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周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变革”模块的案例学习。正好，这一周我们的案例主题词也是“变革”。
“变革”这个词很大，但正如我们在直播课中讲到的，真正的变革实操者看见的不是千千万万的事，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而在一场变革的进程中，我想一个好的变革发动者通常会经历这样四个阶段：被他人听见、被他人信任、能影响他人、被他人跟随。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关系深度的不同阶段。而接下来的四节思维模型课，就正好对应这四种关系深度，分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佳实践。下面，我们直接开始第一节课。
这节课，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怎样争取话语权。
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组织，尤其是重要的协作组织中，资源总是有限的。要想做事，我们就必须要具备能够调度资源的能力，这一定程度取决于我们的话语权。那么，要怎么在重要的协作网络里，给自己争取话语权呢？
今天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来自一家中国的手机公司，vivo。我们采访了vivo通信研究院院长秦飞，请他来告诉你，vivo是怎么打入全球的通讯行业标准化机构3GPP，从而影响了全球5G行业的标准制定的。
我知道你肯定要说了，要谈5G，怎么找vivo不找华为？华为才是中国最有实力的5G技术代表吧。没错，当时vivo面临的难题也正在这里：在vivo刚加入3GPP时，组织里已经有了全球移动通讯产业链上的500多家公司，除了华为，还有爱立信、诺基亚、高通等等。大家都想要推动自己的技术成为标准。
在这些元老巨头面前，新加入的vivo简直就是个小透明。可就是这个小透明，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把自己在3GPP里的影响力从0做到了1，成为3GPP里最有影响力的移动终端公司之一。而带着vivo取得这个成绩的，就是通信研究院的院长秦飞。
这节课的课程导师，当然就是秦飞，研究员是陈舒扬和石婧宇。由徐惟杰来为你转述。
好，我们开始。
翻开任何一个成熟行业，里面都会有各种标准制定组织，在移动通信行业里，全球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组织，就是3GPP。3GPP相当于通讯行业的联合国，来自不同国家的厂商，包括手机终端、芯片、运营商、设备商等，集结在一起协同合作，制定行业的游戏规则。
vivo是在2016年8月加入3GPP的，在那个时间点上，vivo已经意识到5G技术将会重塑整个通讯行业。作为一家手机终端商，vivo很清楚，必须尽快加入5G标准的讨论之中，才能在变革发生前准备齐全，抢占先机。
事实上，加入3GPP本身并没有什么门槛，移动通讯产业中的任何一个公司，只要按规定提交申请，就能成为成员。
但你要知道，加入3GPP和能够参与制定标准，完全是两回事。
在当时，3GPP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机构。秦飞代表vivo加入时，组织里已经包括了移动通讯产业链上500多家公司，大家都想要推动自己的技术成为标准。而当时组织里影响力最靠前的基本上都是元老，比如爱立信、诺基亚、高通、华为等公司。
比起这些老大哥来，新加入的vivo简直就是个小透明。可是三年后，vivo在3GPP里的影响力排进了前十。
vivo是如何做到的呢？秦飞说，主要是做到了这么三条。
理解生态圈，找准自己的生态位
第一条经验，叫作“找准自己的生态位”。
当一个组织格局已定，新来者想要得到其他成员的重视，就得证明自己有别人都没有的资源，用这个核心竞争力抢占出一个独有的生态位来。
vivo在刚加入3GPP时，境地是很尴尬的。要理解这种尴尬，我们先来和你介绍下在3GPP里，一个标准是怎么被制定出来的。
首先，每个成员公司都有自己的团队，根据各自市场上出现的技术新需求进行研发，把问题明确下来后写成技术文稿，按照3GPP三大规范组的门类规定，进行稿件提交。这样的技术文章非常多，不可能每一篇都放到大会上去讨论，所以等到开会的时候，不同规范组的主席会担任主持人，在各自领域的文稿中挑选出一些值得讨论的提案，组织大家进行自由发言和讨论。
讨论结束后，大家举手表决提案是否立项。如果立项成功，就进入到项目工作阶段，由大家选出一名成员，担任“报告人”的角色。报告人有点像小组长的感觉，他会组织大家一起做研究、开讨论会，直到把具体的技术方案给做出来，而这个方案就成为新的行业标准。
讲到这儿你就能看出，一家公司在3GPP里的影响力，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它能够发起和主导的项目多不多、重要不重要。反过来说，如果你想在3GPP里有影响力，深度推动行业标准的制定，首先，最基本的，你要提交的技术文稿，数量、质量都得足够高，但是就算你吭哧吭哧写了很多文章，如果其他人对你的主题不支持、不感兴趣，你的想法也没机会拿到会上去讨论，更别说立项了。
