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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金台上话汉风 

                    徐民伟

登上散金台，我对那些悠悠古台，只所以会诱发人们生出感时怀古之情，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对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和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原来这些悠悠古台，就是为了让人们发思古之幽情的。虽然我们的才情不及他们的万分之一，但是其情、其感总还是相通的，所以才有了吟咏其诗的共情、共感、共鸣。

散金台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的萝藤村和城前村之间，处在二疏城遗址上，《峄县志·古迹考》记载，“二疏城，县东四十里，地名萝藤，汉疏广、疏受，归老于此。”散金台，是乡人在二疏去世后，于其散金处筑土台、立石碑，并名之为散金台，以感念他们功成身退之德，散金惠及乡里之恩。 

二疏指的是疏广、疏受叔侄二人。疏广，字仲翁，西汉东海兰陵人（现枣庄市一带）。疏广自幼好学，师从西汉著名经学大师孟卿，学成之后在家乡萝藤，教授经学。由于其学识渊博，见解独到，阐释精辟，因而声名远播，求学者“自远方至”。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4月，汉宣帝立刘奭为皇太子，选疏广为太子少傅，六月徙疏广为太子太傅。疏受，字公子，为疏广“兄子”，在疏广授官后，以“贤良举为太子家令”。史载，疏受“好礼恭谨，敏而有辞”。在疏广被升迁为太子太傅的同时，疏受，被汉宣帝拜为太子少傅。“叔侄并为师傅”，成为西汉朝廷上下的美谈，“以为荣”。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皇太子经过几年的学习，已学业有成。疏广感到该是功成身退的时候了，便对其侄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两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疏受听后，感觉言之有理。于是叔侄二人当即上书告病，移居宫外。三个月后病假期满，汉宣帝召他们复职。叔侄二人又上书，称年迈多病，要求告老还乡。宣帝看他们确实年事已高，“皆许之”，并给叔侄俩赐金二十斤。太子又给两位老师赠金五十斤，作为对他们的奖赏和感谢。

疏广、疏受叔侄俩，荣归故里后，将朝廷赏赐的金钱散发给贫困的乡邻，经常摆家宴“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资治通鉴·汉纪十七》）。时间长了，疏广的子孙辈们按捺不住了，便找到疏广“所爱信”的长者，求他们劝说疏广给子孙辈们留点家财。疏广听后，说“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故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羸馀，但教子孙怠堕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人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对于叔侄俩的良苦用心，子孙辈们心悦诚服。叔侄俩在家乡修身养性，安享晚年，皆得以高寿。二人去世后，族人、乡邻们敬仰他们的为人学识，钦佩他们为勉励子孙上进而不留家财的品行，感念他们散金于贫苦相邻的恩德，在他们故居旁边修筑了散金台，以感怀纪念他们的高风亮节。

对于二疏功成身退，惠及乡里的事迹，我国古代许多文豪、诗人皆有咏赞，如晋代大文人张协在其《咏史》中写道“蔼蔼东都门，群公祖二疏。朱轩耀金城，供帐临长衢······”。晋代大名士陶渊明专门写了《咏二疏》，其诗云“大象转四时，攻成者自去。借问商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离别情所悲，余荣何足顾。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遇”。诗仙李白在其《拟古诗》中咏道“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在其《不致仕》一诗中赞曰“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

从上述几位古代重量级大文豪的诗句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二疏在我国历史上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之高了。漫步在二疏“散金台”前，在感怀两千年前那耐人寻味的散金故事的同时，我渐渐感到有一阵阵越来越浓烈的“汉风”扑面而来，一个又一个与二疏比肩的汉代重量级人物渐次显现，其中不乏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符号性的人物，他们是叔孙通、王臧、公孙弘、匡衡、萧望之、王良、毋将隆等等，在相对集中的一段历史时期，古兰陵这块土地上竟涌现出了如此众多的历史名人，真可谓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

