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讲到，乾隆皇帝为了独揽大权，对皇族等势力严加防范，但是皇帝行政，离得开家人、亲戚和太监，却离不开大臣，因此防范权臣和朋党，成为重中之重。而且，其难度更大。

从登基那一刻起，皇帝就明白他手里握住了官员们的一切：从官爵荣辱到身家性命。他成了他们的“主子”，他和他们的关系，就是主人和狗的关系。

但乾隆也明白，这些官员绝对不像狗那样忠诚和简单，在宦海惊涛中一路摸爬滚打上来，个个身怀绝技。在他们驯顺的外表下，掩藏着无穷无尽的野心、欲望和算计。这些人既是他的政治工具，又是他的政治天敌。

如何让这群野心勃勃的大臣为己所用而不敢有僭越之心，乾隆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01 细心

乾隆四年，工部奏报，为修理太庙里面的“庆成灯”，申请领银三百两，并二百串钱。区区几百两银子，对于费用浩繁的皇家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并且，这件小事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谁也想不到会被皇帝注意。孰料心细如发乾隆感觉这笔钱用于“粘补”灯具，似乎有点多了。

被皇帝察觉后，习惯滥支滥报工部想以预支银搪塞过去，以为第二天皇帝就忘了，岂料乾隆登基以来，日夜提防的就是臣下的欺骗，他查遍工部档案，历来也没有交还余钱的记录，结果，就为太庙一灯几百两银子的小事，乾隆杀一儆百，整个工部衙门全堂都被降罪。

02 警惕

有一次，一个大臣上书说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要报告给皇帝，刚好布政使和按察使也恰好向他汇报了此事，与他所了解的情况一样。

乾隆会心一笑。这就是地方大臣的“取巧欺君”之处。如果单单报告这件坏事，这位官员固然是立了功了，不过同为大吏的同省布政使和按察使却有了失职失察的嫌疑。所以，这位官员这样一提，既保住了自己首先发现的“头功”，又为布政使和按察使推卸了失察的责任，何其工巧，又何其隐蔽！

但这种官场诡计，敌不过皇帝的智商和警惕，哪有这么凑巧的事？

03 平衡

乾隆即位之初，继续任用雍正的旧臣。鄂尔泰与张廷玉二人地位相当，性格不同，凡事都不肯居于对方之下，二人关系十分冷淡，这种状况，正是开启朋党政治的最佳条件。

虽然鄂张二人并无植党的企图，大臣们却各怀揣度攀附之意，满族大臣逐渐开始投奔鄂氏门以求提拔，汉族大臣渐渐聚集在张氏之门互通声气。朋党之雏形，渐渐出现。

雍正皇帝一生以打击朋党为务，不过在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他只能沿用雍正遗留下来的官僚机器。为了使这部庞大的国家机器继续正常运转，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维护两党的平衡，缓和他们的相互斗争，采取“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的平衡策略。因为一旦两派中不管哪一派彻底失势，必然会兴起大狱，杀掉大批官员，造成人才资源的重大损失和朝廷政局的重大失衡。

为了维持这种平衡，乾隆真是煞费苦心。他在用人行政上，特别注意对鄂、张二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

04 孤立

乾隆五年，皇帝已经出色地结束了政治实习期。皇帝对鄂尔泰和张廷玉不再那么须臾离不开了，对他们的政治建议不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在用人行政中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自主性。坐稳了宝座的皇帝觉得自己可以深入解决朋党问题了。

乾隆五年四月，乾隆皇帝降下长谕，公开指出目前的局势有党争的危险。他历数了鄂尔泰为人不谨之处，要求全体大臣们小心警惕，不要再结党。

皇帝举例说，永州总兵崔超潜获罪交于刑部处理，鄂尔泰认为崔氏有可谅之处，密奏为崔氏求情，乾隆听从了鄂尔泰的意见予以从宽处理。事情过后，外面大臣纷纷谈论鄂尔泰的功德。乾隆十分不悦，以为鄂尔泰既然密奏获准，则应恪守秘密，怎么能漏泄于人，向被宽之人示恩？这就是植党树私的开始。

打击朋党，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间的组织性和联系性，千方百计地造成他们的孤立化、分散化、“原子化”，使每一位官僚，都以孤立无援的姿态面对强大的君权。

而打击朋党必须从打击朋党的核心人物入手。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就必须从贝壳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样。只有让大臣们认识到他们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朋党才能不攻自散。

05 严苛

乾隆十三年的官场风暴开始，乾隆对大臣的态度从“以礼待之”渐渐变成了颐气指使，呼来喝去，动辄痛骂训斥，任意挫辱。任何一点错误，都会被乾隆拿来大作文章。

以张廷玉为例，作为三朝元老，一生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没犯过什么大错，但却晚景凄凉，名誉不保。

在后面的篇章中，将会来详细讲张廷玉与乾隆周旋的官场一生，会帮助你进一步了解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