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销点早就不是代销点了。
现在它开着小超市，门口挂着塑料门帘，红蓝条纹的，被风一吹哗啦哗啦响。只有那个柜台还在，玻璃的，靠墙放着，边角的腻子已经发黄，裂开了几道细纹。
早先不是玻璃的。王会计记得清楚，是水泥的，面上抹了层水磨石，滑溜溜的。那是一九七四年还是七五年？他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抹柜台那天，他和老张忙到后半夜。老张提着马灯，他拿着抹子，一遍遍地刮。水磨石要趁湿抹，抹平了，再用鹅卵石一遍遍磨。老张说：“得磨出镜面来。”其实到最后也没成镜面，只是比普通水泥台子亮些，能照见模糊的人影。
最早管代销点的是秀梅。她每天准时开门，先用鸡毛掸子弹货架上的灰——其实没什么灰，她还是弹。货品不多：红糖用草纸包成三角包，盐装在木箱里，散酒盛在陶缸中，缸盖是厚木板的，掀开时有股冲鼻子的味道。酱油和醋放在黑陶罐里，打的时候用竹提子，一提半斤，很少洒出来。
买盐的最多。庄稼人下力气，缺盐。秀梅称盐用秤杆秤，秤砣是铁的，已经磨得发亮。她看秤时总眯起眼，秤杆翘得高高的。“高高的。”她说，然后把盐倒进顾客带来的布袋或碗里。有人没带家什，她就撕张黄麻纸，折成漏斗状，小心地倒进去，再包好。纸包不能完全密封，会在人手里留下细细的盐粒。
下午三四点钟，代销点最热闹。下地的人回来了，顺便打瓶酱油，或者称半斤盐。孩子们也来，举着鸡蛋换水果糖。秀梅收鸡蛋时对着光看，看是不是新鲜。换糖的规矩是一个鸡蛋换两颗糖，有时鸡蛋小，她就多给半颗——把一颗糖咬成两半，断面参差不齐的，糖纸还仔细地包回去。孩子们不嫌，攥在手心里，糖纸哗啦哗啦响。
老陈头天天来。不买东西，就是坐坐。他坐在柜台外的条凳上，看秀梅忙活，偶尔说句话。“今天天阴。”“麦该浇二遍水了。”秀梅应着，手里不停。有时老陈头帮人看看秤星——他眼神好。其实秀梅的秤从来是“高高的”，但老陈头看过了，买的人就更放心。
秀梅记账用铅笔，记在牛皮纸本子上。字不大，工工整整的。谁家赊账了，谁家还了，都记得清楚。年底清账时，她把本子摊在柜台上，一笔一笔念。欠账的人听着，有的脸红，有的说“明年一定还”。秀梅不多说，只在本子上画个圈，表示知道了。
后来换了玻璃柜台。是八几年的事，说要搞活经济。玻璃是从县里拉来的，裁得不很规整，接缝处打了腻子。货品忽然多了起来：有了袋装的饼干，铁盒的香烟，玻璃瓶的橘子汽水。秀梅还是老样子，只是看秤时不那么常眯眼了——新进了台磅秤，站上去，数字就出来了。老陈头来看过磅秤，看了半天，说：“这东西准不准？”秀梅说：“准的。”他还是更信秤杆。
再后来秀梅退休了，她儿子接班。儿子装了冰柜，进了雪糕，代销点变成小卖部。玻璃柜台擦得亮亮的，底下装了灯管，晚上一开，整个店都透着光。老陈头不来了，他腿脚不好。偶尔秀梅来坐坐，坐在儿子新买的塑料凳上，看儿子用扫码枪扫条形码。“嘀”一声，价钱就出来了。她看了几回，没说什么。
去年装修，儿子说要把旧柜台扔了。“太占地方。”秀梅不让，说留着放东西也行。最后柜台被挪到墙角，玻璃底下压了些旧单据——送货单、保修卡、过期的宣传画。有时顾客买东西，会把随手的东西暂时放在柜台上：一串钥匙，半瓶水，或者正在响铃的手机。
秀梅现在很少去了。去了也是坐一会儿就走。她眼睛花了，看不清价签上的小字。有一次她顺手拿起柜台上的抹布——那是块旧毛巾改的，灰扑扑的。她擦玻璃，很仔细地擦，先横着擦，再竖着擦。擦到右下角时停住了，那里有个不起眼的浅坑，是当年水泥柜台时留下的，有个小孩用秤砣敲了一下，没敲破，只留下个印子。她用手指摸了摸，坑很浅，几乎感觉不出来。玻璃上反射着超市里各种商品的包装，红的绿的，闪闪发光。她自己的影子映在其中，淡淡的，像蒙着一层薄雾。
门外有摩托车停下，塑料门帘被掀开，哗啦一声。进来的是个年轻人，要买烟。她儿子从收银台后面站起来，熟练地转身取货。年轻人扫码付款，手机“滴”地响了一声。他点烟时，打火机的火苗窜起老高，在玻璃柜台上映出一小团晃动的光，很快又暗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