当vivo刚进入3GPP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当时的秦飞一腔抱负，想要对标华为，带着团队投了很多关于网络设备和信道编码方面的文稿，这些领域都是又重要又复杂的领域。但这样的文章投上去后，杳无音讯。
几次之后，秦飞就在思考，为什么vivo这么不受重视，后来他想明白了。说到底，vivo在其他成员看来，就是一家中国的终端商公司。终端商公司去讲网络设备和信道编码的问题，名不正言不顺。那vivo能不能以中国厂商的身份，博得其他国家成员公司的关注呢？能，但别忘了，组织里的龙头大哥之一，华为也是带着中国身份的，而华为在3GPP里影响力最大的，就是在网络设备和信道编码这个领域。
你看，就算大家愿意听vivo以中国公司的视角去聊点什么，也不应当是那些华为能聊得更好、更专业的问题。
在会上受到冷落后不久，正好秦飞赶上了vivo内部的一个中层培训会。在会上，客服投诉部门负责人说起来，手机耗电太快这事，是中国手机用户投诉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一下，秦飞的思路就打开了。
vivo是做手机终端的，距离用户是最近的，它拥有的最大资源，就是中国市场2.5亿的存量用户！那么，为什么不从用户体验和使用习惯切入，来提出议题呢？
vivo意识到，这个议题值得讨论。更重要的是，同样有资格讨论这个议题的华为，在5G战场上忙着关心网络侧为主的问题，暂时还顾不上关心用户体验上的技术标准，而这便给vivo创造了一个绝妙的生态位。
思路通顺了，剩下的就是做了。就说手机耗电快这个问题，5G网络下网速变快，手机需要处理的任务更多，这就意味着5G手机会更加耗电。所以，秦飞想到5G手机耗电快这个问题，一定也会是全球用户的巨大痛点。
那这个问题有没有改善的空间呢？从理论层面来思考，秦飞认为是有的。现在我们延续了2G时代的通信标准，手机约每一百毫秒就要向附近基站发送信号进行信号测量，这样高频率的测量必然意味着电量的耗损。其实这个规则的制定，原本是为了保证在高速的车载移动场景里，手机还能在不同基站信号之间进行无缝切换，保证通信顺畅。但实际生活中，用户大部分时间并不处于高速移动状态，不需要频繁地测量。
而且，2G时代的功能机里没有传感器，手机并不知道使用者处于何种移动状态下，不得不主动地频繁测量，但在4G/5G时代，智能手机里有大量传感器，使用者的位置状态很容易监测，频繁测量就失去了意义。这就是说，改变信号测量标准，是有可能既不影响通话质量，又为手机省电的。
光凭理论分析还不够，秦飞还得用客观数据来量化论证——改变手机和基站之间的信号测量标准，不仅能为手机省电，还能省下不少电。
于是，秦飞用三四个月的时间，发动公司的工程师们搜集数据，做了大量测试。统计用户一天下来，手机使用时间是怎么分配到锁屏、微信、看视频、电话等这些不同场景的，再在不同使用场景里分别做测试，去看每个场景下通信模块做的行动里，哪些步骤是必须的，哪些是冗余的。
经过大量测试，秦飞确定了绝大多数用户在正常使用手机的情况下，手机里70%的电池功耗都是通信模块产生的。这证明了从通信模块下手，改写标准，确实是有必要的。
在测试的过程中，vivo其实也摸索出了解决耗电问题的方案。简单来说，就是根据用户的移动状态自动适应调整测量周期。也就是说，如果用户待在家里或者在办公室几乎没动，则不用频繁测量。使用这个方案的手机，各种场景统计下来，能省30%-40%的电。
做完研究和测试后，vivo撰写并递交给大会一篇关于省电议题的技术文稿。文稿里其实讲了三件事：第一，vivo发现了省电这个问题；第二，这个问题很值得被解决；第三，这个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
而给这些结论提供重要支撑的，就是vivo基于中国市场2.5亿用户的手机使用习惯，做出来的大数据。这些数据一公布，就吸引了不少成员公司的注意，会上很多公司专门找到秦飞，聊省电这个议题，会议的主席也对vivo有了新的认识。
好，vivo在3GPP里找准生态位，其实就是找准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一方面可以为3GPP里的其他成员带来更多独特的资源和视角，加强组织的整体能力。同时，在找生态位的过程中，vivo是以自己用户的痛点问题出发做考虑的，集结组织合力把这些问题解决掉，提前布局生产出新产品，又可以帮vivo更好地抓住用户，增大自身收益。
以上，就是共赢者思维模型，秦飞分享的第一条经验。
让别人也有贡献感
而第二条经验，叫“让别人也有贡献感”。
秦飞教授告诉我们，在工程师身上，会看到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一种是喜欢自己埋头研究一个事情，快成功了再告诉旁边的人；另一种，是事情做到一半的时候，就会把别人拉进来一起讨论。后一种方式，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推动省电这个议题的时候，vivo也用了后一种办法，在抛出问题的时候，不提出自己的答案。
其实，在递交文稿、公开数据的3个月前，vivo就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测试和研究，有了基本的解决方案，但在vivo提交的技术文稿里，却没有提出解决方案是什么。秦飞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公司参与讨论，觉得这件事不是vivo一家做出来，而是大家一起做出来的。
