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自古便是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之地。从唐宋的“海上丝绸之路”到明清的商贸重镇，再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历史的聚光灯似乎总偏爱这片区域。这种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地理优势、人文积淀与政策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地理禀赋：开放的门户与贸易枢纽

苏浙闽粤的崛起，首先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四省均濒临海洋，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天然良港。例如，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在宋代已是国际贸易大港，江苏的苏州、浙江的宁波则是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圈”的核心。近代以来，这种地理优势进一步凸显。改革开放初期，深圳因毗邻香港，成为承接外资和产业转移的“窗口”；厦门、汕头则因靠近台湾海峡和东南亚，成为两岸交流与华侨投资的前沿。

此外，海运的便利性为外向型经济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时，中央优先选择广东、福建，正是看中其“水运畅通，便于与世界交流”的特点。而江苏、浙江依托长江水道和长三角腹地，形成了内联外通的综合交通网络，进一步强化了区域经济的辐射能力。

二、人文积淀：商业传统与华侨网络

苏浙闽粤四省在历史上孕育了深厚的商业文化。例如，明清时期的徽商、浙商、闽商和粤商群体，以敢为人先的冒险精神和灵活的经营策略闻名。这种商业基因为近代工业化埋下了伏笔。20世纪初，上海、广州等城市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而江浙的丝绸、茶叶贸易更早已融入全球市场。

华侨资源则是另一关键因素。自明清以来，闽粤两省大量人口“下南洋”，在东南亚等地形成了庞大的华侨社群。至20世纪80年代，全球华侨华人中约60%祖籍为广东、福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利用“乡土情怀”吸引华侨资本回乡投资。例如，深圳、厦门早期的外资中，华侨占比超过70%，成为特区发展的“第一桶金”。

三、政策试验：改革的前沿与风险可控性

历史的选择也体现了政策设计的智慧。1978年后，中国急需探索一条既开放又稳定的发展路径。苏浙闽粤因兼具“沿海区位”与“经济比重较小”的特点，成为理想的试验田。例如，广东、福建在1980年率先设立经济特区，中央赋予其灵活政策，允许外资进入、土地租赁等创新模式。这种“局部先行”的策略，既降低了改革风险，又为全国积累了经验。

此外，这些地区的文化包容性为政策落地提供了社会基础。例如，浙江的民营经济活力、福建的宗族网络、广东的务实精神，均与市场化改革高度契合。而江苏凭借扎实的工业基础，在乡镇企业改制中率先突破，形成了“苏南模式”。

四、历史延续性与现代转型

从古代海上贸易到近代通商口岸，再到当代自贸区，苏浙闽粤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延续性。例如，宋代泉州的“市舶司”管理外贸，与今日厦门的“自贸试验区”一脉相承；明清广州“十三行”的垄断贸易，则为深圳的“外向型经济”提供了历史参照。

进入21世纪，四省进一步依托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实现转型。浙江的电商集群、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江苏的高端制造、福建的新材料技术，均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这种转型既是历史的传承，也是对全球化新格局的主动适应。

结语

历史选择苏浙闽粤，是自然条件、人文资源与制度创新的三重奏。地理赋予其开放的基因，文化积淀提供内生动力，政策设计则激活了发展潜能。四省的崛起不仅是中国区域发展的缩影，更揭示了文明演进中“天时、地利、人和”的深层逻辑。未来，这片土地仍将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中，继续书写历史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