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政府的一种简单理解，是一种将保护和公正出售给其选民的制度协定。它通过确定和实施产品和资源的所有权，以及让与资产转移权来实现。作为对这种服务的回报，国家获得税收。由于提供保护和公正的规模经济使这一交易可能对选民来说很合算，因此被统治者与政府之间的互利贸易，便有了一种基础和可能。
财政是国家的基本目的。如果财政收入充分，国家可以加强武装力量，完善官僚集团，加强统治，提供更好的保护和公正。这种情况下，国家一般不会有太大的意愿调整原有的体制和政策。
当面对财政困难时，国家则会有变革的动力。它既可以通过保护产权，促进全社会的经济增长，这是一种相对长期的策略。它也可以通过破坏产权，短时间内就可以获得更大的租金回报。这是斯诺提出的国家悖论。对应到变革的策略，一种是甩包袱，给新兴产业发展空间，但是这种策略往往会触及到旧有权贵的既得利益，受到的抵制会比较强。另外一种策略就是收割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还没有强大的政治地位，抵制会比较小，但是这种策略会影响将来的税基。
道格拉斯.斯诺讲，如果先收割新兴的资产阶级，再甩包袱，失败的概率比较大。
1589年亨利四世即位法国国王，波旁王朝入主法兰西，穷兵黩武，国力由盛转衰。直至1789年，法国的财政危机彻底爆发，法王路易十六被迫重开三级议会。增税的要求遭到否决。法国资产阶级和王室开始了武装斗争，法国大革命爆发。几年后，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
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的财政入不敷出，税收的结构额和制度极不合理。为了开辟税源，法国时兴卖官。很多官职的设定，完全是出于卖官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这样设置出来的官职多得简直难以置信。多出来的官职并没有实权，但是能够免税。这些免掉的税，最后都变相地加在了穷人身上。还有一种军役税，就是国家为了打仗，专门征收的赋税。两个世纪以来，法国的军役税增加了十倍，这几乎全都是农民的血汗。而且，这种军役税在征收的时候是随意摊派的，每年要交的军役税多少不一，全凭村里收税员一句话。
法国的王室把税负和徭役都压在最贫穷的民众身上，使得所有的不平等都集中在一个钉子尖上。他们根本没有去考虑怎么甩掉那些不必要的债务包袱。
如果给新兴的产业和资产阶级足够的发展空间，他们会不断地创造财富，长期来看，也会给国家贡献更多的税收。哈布斯堡时期的荷兰，勃垦第的四个公爵制定出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他们大力提倡国际贸易，减少行会的排外和垄断，并防止地方行会将其限制性惯例强加于国家工业发展之上。虽然他们遭到了享有旧日特权市镇的反对，却赢得了一些新的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可靠支持。由于能持续地给王室贡献丰富的税收，这种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被保留了下来。
这些制度帮助荷兰，发展起来了有效的市场，极大地降低了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实施成本。市场的惯例因为大量的交易变成了成文法，政府的公共证人也在市场设立办事处，专门解决纠纷和为这些成文法背书。由于贸易的需要，阿姆斯特丹发展出了行市表，流行于整个欧洲。成熟的市场，也解决了欧洲王室债务这个大难题。王室一直是最大的借债人，以前大家族公司作为债权人，会获得垄断权，资源或者征税权，最后依然可能收不回贷款而破产。而荷兰新兴的股份制和市场化的利率结构，能够给王室提供一个选项，所有的风险也不再有家族企业独立承担。
查理五世于十六世纪发动的整个战争中，低地国家因其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勃艮第为哈布斯堡王朝贡献了极大的税收。后来，他们不愿意再忍受即位的腓力二世，开始承认桔宫的叛乱。1648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开始承认了荷兰的独立，荷兰发展成为了17世纪世界航海和贸易强国。斯诺认为，荷兰是西方世界在近代，第一个跨越马尔萨斯陷阱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