王臧，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139年，东海兰陵人。生活于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是汉代推行儒家政治的重要实践者、急先锋。王臧年轻时拜申公为师，专攻今文《诗》学。经过数年的潜心学习，王臧对《诗》学已甚为精通。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4月，景帝立刘彻为皇太子。王臧以儒者身份，专门教授皇太子《诗》学，为太子少傅，后因事被免职。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年仅十六岁的刘彻登上皇帝位，他就是著名的汉武帝。之后王臧以“方正贤良文学之士”的身份再次入仕，被任命为“上书宿卫，一岁至郎中令”。王臧积极帮助汉武帝推行新制改革，但因改革的矛头首先指向皇亲贵戚，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王臧被罢官下狱，死于狱中。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现山东枣庄峄城一带）。他由于“父世农夫”，幼年时家道贫穷。为了养家糊口，其父“佣作以供资用”。虽然匡家世代为农，但“至衡好学”。当时家庭买不起书，匡衡便去同乡一位富家作工，这家人藏书很多，匡衡为他作工，不要工钱。这个富人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匡衡说，只希望富人能将其家中的书借给他读，就心满意足了。富人被他的勤学好读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匡衡更加努力地读书。年幼的匡衡虽然勤奋，但家贫“而无烛”，晚上没有办法读书，“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西京杂记》）。匡衡凭借顽强的毅力，积累了渊博的学识。后来成了一代名儒、经学大师，对儒家经典见解颇深，善于解经。时人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的说法。匡衡是西汉宣、元、成三朝重臣，历任太常掌故、郎中、平原文学、博士给事中、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位居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汉书·匡张孔马传》）。后因事被贬为庶人，返回故里，不几年，便死于家中，被安葬在今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匡谈村北。

萧望之（公元前114年——公元前47年），字长倩，东海兰陵人，世代以种田为业。萧望之酷爱读书，和匡衡一起师从同县的大学者后仓近十年，又师从博士白奇，还跟随夏侯胜学习《论语》等，终成一代大儒，名著京师。萧望之气节高尚，堂堂正正，宁折不屈。汉昭帝年幼时，大将军霍光执政，凡是要拜见霍光的人都要脱衣搜身。性格孤傲、注重名节的萧望之不肯接受这样的屈辱，宁愿不要前途，也不拜见霍光，数年间萧望之不被重用。霍光去世后，萧望之得到汉宣帝的赏识，大才得展，一年内三次升官，做到两千石级的官员。宣帝时，累官至谏议大夫、御史大夫，后左迁太子太傅，授太子经。元帝时，以帝师之故，在朝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元帝“赐望之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给事中，朝朔望，坐次将军”。后萧望之因与宦官弘恭、石显结怨，终被宦竖逼迫自杀。萧望之是汉代名儒，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勇于发表坚持自己的意见，理解问题深刻，处理恰切。著名史学家班固对萧望之评价道“望之历位将相，藉师傅之恩，可谓亲密亡间。及至谋泄隙开，谗邪构之，卒为便嬖所图，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挠，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也”（班固《汉书·萧望之传》）。

王良，字仲子，东海兰陵人，出身农民家庭，自幼养成了勤劳简朴的品行。良少年时就勤奋好学，特别对儒学经典之一的《小夏侯尚书》研读尤深，靠多年的苦学，积累了渊博的学识。王莽当政时，朝廷多次征召王良入朝为官，均被王良拒绝。他在家乡以教书为生，由于其学识渊博，教授有道，一时名声大振，远近学生闻名而至，前后达千人之多。建武二年（公元26年），朝廷派人下书，征召王良进京任职，王良婉言拒绝。后又多次诚恳相请，建武三年（公元27年）王良方进京，被拜为谏议大夫，后拜为太中大夫，俸禄增至千石。建武六年（公元30年），又升迁为“大司徒司直”。王良虽身居高位，但非常简朴，纯正清廉，其妻子仍留在乡村老家，过着自耕自织的简朴生活。有一次司徒史鲍恢到东海办事，路过兰陵时，特意到王良的家中去拜访。王良的妻子恰巧穿着粗布衣服，拖着柴草从田里回来。鲍恢以为是王家女仆，就对他说我是司徒史，特意来捎带家信，想拜见你家夫人。王良的妻子告诉她，自己就是王良的妻子，并说家里没有事情，不麻烦他捎带书信了。鲍恢怎么也没有想到大司徒司直的家庭如此简朴，非常感慨，回京后将此事传开，听到的人无不称赞王良的廉洁简朴。范晔在《后汉书》中评价王良说：“王良身处高位，俸禄优厚，但他的妻子却依然亲挑柴薪，真的是太简朴了。当时的人们都钦佩他的清廉，皇帝也称赞他的气节。这都是因为王良是真正的清廉，而不是虚伪的矫饰。”对王良给予了高度赞誉。

