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小閣樓的斗室一年三個月，真是一生難得的歡暢，心情比屋子更感窗明几淨。李秀英有個固定的男朋友，在城裡找了個工作等她畢業，每天晚飯後到宿舍來找她出去，每晚舍監必來各室點名，她常常在九點鎖門之前飛跑回來。所以晚上我有三小時獨處，可以聽不到紛雜的干擾。第一次可以自在地讀書或清理滿腹心事，是以前從來沒有的幸福時光。小小的天窗開向大渡河岸，夜深人靜時聽見河水從窗外流過，不是潺潺的水聲，是深水大河恆久的洶湧奔流聲。漸漸地，在水聲之上聽到對岸有鳥鳴，就在我小窗之下也有呼應，那單純的雙音鳥鳴，清亮悅耳，卻絕沒有詩中雲雀之歡愉，也沒有夜鶯的沉鬱，唱了不久就似飛走了，又在遠處以牠那單調的雙音唱幾聲。初聽的夜晚我幾乎“鶯亂飛。」這樣的美文也寫不出這江岸之美。白天我把小天窗斜斜地開著，無數不同的鳥聲隨同陽光流瀉而入，令人竟至坐立難安，必須走出這斗室去尋找歌聲的來源！半日沒課的日子，我常抓起待背的詩本，出水西門，由水伕們挑水上下的石階下去，往右邊河岸走去。在那看似荒草湮沒的河岸，有一條依稀可辨的小徑，引向一堵廢磚牆下，如果有勇氣跨過去，便可以發現一片小小草坪面對河水。草坪後面是一叢樹，樹後面是我宿舍的樓，在三、四樓之間斜建而上的，是我那間斗室。那扇小小的天窗，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似在反映我的驚喜！再往前走二十尺，河岸轉折，就無路了。這是一塊不可能被人發現的，我私有的樂園，和嘉陵江畔岩壁上的石窟一樣，是我的避世淨土。
我發現到這地方卻純由一個「緣」字。
一年級下學期某個早晨，我由那間陋室出來稍晚，走向大門時，看見一個挑水的老者在上鍋爐的石級上摔倒，頭撞在階上血流滿臉，旁邊的水伕扶起了他，卻不知如何止血。我當時立刻奔回房間，拿出家中帶來的藥盒，棉花、紅藥水、紗布、膠帶，幫他止血包上，用的全是童子軍的重慶救災訓練。在南開六年全無我用武之地，如今能在自己落難離家時「日行一善」，自己也感動了一番。
我把那瓶紅藥水和紗布等送給傷者，兩位水伕在旁邊對我說這是他們的領班，因為老婆生病，兒子不爭氣，他都五十歲了還得出來挑水。這之後每天早上我都注意看他有沒有換藥，直到傷口結疤。在那個時代，藥護觀念是相當原始的，我那童子軍知識，在此已不算太落後了。那天早晨，當我站在水西門外的草叢中張望時，那位老水伕正在河裡用水桶挑水。他看我拿著書，便走過來，小聲的指給我繞右一條小徑再轉前行，可以找到一塊讀書的地方，「這邊人雜，我會告訴他們不打擾你。」
這真是我最富足的產業啊！在樂山之後的兩年，我從沒有告訴人這個地方，和那江上的岩洞一樣，對我是聖靈之地。那一年我二十歲，面對重重威脅的人生，覺得隨時可能失去一切，孤苦無依。唯一必須留下的是自己的心靈，這一顆切切思慕知識、追尋善和美的心靈，而這河岸小片淨土，曾是我安心置放心靈之地。
初搬上閣樓時，夜聞布穀鳥啼，竟似濟慈在租屋院內聽到院裡築巢的夜鶯歌唱心情，很想去找找鳥兒築巢的樹，在河岸窗下方向搜尋多次，當然是找不到的。暮春三月，豈止江南雜花生樹，鶯飛草長！坐在河岸那裡，晴天時遠遠看得見青衣江上帆船順流而下，後面是無垠的江天。青衣江至今仍引人遐想，千年前李白初過樂山，有詩〈峨嵋山月歌〉：「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平羌就是青衣江。羌族與彝族是川西原住民，不知在哪個朝代被漢人「平」了，把江名改了，紀念征服，但是世世代代的人仍以清溪般的心情稱它原名青衣江。這來自神祕西康邛崍山脈初溶的雪河，注入在我腳下濁流洶湧、咆哮的大渡河後，左轉流進岷江，在山岬角沖激之後，到了全城取水的水西門外，江水變得清澈，流過唐朝依山所建高七十一米的大佛腳下，溫柔迴盪，從沒有渾濁的時候，天晴正午可以隱約看見江水中橫過一條清濁的分界。
面對這樣壯麗的江山，不由得我不千百遍地唸著張若虛〈春江花月夜〉中「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詩句，我自知如此渺小，如此無知，又如此徬徨無依；但是我也許是最早臨此江流，背誦英國詩人濟慈的中國女子吧。我沿著自己那一段河岸前前後後地踱著，背誦了濟慈的〈夜鶯頌〉，〈希臘古甕頌〉（“Ode on a Grecian Urn”），〈秋頌〉（“To Autumn”），背到〈無情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的最後幾句[2]：
I saw their starv'd lips in the gloam
With horrid warning gaped wide,
And I awoke, and found me here
On the cold hill's side.
