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山中来客
整个夏天我们都在核对贫困户的基本信息。随着新一届村两委班子的走马上任，营盘乡建档立卡“回头看”暨扶贫大数据平台录入工作终于开展起来。
由于鱼塘村委会没有WIFI，我的笔记本电脑无法连网，而唯一的一台台式机连网速度实在太慢，录入工作又需要及时登录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简称“国办系统”）核准数据，所以我们只能在乡上完成该项工作，这让我和老胖又有了相聚的机会。
老胖最开始的时候是只愿填写纸质表格的，他的借口是司法所琴姐的办公室没有多的电脑，想把235户贫困户的电脑录入工作全部甩锅给我。没曾想就在录入工作不久前，琴姐办公室之前坏掉的一台台式机及时地被琴姐从金平县城修好给带了回来，这才让他没了甩锅的理由，只能和我分摊本单位挂钩贫困户的所有表格。
整个司法所就琴姐一个人，在我们下乡去之前，还有一位姓白的负责人，可却在15年底被调离了岗位。琴姐一人身兼数职，不知名的原因之下，她依然只使用两间办公室原先使用的一间，领导办公室空置着一直等到队长来后才重新开启。
二楼并排的两间办公室内部空间格局完全相同，只是领导办公室多了一个露台，但那个露台却并不适宜欣赏远处的风景，倒是和琴姐的办公室一样，成天都能听见楼下隔壁老百姓家养的几头生猪的猪叫，闻到它们排泄物的味道。
这让老胖那样的胖子很是窝火，特别是夏天烈日的炙烤下，关了窗户的纱窗都依然挡不住成群的苍蝇爬满整个办公室的屋顶，他只能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即抵消猪屎的臭味，又熏得苍蝇难以近前。一到入夜微凉，成群的蚊子又粉墨登场，那种蚊子是我在别处没有见过的品种，粗壮的身躯给人一种虎背熊腰的感觉，咬起人来绝不含糊。但这也给了我一个乐趣，有时候吸二手烟吸得实在烦闷，顺手一巴掌拍在老胖的身上，还可以美其名曰为他驱蚊。
他只能骂我一句“龟儿子”，却也不和我动手，生怕稍微一动就出一身汗。整整两年，我都不愿意在营盘的夜里洗澡，不论哪个季节，即使是夏天，在太阳能供应本就不多的热水用完的情况下，用冷水洗澡都总是让人觉得深入骨髓的冷。
老胖深明此理，除非连续几天面对电脑核对系统，搞得人头昏眼花，老胖就会约上我一起去登山远足，那种时候他却不排斥满身大汗，也无惧用冷水洗澡，反而蹦蹦跳跳直呼过瘾。
工作队并不完全按照乡上的上班时间安排工作。因为乡上的上班时间有点随行就市的味道，为了照顾大多数老百姓赶街天才去办事的习惯，所以赶街天他们是不休息的，若赶街天恰好又是周末，那么整个星期一的乡政府就只会有值班人员和我们工作队的队员驻守，这种情况直到17年年初县乡两级同步办公时间才彻底改变。
老胖和我登山远足往往就选择在乡上工作人员都休息的时候，对于喜欢热闹的老胖和我来说，离开空荡荡的乡政府，去与沿途村寨的老百姓闲话家常是整个夏天最有乐趣的事情。
每次登山远足我们都会花费一整天的时间，根据路程远近的不同，购买当日的干粮和饮水。老胖出发前最喜欢去云峰购物广场乱买一大堆毫无营养又占地方的垃圾食品，特别是每次都要买两瓶1.35L的云南山泉。此种升数的云南山泉，在背包装满干粮的情况下很难再装进去，要么就是装一瓶另一瓶用手提着，要么就是老胖那缺德鬼想出来的办法，用长出来的背包带打个结系住瓶子的拉环，一路上水瓶晃晃悠悠倒像是长在他屁股上的一根透明尾巴。
老胖常常吹嘘自己是蒙自驴友俱乐部的大哥级人物，但从他购买干粮和饮水的专业程度却难免让我满腹怀疑。对于老胖那种体重和体脂率都严重超标的病理性肥胖人士，他知道运动的重要性，但他却不一定知道散步一个小时消耗的热量不如跑步二十分钟消耗的热量，营盘虽然没有适合跑步的地方，但至少可以在登山远足一类消耗大量热量的运动中，配合调控好饮食，毕竟三分靠练七分还得靠吃。
一般情况下，合理的膳食比例是碳水化合物占总能量供应的50%～55%，蛋白质占20%左右，脂肪占25%～30%。登山远足一类因其高强度大运动量，可以加大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以提高新陈代谢水平，提供脂肪燃烧的能量，这就需要合理进食谷物杂粮，营盘街上有唯一一家卖包子馒头的饭店，他却偏偏去买即便是用植物蛋白做的素火腿肠都比之更有营养的旺旺雪饼、泡椒凤爪那些零嘴。再说云南山泉之类的矿泉水，目前市面上销售的无论是天然还是人工添加矿物质的矿物质水，其矿物质的配比是否合理，是否能在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及时补充人体所需的钾、钠、镁等元素和维生素、葡萄糖，消费者是无从判断的，所以登山远足还是购买市场上常见的有品牌保证的运动型饮料较为可靠。
可是在我一两次说服未果的情况下，我只能任由老胖顺着他自己的脾性去买自己认为吃起来抗饿解馋的饮食，只要别半道上让我帮他背水，我就足以谢天谢地。
16年营盘的夏天几乎没有下过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雨，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土地龟裂的气味，摩托车从身边呼啸而过总会扬起一阵尘土，在山区的晨曦中，扑面而来的不是清爽湿润的感觉，倒像是在脸上铺上了一层厚重的红土面膜。
每当这种时候，老胖都会抹一抹脸，接着一口口水吐向摩托车远去的方向，“啊呸......”
