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我们去办一场展览吧。”女儿对我说。
在我看来，女儿简直就是一个哲学家。
眼前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隐而未现的真相。一个人匆匆忙忙地从彩印店里面走出来，一个人打着伞在雨天失神地走着。所有的一切隐藏在表层之下似乎在暗示着什么。当然寻找真相需要一定的代价。假如我们对世间万物都表现地就如同上帝一样平等的给予关切，那我们是否还有时间关注自身的事情呢？所有的事情都逝去了。我们会责怪让我们错失一辆车的红绿灯。我们会责怪这场让我们只能躲在家里的大雨。无限种可能坍塌成一种。而这种便是我们不得不去接受的现实。老人在他的妻子跟前抱怨：“走过这60于载，儿孙满堂，但我还剩下什么？”这并非无止境的贪婪，而是他对于生命进程中显得无可奈何的哀叹。
在薄雾中看到了晨光，我知道这一刻即将要开始了。一天的界限并不明朗，我们加以划分的只是太阳升起的那一道轮廓。在晴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辨别，假如早上的时候是阴雨天气，那么就似乎把这种界限给抹除了，雨水在屋檐中滴落，反反复复，明天就变得荡然无存，一切都开始停留在了今日。一切只能蜷缩在这狭小的空间中，我们能做的只有徒劳的等待，时间掌握的是生命的生杀大权，而雨所掌握的是时间的命运。下雨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混沌，让我们分不清楚方向。我们是该彻底的放下了，下雨的时候我总这样告诫自己。“女儿，你能行吗？”这是我送她上学的第一天，没想到这一天居然下起了雨。学校的大门中汽车的灯光在闪动，伴随着家长们的鸣笛，整个校门变得嘈杂不堪。我之前给女儿看了学校照片，想必那是一个晴朗的天气拍的，照片上还有阳光打下的炫光，地面瓷砖上有一群起飞的鸽子。“喏，这就是你以后的学校了。”没想到那天到了是这么一个场面。“妈，这跟你给我看的学校一点也不像。”我顿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对于女儿的成长，惶恐程度其实一点也不比公司的发展要差。她是2002年出生的。当时我看着怀里的她，我是多么急迫于与她分享这个世界。我们的过去如此漫长，但是回过头来发现只不过是一瞬间。我肩上从那时开始便有了更重的责任，在产房上看着她，我都快要抑制不住地哭了出来。千禧之年以后不久，父母便把他们经营的杂技团交到我的手上。这时候也刚好迎来了女儿的出生。
“所有的事物总不能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吧。”我有一年带她回贵州，晚上在院子里飞来一只萤火虫。当时她年纪还小，但是她所说的话全部都像大人一样似乎有所隐射。我要不是看着她那稚气未脱的脸庞，我甚至会以为我正在与一个耄耋老人在谈话。她的疑问正在引导我寻找自己想要的答案。“当然不会呢，其实你所谓看到的消失，只是它变成了人类有限的感受力无法感知的事物。它还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挥一挥手，没准就击中了它们隐藏起来的形态。”我不相信我会对于萤火虫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也不觉得她会听懂这些话。
女儿是在香港上的小学。这也是我做的决定。随着年纪的长大，我越来越觉得生活的吃力是源于自己的眼界不足。而这眼界，恰好是教育或者学习带来的。我并不为小时候的逃学而感到后悔，只是感到有限的青春若是毫无目的的浪费掉了，这样是非常可惜的。若是我当时好好上学念书现在的我又会怎么样呢？如今这一切我只能从女儿身上寻求答案了。不负我的期望，女儿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好。作为一个母亲，总是喜欢胡思乱想，我猜不透女儿的心思，但同时我又要时刻关注她的想法以采取对应的措施。母爱的泛滥在某时候简直没有限度。我为她学习成绩感到骄傲，但同时我害怕她将来会不会变成一个书呆子。文彬总在说：“你想那么多干嘛呢？真是庸人自扰。我觉得在大陆上学就挺好的，你又非要把她送到离家远的地方上学。”他这一点上对我颇有微词，因为在他看来，学校的教育质量好坏其实是一种很虚幻的东西。要是让我说，我也说不出来香港的教育要比深圳的好在哪里。所以他就觉得与其让小小年纪的她去香港接受教育，倒不如在深圳上学，这样的话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能好好陪陪她。在这一件事上，我找不到很好的解释的理由，文彬也无法反驳我的决定。所以文彬就转向问女儿的意见。“你去到那边人生地不熟，读书生活，你能适应吗？”女儿的话不多，很多时候都是偏向于沉默。我们很难了解到她的真实想法。“嗯。我可以的。”这种倔强背后也给了她带来了更多的困难。虽然她没说出来，但是我完全能理解她当时的处境。这就跟我当时刚接手公司时的情况一模一样。