在幽暗裡，死亡勇士的癟嘴
大張著，預告著災禍；
我一覺醒來，看見自己
躺在這冰冷的山坡。
背誦間竟因它的陰森感覺而匆匆跑回宿舍，第二天又去背。既長又難且迷人的〈聖亞格尼節的前夕〉（“The Eve of St. Agnes”）第一段。詩句的背誦和我青春迸發的詩思，與那樣的季節那樣的天地融合成一種永遠不能淡然處置的人生情懷。在當時曾被同學嘲為「不食人間煙火」的恍惚者，於日後漫長的一生，卻轉為一種無法解釋的不安現狀的孤僻。
“13張大飛殉國
盟軍在五月二日完全占領了柏林，日本境內也在美空軍密集轟炸之下開始疏散，自殺飛機成了他最後最殘忍的武器。我國漸漸在廣西收復失土，六月十二日戰報，日軍勢孤，湘西會戰，我軍大勝，殲滅日寇一萬餘人，正朝桂林進軍……。
宿舍瀰漫著歡欣的氣氛，所有人解開了準備步行去「雷馬屏峨」的背包，準備大考及暑假回家。合唱團、音樂會、送別會，郊遊的活動又開始熱烘烘地舉辦，休學和請假的人很多都帶些羞愧的表情回來上課了。四月十二日，美國羅斯福總統突然逝世，對中國的衝擊很大，有一天朱老師在英詩課突然唸了一首美國詩人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的詩〈啊，船長！我的船長！〉（“O Captain! My Captain!”），追悼他不及見戰爭勝利。此時讀此詩，覺得響亮有力，如鼓聲送別。然而不到百日之內，我竟第二次清晰地想起這首詩，刻骨銘心，沉重的，不甘心的哀傷。
我最後一次到水西門外我的河岸是六月初。春天已經過完，岸邊的草長得太高，已漸湮沒小徑。我去那裡讀哥哥寫給我的信，這封信我已經收到兩天了，那兩頁信紙內容也已經背熟，但是我必須找一個地方，好好地想一想……。
哥哥信上說，張大飛在五月十八日豫南會戰時掩護友機，殉國於河南信陽上空。他在重慶戰報上看到前線的消息，週末回到家收到雲南十四航空隊寄給他的通知，我們家是張大飛的戰時通信地址之一。他留下一封信給我哥哥，一個很大的包裹給我，用美軍的帆布軍郵袋裝著，大約是信件。他說我快放暑假回家之前，最好有個心理準備——他的信裡附上了張大飛寫給他的信。
這是一封訣別的信，是一個二十六歲年輕人與他有限的往事告別的信。我雖未能保留至今，但他寫的字字句句卻烙印我心。他說：
振一：
你收到此信時，我已經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個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後的好友晚上沒有回航，我知道下一個就輪到我了。我禱告，我沉思，內心覺得平靜。感謝你這些年來給我的友誼。感謝媽媽這些年對我的慈愛關懷，使我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個可以思念的家。也請你原諒我對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請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後，把邦媛這些年寫的信妥當地寄回給她。請你們原諒我用這種方式使她悲傷。自從我找到你們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媽媽回我的信，這八年來，我寫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書，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見她由瘦小女孩長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開的操場走來，我竟然在驚訝中脫口而出說出心意，我怎麼會終於說我愛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訴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則，我死了會害她，我活著也是害她。這些年來我們走著多麼不同的道路，我這些年只會升空作戰，全神貫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詩書之間，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這必死之身，怎能對她說「我愛你」呢？去年暑假前，她說要轉學到昆明來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嚴重。爸爸媽媽怎會答應？像我這樣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顧她？我寫信力勸她留在四川，好好讀書。我現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歲，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嘗過。從軍以來保持身心潔淨，一心想在戰後去當隨軍牧師。