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队长家在一个大院子里，是瓦房，而且房比别人家好些。院子很大，后面住着三家人，已经另开门出入。王队长住在前面，有三四间正屋，另外还有灶房、牲口房，前面还有一个院子。院门是很厚的木门，还带着两个铜门环，两旁是石柱子和石门墩。院子坐落在平坝上，房子虽然旧了，但从派头上一看就是过去有钱人家的院子。院墙是风火墙，清一色大青砖，房子是木结构的，柱子和梁都是很粗的木头，空间高，房顶有望板，墙是木板墙，窗户是格子窗，不过窗户玻璃缺了多半，漆也掉得差不多了。院子周围都是竹林和高大的桂圆树、桢楠树。
见到队长后，姜必成说局里让我来帮你们解决牲口瘟疫的事。队长热情地跟他握手，说已经得到公社畜牧兽医站的通知，就盼着你来。随即客气地请姜必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坐下歇歇，又倒来一碗水，自己也在旁边坐下，把瘟疫的情况大致说了一下。
姜必成走渴了，大口地喝水。喝完水，掏出一包“红梅”香烟，抽出一根递跟队长。队长客气地点点脑壳，扬扬手中的叶子烟烟竿，说我们农民抽不惯纸烟，也抽不起，只抽叶子烟。姜必成晓得队长说的是实话，他也晓得农民们穷，买不起纸烟，多半是自己种叶子烟。他转身把烟又客气地递跟王荣贵，王荣贵马上恭敬地一弯腰，伸出双手接住，连声道谢。
队长斜了王荣贵一眼，没说啥。他左手肘在桌子上，托着下巴，右手捏着烟竿，一边抽烟，一边在想把姜必成安排在哪家住宿合适些。他们队离公社远，上面来公干的干部，往往就不赶回去，临时住宿在队上。王荣贵站在一旁，队长没让他坐，他只能恭恭敬敬地站着。一看队长没说话，心想他是不是为姜必成的住宿发愁，他在一旁小心谨慎地说：
“队长，姜医师硬是一个大好人，硬是爱帮人，爱做好事，要是队里没有合适的地方住，先住我家去。我一个人，有地方，只要姜医师不嫌……”
他的话立刻被队长吼断：“婆娘，你跟我滚一边去！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住你家？亏你想得出来，跟老子别忘了你是啥子身份。”
婆娘立即闭上嘴，望了姜必成一眼，灰溜溜地出去。姜必成一看，很是诧异，心想他是一个看起来很本分的人，这队长咋对他说话这样凶。以后晓得内情后，才明白是咋回事。
队长叫王宗义。岁数就四十出头的样子，一双眼睛透着精明，身板硬扎，精瘦精瘦的，一付好劳力的架子。穿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已经洗得来有点泛红，裤子是一条军装，裤脚卷了几卷，一双半新的解放鞋套在脚上。儿子当兵回来探亲，送他一套衣服，衣服舍不得穿，说是总挑担子，容易磨坏，只把裤子穿上。他不管穿啥颜色的衣服裤子，一年四季都把一顶黄色军帽扣在脑壳上，这成了他的标记，离得老远，都能看见了他脑壳上那一团黄色。他性子硬，加上走路时，腰板挺得直，队上的人就叫他“硬头黄”。当地有一种竹子名叫硬头黄，粗硬、坚挺、长老后呈淡黄色，这外号对他来说有几分贴切。一遇到情绪变化时或有要紧的事时，他就习惯把脑壳上的帽子抓下来，扣在那里，表示说话的分量很重。王队长的婆娘死得早，给他留下一儿一女。儿子王大龙出去当兵，他跟前就只有女儿王二凤，父女俩过日子。
王队长这几天正在毛焦火辣，生产队的几头耕牛都躺下起不来，再过一阵就该犁田插秧。这耕牛要是出了问题，田犁不成，秧也插不上。时节一过，就不赶趟，到时咋个办？队上还有十几家人的猪也得猪瘟，也闹得人心惶惶。姜必成这一来，王队长心里宽了不少。队上人家的房子，他心里都有数，茅屋多瓦房少，窄的人家二三间，宽的人家三四间，虽说旧点，但住都没得问题。麻烦的是吃饭，家家都不宽松，上头来的技术人员，是请来帮大忙的，吃得太差不好交待。
三年的全国性饥荒过去后，经过三自一包政策的调整，农村的经济得到一些恢复。农民除了能经营自留地外，也鼓励养点鸡鸭鹅，养点猪羊之类。农民的生活有了一些起色，吃饭问题已经不再那样艰难，王队长家比别人家还强点。他大儿子已不在家住，正好空出一间屋，他想就让姜必成来生产队时，住那间屋。想到这里就对姜必成说：
“你哪家也不用去，就住我家，吃饭也在我家吃。我们先到队上牛棚看看去。”他一边说，一边抓起桌上的帽子扣在脑壳上，起身往门外走。
“住那里都行，听你安排。” 姜必成说完，就跟王队长先到牛棚去。
这个队的田和地大部分在坝子上，靠近山岭的坡地上还有一部分梯田。属于粮食区，夏天这一季主要种谷子、苞谷、红苕，冬春这一季主要种小麦、油菜。农村的组织形式是变了，但耕作方式还是老样子，单产水平都不高。不过，跟山区的生产队相比，还算是不错的。
