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感觉会大不一样。早些年特别不喜欢读近代史，因为不忍面对那段民族的屈辱。也不喜欢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历史，因为太残忍，太血腥。但最近完全相反了，特别着迷于《华丽血时代》、《另一半中国史》、《草原帝国》等叙述中国分裂、动荡年代的书，包括这本《中国近代史》。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每一次巨大的分裂与动荡都是一次自我的涅槃与跨越，都会产生精神与肉体都更为强大的自己。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极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最大的经济体，这与周、秦的血统、与汉、唐的强盛有关，但与草原、高原、森林、海洋与农耕的冲突、融合、搏杀，与近代的血雨腥风的洗礼也不无关系。

这本书的亮点除了内容及观点本身，更在于作者及成书的年代。

作者蒋廷黻生于1895年，清光绪年间。那一年标志性的大事件是“中日甲午海战”，大清北洋水师惨败，进而有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

在1911年那个中国风起云涌巨变之时，作者赴美求学，攻读历史。之后回国任教，成为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学的奠基者。

本书写于1938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候。作者的写史意图非常明确：历史是最好的未来学，要从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中找到救国之路，实现民族的复兴。

近代中华民族的祸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机械的势力，使其不到远东来”。但“我们原本可以转祸为福的，只要我们大胆的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我们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之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遗憾的是，天朝自大的思想及总体民智的守旧、迂腐，让我们失去了像日本、俄罗斯那样及时与西方文明、科技接轨的机会。作者痛惜：“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一步落后，就步步挨打。

80多年前作者主张的观点，至今仍熠熠生辉：

太平天国不是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王朝。洪秀全人格及才能上的缺陷，决定了即便太平天国取得成功，也不能造福中华民族，旧式的民间运动已不能救国、救民族了。

以恭亲王奕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领袖的洋务运动，提昌“师夷制夷”，是近代第一个自强救国的方案。但领导者自身的认知局限和旧势力、旧精神的阻碍，注定了这个方案是不彻底的，无法成功的。

以光绪帝、康有为、杨锐、刘光弟、谭嗣同为领袖的“戊戌变法”是第二个救国方案。但废除“八股”、精简机构，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秀才的天真与简单，在顽固守旧势力的反扑下彻底失败。

第三个救国、救民族的方案是以慈禧太后、“义和团”为主要力量的“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方案。作者直言，“义和团”、“大刀会”与民间各种“会匪”并无区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西太后、载漪、林则徐、叶名琛等守旧派所鼓吹的“民心”、“民气”，只不过是自欺的心理安慰剂，在世界已经进入工业化文明与技术年代，简直就是贻笑大方的荒唐闹剧，是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背道而驰的，是一个反动的方案，其惨败也就是极其自然的了。它唯一的价值就是让我们知道，国家、民族的发展不能开历史的倒车。

直到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制定了非常接中国地气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实施步骤，中国才真正找到了可行的救国方案。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是中华民族唯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这是蒋廷黻在1938年的大声疾呼。

应该说中山先生的纲领和实施方案的确是深谋远虑的，我们现在依然部分继承了他的思想遗产。个人认为，现阶段我们还在“训政”阶段，这是不可跨越的。“军政”打江山，如果不经过民众的驯化过程，而直接进行“一人一票”选举的“宪政”民主，那是不负责任的民主，是没有未来的民主。

当然，近一个世纪前的作者，也有一些观点不一定恰当，比如他说左宗棠好大喜功，就不该执意收复新疆，和俄罗斯因“伊利”而直接冲突，劳师糜饷。应该像李鸿章所主张的那样，放弃偏远，经略沿海和内地。如果真是那样，中国如今的版图就不是一只雄壮的大公鸡了。

比如他还主张中国要彻底丢掉传统，全盘西化，全面接受西洋文化等等，也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但比陈独秀、吴玉章、刘半农、瞿秋白、鲁迅等主张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观点，还是温和许多了。

想了解那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年代的人是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可以读读这本书，很薄，易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