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为什么需要礼教
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司马光说：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在我李炫成看来：我们所处的年代都在追求人人平等，公平正义，但是人人平等是指人格平等，而不是职业平等，古人讲君臣有别用现代的话来讲是指职业要有分工，职位要有等级，不能为了人人平等而不分工种，职位，倘若不加以区分，将出现属下不尊重领导，儿女不孝顺父母，儿子指挥老子，这样的社会是多么可怕啊，礼节没了，法纪又松散，自私自利就出现了，而人性最大的私欲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凡是为人父母，凡是治国治业者不得不慎重对待礼教法纪。
（二）自古以来骄傲自大者都死
等到智宣子去世，智襄子智瑶当政，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瑶戏弄韩康子，又侮辱他的家相段规。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就告诫说：“主公您不提防招来灾祸，灾祸就一定会来了！”智瑶说：“人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谁还敢兴风作浪！”智国又说：“这话可不妥。《夏书》中说：‘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贤德的人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开罪了人家的主君和臣相，又不戒备，说：‘不敢兴风作浪。’这种态度恐怕不行吧。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智瑶不听。
智瑶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想不给。段规说：“智瑶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一定讨伐我们，不如姑且给他。他拿到地更加狂妄，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了使臣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智瑶大喜，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想不给。家相任章问：“为崐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瑶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官员的警惧；我们给智瑶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用精诚团结之兵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要打败敌人，必须暂时听从他；要夺取敌人利益，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瑶的要求，让他骄傲自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图谋，又何必单独以我们作智瑶的靶子呢！”魏桓子说：“对。”也交给智瑶一个有万户的封地。
韩、魏两家军队乘机从两翼夹击，赵襄子率士兵从正面迎头痛击，大败智家军，于是杀死智瑶，又将智家族人尽行诛灭。只有辅果得以幸免。
司马光曰：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棠地方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在我李炫成看来：德才兼备是用人不变的更古真理，正如司马光所说的那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我们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都说有才华的人是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这就好比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也好比棠地方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就是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奇妙啊，古人的思维都比我们明了，作为现代的人就应该慎重对待，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
（三）有信则立，无信则危
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公孙鞅怕百姓难以确信，于是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百姓们感到此事很古怪，没人动手去搬。公孙鞅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立刻获得了五十金的重赏。这时，公孙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
臣司马光曰：信誉，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国家靠人民来保卫，人民靠信誉来保护；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没有人民便无法维持国家。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建立霸业者不欺骗四方邻国，善于治国者不欺骗人民，善于治家者不欺骗亲人。只有蠢人才反其道而行之，欺骗邻国，欺骗百姓，甚至欺骗兄弟、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一败涂地。靠欺骗所占的一点儿便宜救不了致命之伤，所得到的远远少于失去的，这岂不令人痛心！当年齐桓公不违背曹沫以胁迫手段订立的盟约，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地而遵守信用，魏文侯不背弃与山野之人打猎的约会，秦孝公不收回对移动木杆之人的重赏，这四位君主的治国之道尚称不上完美，而公孙鞅可以说是过于刻薄了，但他们处于你攻我夺的战国乱世，天下尔虞我诈、斗智斗勇之时，尚且不敢忘记树立信誉以收服人民之心，又何况今日治理一统天下的当政者呢！
在我李炫成看来：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无不透着个信字，你信我，我信你，彼此之间才能交往，自古以来凡治国齐家者都不曾忘记树立信誉已收服人民的心，又何况在当今重商轻文的时代，商人重才轻义，但是凡取得成就的大企业不正在呼唤信誉吗？可见信誉是多么重要啊！
