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並不是所有仿品都沒有價值。在20世紀初的上海,一些古董商人重金招聘宜興制壺高手,不惜成本,不計時間,仿制或「創造」古代名壺。裴石民、顧景舟、王寅春,陳光明,等名家都是當時古董商的座上賓。這批作品制作精美,與原作比較,在工藝上也許還有超過的地方。若不談歷史價值,其藝術上的成就則是應當肯定的。就是現在某些博物館收藏的名家名壺,或者已被社會公認的原作真品中,是否就有當時精美的仿制品,亦是值得考察的。
「觀千劍而後識器,操千曲而後曉聲」,不識真,無以識假。其次,要學習紫砂歷史,掌握歷史上各時期紫砂制作工藝、泥料的變化、燒成技術的發展、式樣的創新、著名作家的技術風格、印款模式。比如,我們知道,紫砂壺通向壺嘴的出水孔在民國以前一直是獨孔,此後才出現了多眼網孔,而向壺內凸起的半球形網孔則是20世紀70年代從日本傳來的。假如遇到一把壺,其印章為陳鳴遠,而出水孔呈網眼狀,則不必分辨印章真偽,僅憑出水孔形狀可斷此壺之偽。再如,提壁壺是當代紫砂大師顧景舟首創,如果出現一把號稱明代或清代的提壁壺,則不看便知是假。總之,紫砂知識掌握得越多,對鑒別的幫助越大。
1939年,對顧景舟是個有意義的年份。就在這一年,有個名叫郎玉書的上海古董商人,來宜興丁蜀,鄭重聘請顧景舟去上海郎氏藝苑參加制陶工作,月薪60元大洋。
上海仿古的經歷在顧景舟的人生軌跡中非常重要,顧景舟有機會親近時大彬、陳鳴遠、邵大亨、陳曼生等歷代高手的真品,眼界大開,感受先賢的精神狀態,與之交流、碰撞。廣博的識見和精湛的壺藝,都從這裡匯聚、出發。解讀他從未公開的仿古生涯,我們只能從零碎的後人記憶里,推理而不是杜撰當時的種種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