疏广、疏受及以上所述的几位，他们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他们都生活在汉代；都出自古兰陵（现枣庄一带）；都是名儒；其中的叔孙通、王臧、匡衡、萧望之、疏广、疏受都曾做过皇帝的老师，而且王臧还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老师。不仅于此，疏广、疏受的“功成身退、高风亮节”、萧望之的“士不可辱、宁折不屈”、匡衡的“凿壁偷光、勤奋学习”、王良的“清正廉洁、勤俭简朴”，或作为典故，或作为成语，已成为我国历史文化某个方面的标志，甚至符号，融入了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粲然夺目，蔚为壮观。一段历史时期内，古兰陵一地，竟涌现了这么多的名儒帝师、历史名人，这不能不说是一道绚丽灿烂的历史风景、文化奇观。然而，这道历史风景、文化奇观的出现是偶然的巧合吗，当然不是。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汉代时的古兰陵（现枣庄一带）这一方土地，出现了如此绚烂夺目的文化奇观呢。我想，这必然与那个时期，这方区域的文化土壤和人文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漫步在散金台前，我思索着、徘徊着，在古老的散金台前，我茫然四顾，但见天地悠悠、白云渺渺、村烟四起、田舍俨然，慢慢地从这些影像里，一个模糊的身影逐渐呈现出来、清晰起来，透过岁月的烟尘，我豁然看到了先秦时期最后的大儒荀子的身影，我蓦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感悟，我以为汉代时的古兰陵（现枣庄一带）之所以出现了那么绚烂夺目的文化奇观的原因，就是由于荀子，是荀子在古兰陵这块土地上十几年的教化之功，润泽了这方土地，使之出现了绚烂夺目的历史风景、文化奇观。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时期赵国人，生卒年不详，大致为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38年。早年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中年的大部分时间在稷下学宫任教，其间访问过秦国，留居过赵国，后到楚国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被罢官，罢官后的荀子便在兰陵安家、办学、著书，完成了不朽名著《荀子》，死后“葬于兰陵”（《史记·荀卿列传》）。荀子曾三次出任稷下学宫祭酒（学宫长），稷下学宫是齐桓公为招来天下学者，专门设立的讨论学术和治国之道的学府。齐威王和齐宣王也都重视礼贤下士，当时著名的学者齐聚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人才辈出，名噪一时。荀子被认为是当时最为杰出的学术大师，是先秦继孟子之后的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他发展了儒家思想体系，对先秦诸家思想都有所批判和吸收。他不仅对于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也是先秦思想史上集大成的思想家、教育家。荀子曾三次出任稷下学宫祭酒，应该说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对荀子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而且他“三为稷下学宫祭酒”，稷下学宫的那种开放包容、畅所欲言、百家争鸣的学风，从某种意义上说，荀子也是推波助澜者之一，甚至是引领者之一。正由于此，荀子这位儒家大师，却把自己的学生韩非、李斯培养成了法家著名人物，也就不奇怪了。荀子在人性论方面主张人性恶，因而极其重视教育，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为学乎”（《荀子·儒效篇》）。因为极其重视教育，荀子非常强调尊重教师，他把教师提到与天地、祖宗并列的地位。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在荀子眼里，教师乃治国之本，“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他将国家的兴衰与尊师重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特别倡导勤奋好学，其著名的《劝学篇》，引导激励了无数莘莘学子勤奋好学，两千余年至今，尚无有其它文章能出其右。

虽然荀子的生卒年月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古兰陵（现枣庄一带），生活了十几年。在这十几年中，他在此地办学、讲学、著书立说，将稷下学宫的教风、学风、治学态度和治学精神带到了这里，广收学子、传播文化、激励勤学，雨露了这一方水土，滋润了这一方民风，教化之功，泽润地方。正由于此，这才造就促生了这方水土在汉代时的文化奇观。我想，这不应是我的主观臆断，更不是妄加推测，这有着历史的事实和根据。联想至此，我不由地感叹起来，感叹此地有幸，得圣人驻留；感叹此地有幸，得集大成文化的浸润；感叹此地有幸，好学勤学之风盛行。春风化雨，终收其功；大道无形，润物无声。站在悠悠“古台”之前，感念两千年前的故事，我不禁陡然而生先贤怀古之情，也东施效颦，陋书“古韵”一首，以作为此文的结束之语。

    散金台怀古

散金台上草青青，

春秋雨露润汉风。

古道流云千年事，

谁人还在说荀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