主任，我在他手里当了高中最后两年的英语课代表，我可是他的得意门生啊! 不久前我还把他在文革的受难做原型写成了小说《刘宝老师》。我一听是他，心里暗暗大喜，首先考官是自己的班主任，哪怕就是不袒护我，也起码不会刁难我，我会凭自己的实力考出好成绩。再者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毕竟知根知底，心中就有了底气，一下子信心百倍。虽说离校三四年了，但插队时每次回杭探亲都会去看他，还主动用英语对话，对我的口语老师是了解的。 

果然我考得出色，听吴老师说，除了“委员会”一词的重音读错，其他全对，尤其是最后用英语足足十分钟的叙述给三个考官印象深刻，当之无愧的满 5 分。说到此，读者可能会觉得我真是个幸运儿，的确是这样，那么多的巧合又遇到了那么多的好人，这或许就是命。 

金榜提名 

我下乡的第二年，县中学因为英语老师短缺曾让我去担任民办老师。因害怕将来被拖在农村上不了大学回不了城，勉强帮了一个学期，我的小说《圣力姑娘》写的就是那段经历。 

考完试在录取通知书下来前有一段沉寂的时间。不久已被传得沸沸扬扬，都说据内部消息我已考上了，只是录取哪个大学尚未决定。我去公社党委管文教的副书记那里探过口气，问我这回能考上吗？由于平日里我时不时地参与公社工作，跟党委很熟，姚书记对我也不守口如瓶。他一句：连你都考不上，还有谁能考上？给我实实地吃了定心丸。 

这回县中学的英语老师流产需要有人代课，校长又想到了我，打下包票，入学通知书一下来我就可以走人，这样我第二次来到了县中学。那天晚上，录取通知张榜的情景实在让人没齿难忘。 

虽然还是冬天，但已经到了二月，大地开始回春。考完了大学，人一下子彻底松懈了下来，自从懂事以来，那是一生中难得的一段不看书、不学习的时光。该学的已学了，该考的也考了，剩下的就只有听天由命等通知了。那些天，白天上完课，晚上便百无聊赖地去县镇闲逛。 

说是县镇，因为分水镇在1950年代末还是一个独立县，它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建县史，后来归入桐庐县成了县级镇，是个经济发达、人丁兴旺之地。每到红日西沉、晚饭前后，镇上的那条主街热闹非凡。那些晚上无所事事的居民便会来这里走走。分水镇今日已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制笔之乡，承接着全世界90%以上的制笔任务，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铺天盖地的出口产品全是来自分水乡。 

2008年，德国电视台为了追踪拍摄我的人生记录电影《金弢人生路漫漫》，我再次回到了几十年前插队落户的山村，发现村里现在的各家各户几乎都是一个微型制笔厂。家庭主妇一边做着饭，一遍开着压膜机生产笔套。 

一天，街上一下子轰动了起来，不少人奔走相告，大声嚷着：张榜了！张榜了！ 

我朝人群热闹处走去，镇中心热闹之地是一家餐楼，门口挤满了人，餐楼大门左侧是一块宽大的黑板，平时镇政府有重要的安民告示都张贴在此。这时黑板前人头攒动，被围得水泄不通。我因为视力不好，平常戴眼镜又怕难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挤到前面，看见了榜上写着这次考上重点大学首先张榜的名单，我所在的加上毗邻的共四个公社有三名考生被录取，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跟其他两名用金色的颜料写在大红色光荣榜上。文革期间，我偷偷读旧书，曾十几次地读到过“金榜提名”的说法，今天这一回有生以来真的亲眼目睹了。 

第二天中午我从公社领取入学通知书，之前我早有打算，一旦真的考上大学，一定给家里发个加急电报，因为我知道，加急电报是用大型摩托车送去的，如雷轰鸣的马达声会唤醒整条街里左邻右舍的注意，街坊一定会蜂拥而来，看个究竟是何事送来了加急电报。我要把这一好消息向全世界宣告，为父母争光，这是光宗耀祖的喜讯！ 

我来到了方圆十几个公社独一无二的镇邮电局，袖珍邮电局长听说这次入考的“大秀才”来发电报，立即从后面办公室赶来前台，问我考去了哪儿。我说北京。他马上说北京大学不错。我说不是北京大学，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那时乡下不少人以为在北京的大学就叫北京大学。那位局长问我考上什么专业，我说德语，他问我原来学过什么，我说英语，他说，那就不用学了，德语英语一模一样。一到大学才知道，哪有这么回事儿！ 

