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亚，是一个文化而非地理概念。

      文化界限的确定，除非与界限明确的自然疆界一致，否则是很难界定的。内亚的边界是不固定的，它随时代而变化，随内亚居民与周边文明居民之间的势力消长而变化。

      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内亚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整体存在，什么因素又使它与周边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

      草原和耕地之间的对立，游牧民和定居农民之间的对立，可能是现代文明中存在的最古老的冲突之一。

      大草原，应是理解内亚在世界史上作用的关键。在历史的越早发展阶段，地理环境及其特点等自然因素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影响越大。例如，广泛存在于地球森林地带的渔猎经济虽然相对说来比较容易维持一定人口的社会，但由于渔猎经济基本上是不能再生的，而且必须在一个足够大的地域范围才能为维持一定人口规模的渔猎社会。相比较而言，草原在一定区域内能够承载的人口要多于苔原和森林。这样的自然环境能够允许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产生，能够维持这样一种政治的上层建筑，只要部落群体可以从其他地区，主要是农业地区，获得日用品以补充他们生活必需的基本产品并满足其社会上层贵族们对奢侈生活的追求。

      如果说草原是理解全部问题的关键，那么，马则是理解所有问题的核心。

      在马被驯化以后——无论首先在何地被驯化——栖居草原的人们、或为利用新获得的技能而移居草原的人们，第一次能从丰饶的草原获利，增加了他们的牧马，然后将马匹用于军事，让最初的游牧战士（有史记载最早的游牧战士是斯基泰人）引以为荣的是他们真正完善了一种作战方法，在几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种战法与其他各种军事体系相抗衡，而本身并没有经过重大改进，或者说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在很早的时候，草原上的技术革命就达到了不能再发展的终点。…

      马是草原经济的支柱，也是畜牧业生产的主要产品，除非遇到瘟疫、冰冻等自然灾害，一般说来草原能够产出的马匹远远超出内部的需要，或者说，内部的实际需要水平始终低于生产能力。

    有了马，草原游牧民不仅拥有了一种有固定使用价值和有较高交换价值的商品，更重要的是它还是战争必不可少的。游牧轻骑兵的军事威力体现在它的规模上，马匹的数量与马匹的军事价值之间呈现的不是数学级数关系，而是几何级数关系。历史上很早马就被普遍用于欧亚大陆的一切战争，至少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期阶段它们还在服务，直到枪炮普遍使用。如果指挥得当，游牧轻骑兵的大兵团几乎是不可阻挡的，假若兵团后都有快递军事行动所必须的后备马匹。对于每一个骑兵武士来说，所需的马匹数是不等的，据已有史料，大约在3～18匹之间。

      千百年来马匹的缺乏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历朝历代，这不仅是因为中原农耕民族缺乏养马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因为国内牧场根本不可能解决民用和军用所需的全部马匹。｛有相当多的资料记录了各个时期出售给中国的马匹数，一次进行一万匹马的买卖是常见的，超过此数的交易也很普遍，公元222年，鲜卑人买了7万匹马给曹魏王朝。｝

中国人对马匹不可摆脱的依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即为了抵御草原游牧民族的攻击，中国需要只有游牧民族才能提供的马匹。与此同时，通过购买这些马匹从而又为自己潜在的敌人提供了买到其渴望商品的手段。可以说，战争成为不必要和完全可以避免的了。反过来，为了获取想望和所需的物品，对游牧民族而言两种行动都是可行的，在此两方面马匹都是关键因素。他们可以通过交换马匹得到另一种物品，或者通过马匹使用武力掠夺这些物品。至于一定时期采取哪种方式则完全取决于对立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

      然而，问题的矛盾纠结在于，草原游牧民族固然可以入侵定居农耕文明，但如果不放弃他们的赖于立足的根本—强大的骑兵，他们就不可能长久地控制被他征服的土地；就定居农耕居民而言，没有广袤的草原他们就无法持久维持一支强大的骑兵，所需马匹的补给仍然需要依靠游牧民族来提供。｛于是，出现了长城，边市，和亲…｝

      总而言之，研究内亚“蛮族”与定居文明关系问题，应注意到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渔猎、畜牧和农耕三种不同经济模式的不同。它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农业具有几乎不受限制的发展能力，而至少直到近代，狩猎和畜牧在其生产方式上谈不上有本质的改进。而且打猎是一种掠夺性的生产方式，畜牧则主要依赖于动物的本能，只有农业可以让更多的自然资源为人所用，并且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常常改变了自然环境或利用了自然力。从这个角度看，对自然界，野蛮人更多的是索取，而文明人则试图加以改造，这是两者之间在世界观上的基本差别。…“对于‘我们的’文明世界来说，内亚是另一半，它的历史是野蛮人的历史”。（美Denis Sin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