在女儿上高中的时候，我和文彬两个人决心让女儿出国留学。由于文彬担心女儿出门在外得不到很好的照顾。所以前两年是我陪她一块去的。女儿的性格更像她的父亲，比较沉默寡言。我受不了这种沉默，我们住在华盛顿的一间公寓里，在她放学回家的时候我总会跟她搭话，“女儿，你在看什么电视啊”“女儿，在学校怎么样，有没有喜欢的男孩子。”或许是前两年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我尽力投其所好寻找话题，但是得到的只是三三两两的回复。女儿上的是一间社区中学，那里家家户户都是认识的，孩子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一块上学。我刚过去的时候就感觉到有点担心，因为女儿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绝对的外人，她能很好地融入进去吗？况且到了美国以后，课堂变成了全英语授课，这恐怕她一时半会难以适应过来。
那时候女儿回家，我便会问她：“女儿，你觉得课堂上的知识你掌握了多少。”“课上我都没怎么听。”说完后，她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我静静地抱着她，但是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不过，她倒没有说过我不行之类的话，有很多事情我都为她捏了一把汗，以为眼前的生活对于她而言太过困难了，但是她却不咬咬牙坚持下来了。刚过去的时候她没有朋友。在这些年的奔波中这是我最担心女儿的一点。因为她太过于沉默寡言了，并且好不容易结交的朋友又会随着升学一类的事情慢慢变得疏离。或许是因为她习惯于独来独往，但在不了解的人看来她就显得异常的孤独。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学校接她放学，周围的人都成群结队地往校门外走，而女儿在人流中孤身一人，孤零零地往外走。人群中有多嘈杂，女儿看起来就有多落寞。那一刻，眼泪突然忍不住就掉了下来。
我下定决心为她找个朋友。我逐个逐个敲开了周围邻居的门，对那些孩子说，当然我当时的英语同样很生硬，我对他们说：“我们刚搬过来，我对我女儿很担心，你们能去跟她聊聊天吗？”在电话里，我跟文彬说起了这件事。“哎呀，你会不会管得太多了啊。”“你就是对于一切都那么漠不关心，你知道我看到女儿一个人孤零零地上学有多难受吗？”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吵架。在对于孩子的教育方面，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很多时候都是无法统一的。他主张的是少干预，少批评，给孩子更多的自由。不知道这是不是杂技演员的通病，在外漂泊是常态，所以对于归属感以及安全感则非常看重。我们在外面表演结束时，总会说：“晚上终于可以回去洗一个热水澡，美美的睡一觉了。”他们说的这些愿望随便哪一个酒店宾馆都能实现，但是我们非觉得只有回到了家我们才能获得这种归属感，这种安憩。所以年轻时候虽然生性叛逆，但是临近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于家自己是非常眷恋的，家给人的感觉，无论是父母对于自己不停的牢骚又或者说吃饭时的家常聊天，甚至是父母两个人意见不合的争吵，在这样的收与放中爱才能体现出来。
“好了，什么都不管。这哪像是一个家啊。”我驳斥着文彬，心中的怒火越过大洋彼岸，已经是消得差不多了，变得有气无力。“我们两个人在这边生活孤苦伶仃，尤其是当我看到女儿一个人上学的时候。。”我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哭了出来。“慢慢来吧，需要时间来适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文彬他不擅长安慰人，尤其是有人在他跟前哭的时候，他更是手足无措。“你先别哭了，唉。”这几乎是他全部能说的了。这句话其实饱含了身为一个丈夫以及一个父亲的同情以及体贴，但是他是说不出这些话的。我也知道我不应该给他太大的压力，我和女儿去了美国之后，公司的事务就交给了他一个人管，我故意让自己忙起来，以免胡思乱想。我去参加英语口语训练班，我去参加基督姐妹交流会，又或者在家里尝试着做饭。但是在夜里睡觉的时候，却下意识在想：“文彬一个人能不能忙得过来呢？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