王队长从土改时就是积极分子，还入了党，虽说没啥文化，脑壳却很灵光，是属于农村中精明强干那类人。农村的机构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又从高级社到公社，他一直是生产队长。曾经跟他一起参加土改工作的老张，后来当了公社的书记，张书记曾经要他当大队长，他坚决不干，推说自己认不到几个字，干不了。心里想的却是大队长是一个担责任而没实权的差事。公社成立后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他愿意在这个位子上呆着，是他能说了算的地方。
在生产队，他就像一个王，没人敢得罪他，他的口头禅是：你们要让老子当队长，就得听老子的。
生产上的事都是他说了算，今天插哪块田的秧，队员就插哪块田的秧。明天打哪块田的谷子，队员就打哪块田的谷子。种地他算是把式，指挥生产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只有个别人如王生安就对他不服气。队上其他事如钱粮收多少，支多少他说了算，储备粮存多少也是他说了算，会计、保管都是跟在他屁股后面转的人。不过，他有一点也让那些不服气的人也服气，他自己也是靠挣工分吃饭。按上头的规定，当队长的人外出参加会议时或其他公干时，是应该有些工分补助的。他不要，从来不要。说：“老子不稀罕那几个工分。跟大家干事，是当队长的本分。”
后来，王二凤还跟姜必成抱怨过：其实我爹也很辛苦，为了生产队的事操烂了心，都顾不上他个人的事。姜必成说：你爹是很辛苦，我也看得出来。但有些事情不是他辛苦就是好的，还得看跟大家带来好处没得。
有一件事情，王宗义跟队上带来很大的好处。
这个队田多地少，历史以来水稻产量都很低，自从60年代初引进杂交水稻“矮子粘”和“珍珠矮”后，产量差不多比过去增加了一倍。
这两个品种刚开始引进时，队上很多农民不相信这种矮杆作物。王宗义坚决推行新品种，他在心里盘算，这庄稼种了一辈子，单干也好，集体干也好，田还是那些田，地还是那些地，种田种地的方法也都一样，产量都差不多。说不定换品种，能提高产量。但队里赞成的人少，连过去支持他的人也不赞成，反对的人多，尤其是一些老人反对得厉害，说这是关系到全队人一年口粮的事。王生安对他说：
“队长，你都不认字，晓得啥子是新品种啥子是旧品种？别一听有人说好，就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
“你跟老子爬开！你个青沟子娃儿，才摸了几年锄把，敢在老子面前逞能。你爹跟我说话还差不多。”
王生安的爹是远近有名的庄稼把式，他说种了一辈子的谷子，都是高杆的，哪见过这种矮矬矬的谷子哇。就凭这个样子的就能高产，打死我都不相信哇。队里还有一个公认的种田好手杨老爹，他也说祖祖辈辈都是种的这种高杆谷子，从没听说过啥子杂交稻子，这玩艺行吗？光抗倒伏有啥子用？到打谷子的时候没收成咋办？他对王队长说：宗义哇，这关系到全队人吃饭的大事，还是稳当点好。
王宗义一听这话有道理，稳当点也好，也不着急在一年。他也让了一大步，将队上的田分成两部分，旧品种和新品种各种一半。第一年产量下来，矮子粘水稻的产量比常规水稻多了近一倍。谷子产量一下增产这样多，对庄稼人来说这就是天大的好事，这是祖祖辈辈都没有过的事情。看着摆在眼前的粮食，这一下大家都信服，说他没啥文化，但有见识。王老爹和杨老爹也很服气，逢人就说：我们都老喽，还是年轻人得行哇！，还是科学这玩艺管用哇！”
王宗义干的这件事，确定了他在队上的权威。他还有一件事，让队上的人也服气。
70年代，上头推广种“两红”，即将稻田改种红苕或高粱，目的是为了提高产量。本地主要是要求种红苕，说是推广，很大程度是强行的，一级一级地往下压任务。王宗义有点想不通，去找公社张书记问：“书记，你也是种庄稼出身，这把田头的水放干种红苕，你心头有数没数？我咋个觉得悬吊吊的哇。”
张书记含含糊糊地回答：“老王哇，这是上头要求的事。上头有要求，不干不行哇。你在下面也可以根据群众的意见掌握嘛。”
张书记的话没说种还是不种，但话里也有话，对上头的事，尽管心头有想法，也不敢公开反对，让王宗义自己去掌握。王宗义也不敢公开反对，他在队上说我们这一带不缺水，用不着将稻田改种红苕。他说，好处是大家摊，真要出了事情，我一个人兜着。暗中还是按原来的播种面积行事，水田还是全部种谷子，旱地除原来种红苕的照样种外，把过去种包谷的旱地也改种红苕。这样向上汇报时，种红苕的面积也增加了。
后来，证明他也是对的。有些队改种红苕，表面看产量是高，亩产四五千斤，但保管、加工都成问题，烂了不少，得不偿失。此举破坏了原来的饮食习惯，遭来农民的埋怨，说跟老子好处就是“粪”多了，因为吃红苕屎拉得多。在这个事情上，大多数队员都支持他。后来种“两红”的事，一阵风刮过。回头一看，队上的人感谢他，说他真是一根硬头黄，顶得住，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一些过去曾反对他的人，也感慨地说幸好当年“四清”时没有把他拿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