（四）仁义之师才能威武霸气
邹地人士孟轲求见魏惠王，惠王问道：“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能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轲说：“君主您何必张口就要利益，有了仁义就足够了！如果君主光说为国谋利益，大夫光说为家谋利益，士民百姓所说的也是如何让自身得到利益，上上下下都追逐利益，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只有仁爱的人不会抛弃他的亲人，忠义的人不会把国君放到脑后。”魏惠王点头说：“对。”
臣司马光曰：孔、孟子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
秦国进攻韩国，攻克宜阳。
齐王、魏王在徐州会面，互相尊称为王。
这正是古话所说的越穷越摆架子。所以我说时运不宜。”
靖郭君想在薛建城，一个幕客对他劝阻说：“您没有看到海里的大鱼吗？海网罩不住它，鱼钩也牵不住它，然而它一离开海水，连小小蚂蚁也可以制它于死地。今天的齐国，就是您的汪洋大海。您能长期掌握住齐国，又要薛城做什么！如果失去齐国大权，即使把薛城城墙砌到天上，也保不住自己！”靖郭君于是放弃了扩建计划。
臣司马光曰：贤德的君子收养士人，是为了百姓的利益。《易经》说：“崐圣人收养贤良人才，恩泽及于天下百姓。”士人中贤良的人，道德操守足以匡正风俗，才干足以整顿纲纪，见识足以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毅力足以团结仁人志士；用到大处可以有利于天下，用到小处可以有利于一国。所以贤德的君子用丰厚的俸禄来收养他们，用尊崇的地位来礼待他们。蓄养一个人就能使天下百姓都普被恩泽，这是养贤之道的真谛。然而孟尝君的养士，不分聪明愚笨，不论好人坏人，一概收留；他盗用国库的薪俸，结立自己的私党，沽名钓誉，对上欺瞒国君，对下盘剥百姓，真是一个奸雄，决不值得颂扬！《尚书》说：“商纣王是收留天下罪人的窝主、藏污纳垢的匪巢。”孟尝君也正是这种情况。
臣司马光曰：孟尝君可以算是能虚心接受意见的人了。只要提的意见对，即使是别有用心，他也予以采纳，更何况那些毫无私心的尽忠之言呢！《诗经》写道：“采集蔓菁，采集土瓜，根好根坏不要管它。”孟尝君是做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雅度。
各国策划援救燕国。齐王又对孟轲问道：“各国都谋划来讨伐我，怎么办？”回答说：“我听说过只占有七十里而能统一号令天下的例子，就是商王汤。没听说过拥有千里之广的国家而总是畏惧别人的。《尚书》说：“盼望我们的君主，他来了我们就可以获得解救。’现在燕国虐待它的百姓，大王前往征服它，燕国人民认为是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了他们，都箪食壶浆前来迎接仁义之师。您如果杀了他们的父兄，囚捕他们的子弟，毁坏他们的祖庙，掠夺他们的国宝，那可就不行了。天下本来就畏惧齐国的强大，现在齐国土地又增加了一倍，如果不施行仁政，那么就会招致天下的讨伐。大王您应该立即下令，释放被捕的老幼百姓，停止掠夺燕国的财宝，与燕国民众商议，推举新的国君，然后离开燕国，这样做还来得及。”齐王却没有采纳孟轲的劝告。
齐王出逃到卫国，卫国国君让出宫殿给他居住，向他称臣并供给日常用度。齐王却傲慢不逊，卫国人气愤地攻击他，齐王又出奔到邹、鲁国，仍旧面有骄色；邹、鲁两地闭门不纳，齐王又出奔莒地。楚国派淖齿率军前来救援齐王，被任命为齐相。淖齿却想与燕国瓜分齐国，于是抓住齐王数说他的罪过：“千乘、博昌之间的方圆几百里地，下血雨浸湿衣服，你齐王知道吗？”齐王回答：“知道。”“嬴、博之间，大地崩塌，泉水上涌，你齐王知道吗？”回答：“知道。”“有人堵着宫门哭泣，却不见人影，离开时又音响可闻，齐王你知道吗？”回答：“知道。”淖齿说：“天降血雨，是上天警告你；地崩泉涌，是大地警告你；人堵着宫门哭，是人心在警告你。天、地、人都警告，而你却不知改悔，你还想不死吗！”于是在鼓里这个地方将齐王处死。
荀况论之曰：国家，集中了天下的利益和权势。有道行的人主持，可以得到大的安乐，大的荣耀，成为幸福的源泉。无道行的人主持，却带来大的危险，大的拖累，有君王的地位还不如没有；等到形势极度恶化，他即使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做不到了。齐王、宋康王便是如此。
所以治理国家的君主如果提倡礼义，就可以称王，树立信誉就可以称霸，玩弄权术则必然灭亡。
领导国家提倡礼义，就无人可以加害于他。即使做一件坏事、杀一个无辜的人便可以得到天下，仁爱的人也不会去干。君主守定意志，维护国家，坚如磐石，以此礼待他人，就可以产生众多的仁人志士。以此条陈布置国家刑事法律，就可以制定出良好的法律。君主极力如此主张，再率领群臣以身作则，就可以树立起礼义的风尚。这样，属下能够以礼义纲常尊崇上司，统治基础就稳定了，基础稳定国家便安定，国家安定则天下平定。因此说：用国家的权力推行礼义，一天就可以做到众人皆知，商汤王、周武王便是如此，即所谓的以提倡礼义而称王。
即使道德还未达到完美，礼义也没有做到完善，然而已经可以掌握治理天下的大致条理。做到赏罚分明，取得天下的信任，使臣属清楚地看到它的重要性。政令一经颁布，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欺骗百姓；条约已经缔结，不管有利还是无利，都不欺骗合作的邻国。这样，才能军队强劲，城池坚固，使敌对国家畏惧。国家的方针一贯而明确，友邦就予以信任。即使是偏僻的小国，也可以威震天下。春秋时期的齐、晋、宋、秦、楚五霸主便是如此，即所谓的以树立信誉而称霸。
带领国家追逐功利，不申张正义，不遵守信用，唯利是图；对内不惜为了一点小利去欺骗人民，对外为了追求大的利益不怕欺骗友邦。对内不好好治理自己已有的东西，却常常觊觎别人的成果。这样，臣下百姓就无不以奸诈之心对待上司。上欺下，下瞒上，于是上下关系分崩离析。这样，便使敌对国家轻视，友好国家不信任，权术泛滥而国家日益削弱，走向极端，终于灭亡，齐王、孟尝君便是如此。齐王要强大齐国，不去提倡礼义，不去修明政治，不去统一天下的思想，只是成年累月地骑马在外面征战。所以齐国强大的时候，向南能够打败楚国，向西能够逼迫秦国，向北可以战胜燕国，在中原能够征服宋国。然而燕国、赵国一旦群起而攻齐，便如摧枯拉朽。齐王身死国亡，成为天下共同声讨的对象，后世提起暴君总要举他为例。这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崇尚礼义而沉溺权术。
以上三种，贤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地加以抉择，仁人志士必须认真地予以辨明。善于抉择的人可以控制别人，不善于抉择的人则被别人控制。
在我李炫成看来：读古人智慧，确实是如雷贯耳啊，能让愚者医愚，智者更慧，伟大啊伟大，奇妙啊奇妙，这不就是照照镜子，洗洗澡，叫人重新开始做全新的自己吗？怪不得伟人常说读史不仅使人明智，更懂兴衰，更明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