从邮局出来碰到了我们公社的团委书记，因为我们分水公社党委就设在分水镇上。她是毕业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公社团委扩大会议我时有参加，因工作之故自然很熟。一见面她很兴奋地冲我喊：“小金，听说你考上了，这是我们公社的骄傲！姚书记说公社要给你举行欢送大会。是哪个大学？” 我答：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她问，是一外还是二外？我一无所知，拿出信封给她看。她说如果没有注明二外那就是一外了。进了大学得知北京果真有两个外语学院，二外归属北京市委，我们北外和北京外交学院直属外交部，几年后改为隶属新成立的国家教委，原来的白堆子北京外国语学校也提格升为北京第三外语学院。 

然而到了北京，在学德语之前，我首先要学的是普通话，因整个学生时代，除了高中的语文老师上课用的是不标准的杭州普通话，其他老师上课无一不用杭州方言，而更多的老师连杭州话都不会，直接用县城乡下话讲课。我们能听懂普通话，首先得感谢听了十年的八个革命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鉄道游击队》等革命传统电影。 

三生有幸进“北外” 

1977年的国情，虽然是新生入学和毕业分配，一切根据国家需要，人人服从组织安排。然而那年报名参加高考时，还是让考生填写了一张志愿表。除了自选专业，报考的大学有四个选项。我选择了英语，对学校的挑选，根据当时打听得悉：1977年北外在浙江招的是德语生，上外只招法语生，只有杭州大学招英语生。我的第一志愿就填了杭大外语系英语专业。我没有第二志愿，在栏目里只写了：继续安心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这么说，并不是什么高尚的言行，而是一种无奈，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该作什么样的第二选择。几年身处偏远山村，近乎与世隔绝，写封信回家，虽只相隔两百里，邮差会走上一个多星期，对外界已是孤陋寡闻。再者几年的历练，棱角已被磨光，除了希望继续学英语，剩下的只好听天由命、逆来顺受。考大学的心理底线是，万一没得学英语，其他学什么都行。当时就是不甘心“扎根农村一辈子”，只要有书读，读什么无所谓，就是让我去农大，我也会欣然接受，我不是几年来一直在跟土地打交道？哪怕让我学畜牧专业，我也去，我又不是没在生产队养过猪？将来就做个养猪专家吧！只要这辈子读过大学也就心满意足、如愿以偿了。 

1977年那一级，凡是重点大学都要提前政审。我的政审在公社已传得满城风雨，而我却闭目塞听，一无所知，这都是后来才听说的。几年来，公社大队有什么会议一般都有我的份，这回或许因为政审针对我，就瞒着了我。省招办、县招办、公社党委一起来我大队。村里的党支书、管知青的、大队长、小队长、知青带队干部、大队妇女队长、贫下中农代表、知识青年代表、我的房东等（连大妈都没跟我透露），十几号人开了一个评议会，队里会计还出示了我几年的出勤工分册。听说说的都是好话，后来听吴老师说，评议结果三句话：政治上努力要求上进；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 

我的带队干部杨伯伯，评议会后感慨地说：“我知道你表现不错，但没想到你在生产队参与了那么多社会活动。” 他是转业军人，是个思想红极、替国家解难分忧的老共产党员。1960年代为了响应政府精简干部的号召，主动“退出”浙江省公安厅，提出回北京通县农村老家务农，带上了新婚不久的浙江萧山农村姑娘杨妈妈。我写的小说《老杨伯伯》就是源自这一段真实的故事。后来落实政策他回到了杭州，被安排在一家工厂当工人，但杨妈妈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一直留在北方农村。我考上北外后，一个星期天乘坐远郊长途汽车专程去看望杨妈妈和两个孩子。 

虽然当时学生非常清贫，因几年农村的插队经济上曾独立过，我已不再习惯向家里要钱，坚决拒绝父母家人的一切经济资助。我们的助学金20元，其中的18元已上交供给制的伙食费，剩下两元零花钱是每月的全部开销。平时舍不得坐车进城，更甭说零食了。我忍痛买了车票和点心去探望杨妈妈，插队几年杨伯伯对我的好我一直铭刻于心。人是应该感恩的，要知恩图报。 