秋天駐防桂林時，在禮拜堂認識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學老師，她到雲南來找我，聖誕節和我在駐地結婚，我死之後撫卹金一半給我弟弟，請他在勝利後回家鄉奉養母親。請你委婉勸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後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這一年的大考延後一些，給請假的人補課的時間吧。我於七月六日與許多同學搭船回炎熱如火爐的重慶，看到書桌上那個深綠色的軍郵袋時，即使媽媽也難於分辨我臉上流的是淚還是汗。種種交糾複雜的情緒在我心中激盪，好似投身入那三江匯合的激流。兩天後我才打開那郵包。上面有一封陌生筆跡的信，裡面寫著：
張大飛隊長已於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上空殉職。這一包信，他移防時都隨身帶著。兩個月前他交給我，說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來，請我按這個地址寄給你。我在隊上擔任修護工作，隨著他已經兩年，他是很體恤人的好長官，我們都很傷心。從他留在待命室的上裝口袋裡找到一封你的信，也一併寄上。望你節哀。
周□□敬上
他的信封裡裝了一張摺了多次，汗漬斑斑、淺藍已褪至黃白色的，我在南開高三時寫的信，那是一封純粹的文藝青年的信，說：
很羨慕你在天空，覺得離上帝比較近，因為在藍天白雲間，沒有『死亡的幽谷，“你說那天夜裡回航，從雲堆中出來，驀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飛機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而我現在每天要在教室至少坐八小時，幾何那麼難，”“幾乎令人生趣全無，幸虧有孟老師的詞選，不必只為了考大學活著。今天看高一的同學忙著把被單縫成裙子，要去參加全市運動會的團體舞，那就是我們以前做的事，幼稚得要命。我現在都不敢看課外書了，星期六回家經過時與潮書店門口，我都快步走過，以免受到誘惑。……
這樣的信我寫了好多年，直到我去樂山讀哲學系。對於他，這些信大約像菸酒跳舞對他隊友一樣，有幫助忘卻猙獰現實的用處吧。我從樂山想轉學到昆明西南聯大去找他時，他急著來信阻止，其中有句說：「你對我的實際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對我『光榮』的實質情況愈模糊愈好。」初讀時，我看不懂，以為他「變」了。多年後才全然了解，善良如他，驀然覺醒，要退回去扮演當年保護者兄長角色雖遲了一些，卻阻擋了我陷入困境，實際上仍是保護了我。
我那一大包信，他曾仔細地按年分排好，第一封從湖南湘鄉永豐鎮扶稼堂寄的，小學畢業生的平安家書；最後一封是大學二年級外文系學生寫的，已承認自己沒有硏究哲學的慧根，全心投入雪萊和濟慈的浪漫詩情。從閣樓的小窗看滿天星辰，聽窗外樹上鳥鳴布穀，你在哪裡？你怎麼像神蹟般顯現摯愛，又突然消失了呢？
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一個少女在殘酷戰爭中成長的心路歷程，詳詳細細地記錄在那一百多封信中，我留在家中櫃裡那一包他七年間寫的更大數量的信，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由流離的困境投身最強烈的戰鬥的完整自述。他駕驅逐機擊落敵機的時候，有時會想：我這樣虔誠的基督徒，卻這樣長年做著殺戮的工作，上帝會怎麼裁判呢？祂不是說「生命在我，復活也在我」嗎？耶穌說人若打你左臉，你把右臉也給他打嗎？但是日本人不但打我的臉，他們殺了我的父親，摧滅了我的家，將我全國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殺至今。我每在郊區打下他們一架飛機，即可以減少犧牲於炸彈下的多少冤魂。“這兩大包信，放在一起。這一年夏天，我沒有力量重看。他的死訊雖在意料中，但來時仍感意外，因而難於印證現實。
所有的跡象顯示，戰爭快要結束了。麥克阿瑟將軍收復了菲律賓，實踐「我會回來！」的豪語。我國在蘆溝橋事變後八年的七月七日軍事委員會宣布：八年抗戰，截至現今，共計斃傷日寇及俘虜日寇達二百五十餘萬人。我陣亡官兵一百三十餘萬人，負傷一百七十餘萬人。戰局現已轉守為攻。」全國開始生活在期待中。
幾乎在此同時，陳納德將軍辭職的消息震驚了中國朝野。羅斯福總統逝世後，美國的三軍統帥艾森豪將軍由馬歇爾將軍繼任（「馬歇爾計畫」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世界局勢有很大的影響，中國國共戰爭時他前來調停，但是一般認為他偏向中共的「進步改革」，間接造成了國軍的失敗而失去大陸）。中國戰場的盟軍司令史迪威將軍與蔣委員長合作得不愉快，由魏德邁將軍接任，他收到總部指示說，陳納德以最少的資源已打了很長時間的游擊戰式的戰爭，「採用現代化進攻戰術和技術的最迅速和有效的辦法是撤換指揮官。」
