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在日本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留学。不久，认识了松本教授的爱女松本米子
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们由恋爱而结婚。那年她二十三岁。
对于我们的婚姻，她的父亲不太赞成，但是她的母亲很支持。在我们结婚时，因为害怕亲戚们嘲笑我是个中国人，不敢暴露我的真实的国籍。直到我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日本报纸都报道了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成就，他们才知道了我的真正国籍，他们暗说：“这么厉害的中国人，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我获得学位以后，便决定回国。那时，很多人都劝我别回中国，他们为我保留了讲师的工资和博士研究生的助学金，这足够我们一家子开销了。但是她对我说，她很喜欢我，她支持我回中国，为我们的两个孩子的教育着想，我们也应该回中国去。不久，我们一家到了西子湖畔的杭州城。从那时起，她就生活在中国的大地上，一直到离开人间。
刚到中国，她在生活上很不习惯，就说吃吧，起初她很讨厌乳腐，说太脏了。我说那么好的东西不吃太可惜了，就趁她不注意，把乳腐进行了“改造”：把乳腐上的一层皮去掉，还加了白糖。后来，她就很爱吃了。皮蛋，日本也没有，慢慢地，她也习惯那种特殊的香味儿了。那时，在杭州的日本领事馆通过各种关系来对她说，你是日本人，在中国吃东西不方便，早上就到我们这里来吃吧。可是在杭州几年，她一次也没有去过。再说洗澡吧，日本人的习惯是每天都要洗的，到了中国以后，没有那样便利的条件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请人用铁桶做了一个浴缸，但也只能满足她一星期洗一次，后来她对此也习以为常了。
抗战开始后，平静的生活被日本侵略者的炮声打破了。从此，我们开始了一段艰难的生活。我随学校内迁到了贵州，我的夫人独自带着孩用腔氐搅宋业墓氏缯憬＞」苣抢锷角嗨悖墒巧钤谡铰?中的人们，又哪有心思去欣赏那大自然的风光呢？相反，她又面临了一个新的困难：不懂浙江话。
故乡的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这位远道而来的媳妇，他们帮助她料理一切家务事，洗菜、淘米、做饭，常常有人悄悄地帮她干好了。
她生活在温暖之中，与乡亲们建立了浓厚的情谊。她常常用她微薄的力量为乡亲们做一点事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和乡亲们仍然保持着那种真挚的感情。不管是关系多远的亲戚上我家来，她都要亲自迎接，为他们安排食宿，从不表示厌烦。直到现在，我家乡的人有时还会说：要不是苏老太太，我们还真进不了苏家的门，苏先生太忙了。
每当听到这些，我就感到脸红。因为我自己对频频来访的乡亲们，有时会感到厌烦。
战时生活非常艰苦，我整天忙于教学和科研，很少能顾及家庭。
家里再也请不起保姆了，几个孩子和许许多多的家务，全靠她一个人照顾。一个日本的富家女子，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岁月中，默默地为一个中国家庭费尽了心血。
我记得，在我们的婚礼上，她穿的是非常漂亮的礼服。可是自从抗战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心思，也没有机会去做一套好一点的衣服了。
她心里想的是我和孩子们的温暖。
她在少年时代，是高级女子学校的高材生，她有比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造诣。弹奏古筝是她的一大爱好，听说还常上广播电台去播音。结婚以后，她带了一把十三弦的古筝随我一起来到了中国。至今，这把琴依然在我的房间里。每当我抚摸琴身，弹拨出一阵阵琴声，我便仿佛又看见她坐在琴前，轻弹慢拨，沉浸在悠扬的古曲声中的形象。
可是，在那个年代里，琴身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灰尘，她再也没有工夫去抚弄它了。
那时，她还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书法艺术。她的书法很有功底，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对我说：“苏师母的字要比苏先生的好得多。”正是在她的影响下，我才认真地临帖习字，有点进步。在我们的晚年，我常常拿着替朋友们写的条幅到楼上去请她过目，尽管她躺在床上，目光还是那么锐利，常常指出这样那样的缺点。
她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帮助我在艰难的岁月里，取得了教学、科研上的一点成绩，她还担当起教育八个孩子的任务。我一直认为，没有我的夫人，我不可能培养出那么多的学生，取得数学研究上的成果。
苏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