杨妈妈一家生活实在太苦，两个半大不小的男孩见到点心不顾一切地抢，想象得出，这种最便宜的食品他们又是多么稀罕，又正是“孩子上腰，吃饭求饶”的年纪。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简易土房，周围是一片冬天北方农村的灰色，屋里连个厨房也没有，唯一用来吃饭的就是炕头小桌。炕前有一煤炉，埋在地下，挪开铁板，下面烧着蜂窝煤，热气正好暖炕，就地架个锅，杨妈妈就这样炒菜。我是不速之客，家里最好的招待就是土豆加白菜，杨妈妈要出门买肉，我死活拦住，否则马上要走，她才算放弃。主食是现成做好的冻在屋外的窝窝头，往上兑点白面，已是家里的上等食品，不难想见，平日里连这点面粉都舍不得。虽是土豆丝，但炒得非常精致。 

我返程时，杨妈妈送得很远，真是十里长亭，一程又一程。物质虽匮乏，但人情浓厚。不久杨伯伯来信，感激洋溢，说家访是看得起他，称我不忘贫贱交。后来他回北京探亲，不辞路遥带儿子骑车来北外，还给我买了十元钱的毛毯，这是我半个月的伙食费啊！他自己一辈子从未有过这等奢侈。叮嘱我：“不是我在给你垫底，我是真心喜欢你的好学。” 当知青带队干部也是他自告奋勇主动提出来的。 

后来直到我读研时他才解决了两地分居，杨妈妈带孩子回杭，没有住处，一家人挤在仓库里。下一次去看他时，住在城隍山脚下的小平房里。直到很后来我来德国后回国探亲，他们才搬进了江边高楼。 

北外七七级在浙江省只招三名德语生，整个浙江省只有一人报考德语，成绩5分，是百分制的5分。校招生办决定从英语考生中挑选，杭州及杭州地区六个县挑了一个，我是三生有幸；宁波地区挑选了两个：一名男生和一名女生。 

来我省的招生老师是我后来的班主任和德语启蒙老师的爱人、东欧语系的老师。他从来和蔼、谦逊，我们进校那年德语还是一个专业，编在东欧语系。我们入学第一年，我组织班里同学去西院上家看望庄老师，我顺带看望了徐老师，并对他把我招进了北外表示了感谢，他微笑着说：“有什么好感谢我的，那是你自己考得好！” 

我被录取北外，事先没人征求我的意见，这一点我在电影里已经谈到。按当时的情况，根本来不及，开学是那么紧迫，接到通知到赶去北京报到不过十天，办手续、转户口，一个礼拜两次搬家。 

上北京那天，举家七口倾巢相送,左邻右舍都出来了，孩儿巷里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拥挤，大家争相一睹风采，要看看这寒窗十年的上京状元长着一个什么样的脑袋。七十年代英语小组里含辛茹苦、苦学不辍、勤奋刻苦的学友，插队黑龙江的返城知青，他即是我外语学校的学长、街坊、挚友蔡一先，我们俩从他家缓步至我家的五十米之遥，人群投来了多么惊异、羡慕的目光。十年文革坚持自学，要有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 

到了火车站，拥挤不堪，我问戴红袖章的执勤，打听赴京的火车票。他马上问：去上大学吗？我说是。他立刻冲着排队的人群高喊：都走开! 都走开！让大学生先买票！我顿感父母脸上的自豪。 

除了时间紧迫，或许我的“第二志愿”使得招生办认为没有再问的必要。设想一下，一个上不了大学可以继续安心农村的知青，给他一次去北京的学习机会他能说不吗？更何况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外语高等学府。至于换专业，虽然不像袖珍邮政局长所说：“德语英语一模一样”，但曾学过英语还是大有裨益的呀，就如 schauen und sehen 两词间词义的差异我们学来就明白，因为我们已经懂得了 look and see 的区别，再学德语就轻松一大截。 

至于北外怎么挑中了我，就偶然性而言，有可能徐老师手撩过去抽错了档案，碰巧拿到了我的；就必然性，除了考分，或是那个“继续安心农村”的第二志愿感动了招生老师。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虽然国家刚刚跨出文革的门槛，但我们的思想意识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到“英明领袖华主席”是别无二致。现在想来，那么好的思想、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对我后来被录取重点大学是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不正是提倡又红又专吗？！我那句话有可能被理解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觉悟。 

