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切莫认为一种观念只因其正确就能够毫无疑问地产生效力。哪怕在有教养的头脑中也不可能。
把只存在表面关联的不同事物结合在一起，把特殊情况即刻一般化，这就是群体推理的特征。
并不是事件本身会刺激群体的想象力，而是它们发生与呈现的方式。必须通过浓缩加工（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使它们形成浓烈的形象，占据并控制群体的大脑。
所有宗教或政治信仰的缔造者之所以能够将它们建立起来，都是因为他们能够激起群体狂热崇拜的情感，这种情感让人们在崇拜和服从中寻找到自己的幸福，并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任何时代都是如此。
认为制度可以纠正社会弊端；认为国家的进步是政府和体制完善的结果，社会的改变可以通过一纸政令来实现；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仍然极为普遍。法国
“丝毫不要考虑严谨对称，更多地是考虑方便实用；绝不单纯地因为不一致而去消除不一致；若非感觉到不满，就绝不改革；若要改革，就要彻底解决不满；只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绝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就是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时代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一直指导着我们二百五十年的议会作出决策。”
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心理学家，都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能令人变得更有道德，也不能使人更幸福，它无法改变人的本能和世代相传的冲动；而且有时候——很容易就会受到不良引导——带来的坏处远远大于好处。
这种教育（非常符合拉丁民族的特性）的首要危险在于，它建立在错误的基本观念上，认为智力的发展是通过对教科书的死记硬背。因此，人们致力于尽可能多地去记忆课本；从小学到博士，甚至到教师资格会考，年轻人都只知道背书，他们的判断力和主动性从来没有得到锻炼。教育对他而言，是背诵和服从。“学习课程，熟记一条语法或者一段摘要，不断重复，顺利模仿，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