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自大学产生以来，在特定的社会转型时期，都会有人从多方面反思大学的人才培养。2012年，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写了一篇《精英教育的劣势》（The Disadvantage of an Elite Education）的文章；2014年，德雷谢维奇教授又出版了《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 The Miseduc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and the Way to a Meaningful Life ，2015年，北京九州出版社）一书，该著作一经问世，就迅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广泛讨论。因为作者提出了一个似乎令人难以接受的判断，作者认为：“当前的美国精英教育已经陷入了误区，这套系统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聪明，有天分，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极度缺乏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

  我国有不少学者将钱理群教授提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德雷谢维奇在书中提及的“常青藤的绵羊”联系在一起讨论，或产生共鸣，或存有分歧，或支持，或反对，将该话题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实际上，在大学培养人的问题上，关于此类的反思乃至“批判”很多，例如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60多年前所讲的“半面人”。1948年，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作了一次题为“半个人的时代”的讲座，对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质疑。当时，梁先生是从大学文理分家导致人的片面化谈起的，他提倡教育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梁先生的观察，以及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C·P·斯诺言及的“两个集团”等论述，都是中外学者对大学人才培养的反思与“批判”。 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不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在中外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被持续讨论的话题，类似的表述也非常多。

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方。古往今来，“利己”似乎一直被尚德的中国传统文化所避讳。即使是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利己”一词每次出现依旧能触碰到人们敏感的内心。但就在几年前，钱理群教授一语惊人，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一概念推到了公众热议的焦点之上。“精致的”这一限定词让利己主义显得尤为讽刺，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拥有怎样的价值观，才能把握自己人生的方向，不至于坠入狭隘的深谷。

也许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答案。孟子有一句话说得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固然无可厚非，但人总需要有一种情怀，一种冲破自身的桎梏，不囿于眼前利益的情怀。人生的旅途那么长，白驹过隙，时光飞逝，当人至暮年，回首往事的时候，总要有那么一些刻骨铭心的回忆。这种回忆，绝对不是一味地“利己”所能带给我们的。

所以我以为，要避免自己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需要有对于“利己”与“利他”这两个概念的深刻理解。“利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又何尝不是“利己”？季羡林老先生选择走一条无人问津的寂寞学术路，却也能自得其乐，废寝忘食。清华校友李舒涛为了自己的支教梦选择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遥远的青海，不也让自己收获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感动与回忆吗？他们的确为了别人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对自己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磨砺与成长？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