然而，我实际上仅仅是随意一笔，是无奈的别无选择，无意中促成了命运的大幸、歪打正着。北外这样的“贵族”学校，像宋庆龄的女儿、刘伯承的儿子，都是我们七七级的校友；我一介庶民子弟，恐怕连做梦都不敢去想。有一年暑假，系里总支书记陈老师在我读研时去杭州开会，专程关心地家访了我，看到我们普通的家境，出门时不禁一句感慨：“你真是不容易！”  

抑或是那种文革时期受到批判的“个人奋斗”，因为自学英语读了杰克·伦敦的 《马丁·伊登》和狄更斯的 《雾都孤儿》，成了自强不息的精神鞭策，直到今天。 

我的人生很简单，说起来只有八个数字：55、66、77、88，这是我的人生四步。扩展一下便是：55年出生；66年文革；77年高考；88年出国。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人生境遇，也是我们国家的历史。进北外是我人生的第三阶段，我不敢也无法想象当年如果没进大学将会是何等的人生际遇；命运往往只是一念之差：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人生的成功与否是个非常虚幻的要素，俗称：笑到最后，笑得最好，情理不言自明。生命的涵义是在不断解决旧问题，同时又在不断迎来新问题。人生在世没有句点，只有起点；考进北外不是成功的终结，而是新挑战的开始! 

1977年高考背景介绍——写在恢复高考四十四周年 

1977年是“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的第二年。经过中央45天教委马拉松会议，终于决定恢复已停止了十一年的高考，中国因此经历了继文革之后，又一段史无前例的历史，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里的春闱; 

那年，考生570万强，录取名额仅27万，只占考生的4.7%左右。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全国统考，由各省出题；也是因为十一年的积压，考生云集，考场供不应求，大多省份都实行了初考和复考。 

我所在的省份，在初考报名之前其实已经进行了一次考核删选，不许参加报名的类别有：本人属于黑五类的、父母、祖辈政治问题属于现行、生产大队或基层党支部明确指明不允许参加者以及不达高中毕业学历的一律不能报考大学，而且不另设中专考场。 

我们县分四个考区，八到十个公社为一考区。每个考区初考生近千，考后进省里复考的只剩下几十。全省七个地区，上百个县，好几千个公社，无以数计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参加复考的考生，势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那年考生虽说570万，然而被卷入复习以及参与高考工作的人数全国高达1.3亿。往往是家里一人报考，举家行动，祖孙三代，全体参加。一家人七八口，分头托人帮忙、寻找打听复习资料。那可是一个多子女家庭的年代。 

当时，一切文字形式，包括毛选、革命样板戏在内，都被视为珍品；一切书籍，无论是老书、旧书、哪怕是破烂残缺、破“四旧”的残余，都成了复习的至宝。不忘那年废纸一分钱一斤，旧书四分钱一斤，自广播喇叭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废品商店、废品仓库里的“废书”、“废纸”一夜间被人一麻袋、一麻袋地抢买一空。就是家里无人参加考试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也被调动了起来，翻箱倒柜地找书，凡是尘封多年的旧书老书则更为值钱，开卷有益。 

一时间，不仅广播报刊、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就连大街小巷、乘客行人，热议话题只有一个，就是高考。中国人10年来开口不离政治，这次社会现象的突变，是一场何等深刻的复兴！就连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生活在农村山沟、目不识丁的贫下中农，都把柴米油盐抛在了脑后。办公室、车间里，上山下田农活间，谁能躲过这一话题？！ 

考题共为四门，文理分科，两科同考政经、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外语作为文科加试，录取资格必须首先获得文科考试的通过。复考后，初选通过者先行体检。 

虽然当时没有明言指名“重点大学”，设有四个选项栏的志愿表里也没有注明，但在具体实施上，文革前国家已指定的重点大学如北大、清华、北外、社科院等有先挑选、先招生的权力。就拿我举例：杭州大学外语系有位认识我的徐老师本想录取我，结果招生时他发现，我的档案已被重点大学“北外”先挑走了。加之，录取重点大学的学生先行政审，而且政审时必须通过多方代表的集体评议。 

百万考生迎来了改变人生命运的关键一刻，有人如鲤鱼跃越龙门，有人此刻一步登天，有人是山窝窝飞出金凤凰。然而，更多的考生却经历了一次人生挫折，留下了无限的、泪水浸透的遗憾 ······ 

2021年11月16日 修订慕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