事实上，把更多的人拉进来，也不是到了会场上才做的。在提交文稿的几个月前，vivo就开始积极和其他成员公司进行私下沟通了。
秦飞找到其他成员公司的负责人，告诉他们：vivo刚做了一些测试，从做出的数据来看，通信模块省电这个方向是值得做的，你们也不妨去做做类似的测试，大家互相验证一下。
这样沟通下来，认同这个方向的公司，也会回去研究。相应的，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些技术方案出来，那么等vivo在大会上正式提出议题的时候，这些公司也已经在技术上有所准备，每家多少都可以在立项成功后收获一波提前布局的利益，大家是互惠共赢的关系。因此，这些公司在讨论立项的时候，积极响应，投出赞成票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几个月的沟通结果是，vivo在讨论立项的大会召开前，就已经召集到了40多家公司的支持，到了会场上，主席一发问，一堆公司代表哗哗哗举手，气势上就很强劲。
立项成功后，还有一件挺关键的事，就是选出项目报告人。报告人会组织各家工程师一起讨论，整理提交一份具体方案。每一个项目下，会有很多小主题，每个公司也会有自己的侧重点，对同一个问题就会持不同意见，所以报告人这个角色也非常关键，他需要在不同成员间斡旋协调，推动讨论正常进行。如果报告人不够尽心，项目最后不了了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一般来说，项目召集人在立项成功后就会被推举成报告人。所以当时秦飞的同事，还有很多友商，都认为vivo的工程师理所应当是省电项目的报告人。但是，会议主席却没有把报告人给vivo，说因为vivo还是组里的新面孔，报告人最好从更资深的成员公司中选出。
秦飞代表vivo欣然接受了这种处理方式，一是因为选出的这位报告人能力和技术很强，秦飞明白项目交给他，在执行上是有保障的。更重要的是，接受“不做报告人”这个举动，能向其他成员表明一个态度：这个项目不仅是vivo的，更是大家的。
没当项目报告人，会不会让vivo处于不利地位呢？秦飞说，其实并没有。因为vivo在项目推进阶段，提早着手做了充足准备，拿出的方案都是经得起辩论的，所以在报告人组织的讨论阶段，他们的方案也是被采用得最多的。
省电项目最终成果被纳入了3GPP新发布的标准版本中。预计2021年，你买到的5G手机，就能使用上这一套新标准了。
重视避嫌，体现公平
vivo的第三条经验是，当你在一个组织里有了一席之地后，更要注意避嫌，体现公平。
除了省电这个议题，秦飞还发现在使用vivo双卡手机的用户中，有不少人投诉自己在用一个卡玩在线游戏时，如果另外一张卡里正好有电话拨入，游戏就会被中断，这个问题在技术上被叫作“语音信号优先”。其实就是当电话打进来，手机就会切断4G网络，回落到2G网络。只要你打过游戏，一定知道这种情况很让人生气。
这个用户痛点问题，能不能通过制定标准来解决呢？能，但秦飞却发现，3GPP之前从来没有讨论过一机多SIM卡涉及的技术问题。这是因为虽然咱们中国人对手机“双卡双待”这个服务一点都不陌生，但外国却很少有人一个手机用多张SIM卡，外国成员公司之前根本就没关注过这个议题。
于是，vivo向大会提出了研究一机多卡相关技术标准的议题。这个时候，vivo已经在3GPP里服务了快两年，已经得到很多成员的认可了，所以跟大家解释起双卡功能的时候，其他成员公司也觉得这个“中国特色”很有意思，甚至值得考虑在自己国家推广。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后，在vivo的召集下，研究多SIM卡的标准化问题，成功地立了项。而这个项目的报告人，落到了vivo研究院的一名技术专家身上。
在下属成为报告人后，秦飞首先做的是做放权和切割。他告诉那位报告人说，虽然咱们信息可以同步，但所有的事情还是得由你自己去做判断。而就这个项目来说，vivo还会派出另一位技术人员，代表公司参与技术讨论，维护公司的利益。
秦飞说，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报告人的身份太重要了，大家都会盯着看他会不会把vivo的私利置于3GPP的行业公利之上。如果这位报告人真的这么做了，即使vivo可以在这个项目上占到一些便宜，也会失去其他成员公司对vivo的信任。
在3GPP，中国公司占了三大规范组里一名主席、两名副主席的席位。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公司在3GPP里拥有这么高的地位，难免会让其他国家的成员公司对中国公司的态度更加敏感，投来更多关注。因此vivo在获得了报告人这个重要角色后，就更得在言行举止上有所注意，保证公平行事了。
所以你看，所谓有话语权，不等于你说了算，而是当你说话的时候，人们更相信你是以“共赢”的前提在替所有成员着想、谋福利的，于是也就更愿意听你的。
总结
我们请秦飞教授分享了vivo怎么在3GPP这么一个合作网络中建立话语权的，总结下来他提供了三条建议：
第一，初进合作网络，影响力较为微弱时，不去硬碰最热门的议题，而是寻找自身最有优势的议题；
第二，想实现自己的一个想法，就要把这个想法变成大家的想法，让别人也能获得参与感和贡献感；
第三，获得一定话语权之后，更要重视公平，维护自己的话语权信用。
关于怎样在合作网络里建立话语权，你有什么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欢迎你在留言区，和大家一起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