陳納德在重慶的告別儀式幾乎是空前絕後的熱情感人，兩百萬人擠滿了街道和臨街的門窗，他的座車無法穿過人群。人們手推著他的車子到歡送廣場，全城傷痕累累的房屋上掛滿了各種旗幟，許多繡著飛虎的隊徽。蔣委員長親自授贈中國最高的青天白日大勳章，表示中國人民對他多年血汗相助的感謝，美國政府也在此授與特勳金十字勳章，並掛上第二枚橡樹葉獎章。這一年陳納德五十二歲。正因為他來到了神祕遙遠的中國，脫離了美國正規軍的律令，以近乎江湖闖蕩的個人魅力，聚集了千百個同樣的好漢，用驅逐機的戰術解救了地面上無數苦難的生靈。
四個月之內，羅斯福逝世，陳納德解職，張大飛戰死。這一場戰爭帶著無數人的憾恨落幕，惠特曼〈啊，船長！我的船長！〉，那強而有力的詩句，隔著太平洋呼應所有人對戰爭的悲悼：
O Captain! my Captain! Our fearful trip is done ;
（啊船長！我的船長！可怕的航程已抵達終點；）
The ship has weather'd every rack,
（我們的船渡過每一場風暴，）
The prize we sought is won ;
（追求的勝利已經贏得；）
The port is near, the bells I hear, the people all exulting,
（港口近了，聽啊那鐘聲，人們歡欣鼓舞，）
While follow eyes the steady keel, / the vessel grim and 。
“2再遇名師
嘉定距峨嵋山只有百里，山水鍾靈自古聞名，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江沿岸世代有文人雅舍，如眉山的蘇東坡，樂山的郭沫若。抗戰時期在武大任教而住在樂山的有朱光潛、陳西瀅、凌叔華、袁昌英、蘇雪林等作家。一九四一年武大聘請錢穆先生講學，主題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問題。因是全校講座，又為避警報，上課時間為早晨六點到八點（前一年日機大轟炸，樂山城區半毀，死傷很大，之後又流行一種「趴病」及傷寒，埋葬病死的武大學生之地被稱為「第八宿舍」）。當時全城電力尚未恢復，學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間教室，須拿火把照路，摸黑去聽錢穆先生的課，往往晨光初露時座位已被火把占滿，後來者即無法進去。女生宿舍低班學生似乎無人敢去。我升入高班三年級時，抗戰勝利，錢先生回到重慶。我聽高班男同學講當年盛況，非常羨慕。然而當時絕未想到三十年後在台灣，我為國立編譯館公事拜謁錢先生，且有二十年單獨請教，暢談，傾聽的緣分和榮幸。
當年國學大師馬一浮先生在岷江對岸烏尤山上設復性書院，熊十力先生亦曾在書院居住講學，書院硏究者一百人，亦曾請錢先生演講。錢先生晚年回憶當年有一段時間與朱光潛先生同進中、晚餐，「暢談甚相得」。
九月初我回到樂山，覺得學校的氣氛全變了。原來凝聚著共患難、同歌哭的維繫力，如今似乎渙散了。由全國聯考招來的學生，將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每個高年級的人有著寬廣的就業理想（那時的大學生占人口比例太小，“而政治的氣氛已經籠罩到所有的課外活動了；壁報、話劇，甚至文學書刊都似乎非左即右，連最純粹的學術講座也因「前進」程度而被劃分為不同的政治立場。二十年後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利用這種劃分方式作為殘酷鬥爭的根據，隔著台灣海峽所聽到的一鱗半爪，和在海外讀到的鐵幕消息，都令我有似曾相識之感。
大學三年級開學後，朱光潛老師已辭掉院長，專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他邀我們幾個導生去他家喝茶。
那時已秋深了，走進他的小院子，地上積著厚厚的落葉，走上去颯颯地響。有一位男同學拿起門旁小屋內一把掃帚說，我幫老師掃枯葉。朱老師立刻阻止他說，我等了好久才存了這麼多層落葉，晚上在書房看書，可以聽見雨落下來，風捲起的聲音。這個記憶，比讀許多秋天境界的詩更為生動、深刻。由於是同一年的事，我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葉和雪萊的〈西風頌〉中的意象聯想在一起。在我父親去世之後，更加上濟慈的〈秋頌〉，深感歲月凋零之悲中有美，也同時深深感念他們對我生命品味的啟發。
外文系的學術功課到三年級才算開始，以朱老師的水準，原也安排很好的陣容，可惜最重要的「英國文學史」名師陳西瀅和方重教授一九四三年前均已離校去了英國。新聘來教我這班的孫家琇先生剛從英國回來，應該可以勝任。她上課不久，即把重點放在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坎特伯瑞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