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成〈正蒙〉日记119。2020-11-4》

今天是庚子丙戌辛亥，九月十九，2020年11月4日星期三。

作者篇3【以知人为难，故不轻去未彰之罪；以安民为难，故不轻变未厌之君。】

    船山讲解说，＂以知人为难，故不轻去未彰之罪＂，这一句讲的是帝尧不诛四凶之事——《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鸿氏之不才子‘混沌’，少暤氏之不才子‘穷奇’，颛顼氏之不才子‘梼杌’，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合称四凶。直到牵继位以后才流放了四凶。

    ＂以安民为难，故不轻变未厌之君＂，变，意思是诛其君而别立君，这一句指的是＂三苗＂的故事。三苗，又名有苗，或居于西北的部落，与欢兜、共工、鲧，合称为＂四罪＂，曾发动对尧、舜、皋陶为核心领导政权的夺权战争。三苗虽然不服德化，其部落民众仍服从他的领导，所以，尧打服了他之后仍由他领导族人，不行废举之事。

【及舜而去之，】

    舜继尧作了天子之后，流放四凶，以大禹为将击败三苗，使入于三危。三危即今天的云贵川一带。

    为什么尧在位时，尧所不为之事，舜即位之后却改弦更张了呢？这是改变了原政策甚或是对尧政的（部分）否定吗？

【尧君德，故得以厚吾终；舜臣徳，故不敢不虔其始。】

    这就深刻了！

    横渠说，尧帝与舜帝，前后相继，＂尧君德＂、＂舜臣德＂——行的都是徳政，但又有区别，因为两人＂以时而行＂。

    我们看到，使德政本身得以保持的，恰恰是通过区别和改变得到保持——德，不是一致和不变，而是区别和改变——使先德与后德有差异却又同归于至德的原理在于一个＂时＂字。

    船山讲解说＂君以容蓄厚载为德，臣以行法无私为德，所以皆合时中＂。这一句讲的是两者应该有的差异。

    这里为什么用＂应该有的区别＂以强调这种差异呢？这是读《商君书》的心得——一项重大的政治措施取得成功之后，即达成目标之后，需要＂改朝换代式＂的再一次＂颠覆性＂的改革，目标是重新拟定社会目标和政治纲领措施，比如秦完成统一任务后，如果不是最应优先、至少是最重要的改革是刘邦＂约法三章＂式的松绑和文景式的＂无为＂的治理政策——而要做到这种改变，就不是对商君制式的日臻完善，而是要再出一位商君式的大改革家和秦孝公式的大政治家，再来一次＂变法＂，这才是＂善继人志＂、＂善述人事＂——如果一种理论只能按一种程式发展，则这种理论只能活在特定的情势中，那就是僵死的理论，实现目标之日就是衰亡之时。

    总结来说：结构性的、规定性的、系统性的理论只能管一时；只有创造性的、生发性的、过程调适性的理论才能＂永葆青春＂的可能性——前者是实操型的，后者是哲学层面的。

    凡是用于实操的理论，还需要在理论层面更上一个层楼，上升到哲学层面——这种上升到哲学层面的理论必然会出现＂自相矛盾＂的特征，但这种自相矛盾不是缺陷导致的，而是全面性的必然表现方式——然后才有可能进行自我否定、重新定义、调整目标的大改革，保持大进步。

    理论工作，总有一种自圆其说的倾向，即，使之结构化系统化的倾向，这么做固然有其实用性和必要性，但作为理论工作，如果止步于此就太肤浅了。虽然我们的实践操作确实需要简单管用，我们不能允许发出不明确的指令，但作为理论工作则必须要有更大的容量和更高的目标才行，对理论工作而言时，简单实用不仅不是优点，恰恰就是不负责任的＂懒政＂，或者说＂无能＂——思想的疆域不同于实际操作的层面，实操层面需要死板一点，使指令明确，使之具有可操作性，而思想的疆域所要对付的绝不仅仅是具体操作的目标而已，岂能把＂做到＂就视为大功告成了呢！——这样的成功必然是骤遽暴戾的。

    尧的君德，是尧时代的核心理论和施政纲领，舜的臣德，则是舜时代的核心理论和施政纲领，两者内在的共通点是德政，而两者在具体操作层面则刚好是相反的，换言之就是＂否定式＂的和＂颠覆式＂的。

    这是真的有德之王道！

    明天继续。

【学习参考书目】

《张载集》张载著

《张子正蒙注》王夫之著

《诗集传》朱熹著

《诗三家义集疏》王先谦撰

《诗广传》王夫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