我和老胖最怕的其实不是总在弯道处突然冲出占着全部道路疾行的摩托车，而是琴姐给我们说的——吹风蛇。这种蛇头部呈三角形，体型较大，拉长能有成年男子一般身高，有颊窝，吻尖上翘，通体呈油亮黑色，尾短而细，前半身可竖立。
我曾在营盘的赶街天见过卖跌打损伤药的摊位上有一排那种蛇的干尸，即便是泡在玻璃酒缸内的它们，以其盘绕的圈数也可想见那种蛇活着时候的阴鸷狠毒。
每年的四五月份开始，直到十月入秋，是吹风蛇交配繁殖的旺季，所以琴姐反复提醒我和老胖，在登山远足过程中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我们走村进寨调解纠纷，随时都要预防被狗和蛇咬！”琴姐坐在办公桌的对面，手里一边打着字一边习以为常地给我们说道。
老胖刚听她说完，就立马用粗糙的胖手曲成蛇头的形状，模拟着蛇吐信子的声音作势要往我身上招呼，我一边躲一边问：“那遭咬了咋个办呢？”虽然我大概知道被蛇咬了最好的就是不要乱动，以免毒液顺着伤口进入血液循环，扩散至全身，但还是特别好奇琴姐她们在乡下是怎么处理的。
“我倒认得点，不过一直还没遭咬过。这边的老百姓也有些土办法。”琴姐从对面的电脑屏幕后探出头来，对我们笑着说。
“不可能像武侠小说里头一样用嘴巴克吸啥？或者用刀切伤口放血？”我难以想象的画面只能用毫无科学依据的武侠片情节来进行脑补。
“龟儿子，你是憨的嘎？”老胖见戳我不成，又想在嘴上占我便宜，“我们在老家那边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整点干净的水冲洗伤口，而且我们有种草药，嚼烂了敷在伤口上，逗不得中毒了啥！”
我听听满不以为然地看着他：“滚蛋，人家都是苗药厉害，傣族啥子时候又有勒种神药了嘛！”
“有嘛！”老胖还欲与我争辩，琴姐打断他道：“胖大哥，你说的那种草药，这边的老百姓也搞过，不过现在只有些老人才认得出来，年轻人都认不得了。倒是卫生院的医生交代过我们，只要遭蛇咬了，最好的办法逗是莫乱跑，躺倒不要动，先用干净水冲洗伤口。”琴姐对老胖的这一点说法给予了眼神上的肯定，接着说，“然后就是找点布条或者绳子在中毒部位的近心端结扎，松紧度要插得进一根手指最合适，现场处理完了马上送医院。”
我听完笑笑说：“送医院，人多倒是好说，你要像我和老胖两个，我被咬了还好说，他被咬了我可背不动，一身的膘！”我斜着眼打趣着老胖，他经过一番闹腾，又立马一本正经地坐在电脑前叼着过滤嘴，录起系统来。
“哈哈！其实蛇一般不得主动攻击人，遇到了慢慢走出它的攻击范围就得了。”琴姐指了指挂在门背后的迷彩服，说，“而且你们克登山，最好是穿长衣长裤，高帮的鞋子，反正尽量不要把皮肤裸露在外头。”
营盘乡政府每年会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配发全套的迷彩服和高帮迷彩胶鞋，我刚去的时候，以为那仅仅是一项福利，经过两年的驻村工作才体会到这类衣服的好处。不过我们工作队没有这项待遇，但警察系统配发的作训服却依然起到了相同的作用。
“看，对面就是岩脚！”顺着老胖手指处，峰峦连绵之中一处与地面几呈垂直夹角的绝壁凸显在眼前，其上秀木满嶂，形态奇异，犹如精灵莫测，绝壁顶上依稀能辨残垣断壁，绝壁之下弯道处零星分布几栋红顶黄墙的农家新居。
从营盘街出发，经过专门生产营盘三宝之一“豆腐”的汉族寨子——老衙门，再步行小半天光景，我和老胖在夏天耗时最久的一次登山远足终于要进入正题。
快进寨子的时候，老胖在一户农家的柴火堆里找了两根二指粗细一米多长的青皮树枝。我才想起来，路上因为看见老衙门一种植户的门头上挂着“内有犬大，不请非人”的标语笑得都忘了准备的远足利器——打狗棍+登山杖。
我们总是能在营盘的枯燥生活中发现那样的亮点，政府宣传标语几乎是不会有错别字的，即便有也不至太过离谱。可是老百姓才不会在乎什么信、达、雅的标准，知识水平有限的村民中能有几个会写字的已经是少之又少，会写字的又并不一定会写多少字，语法结构就更无从谈起，所以就尽量往简单写，这就造成他们写出来的标语常有令人捧腹之处，比如“内有犬大”，其实是“内有大犬”，“入”也写成了“人”。
进入寨子迎接我们的第一个声音一定是狗叫，紧接着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就会随着我们的不断深入，犹如踩着鼓点般密集地响起来。老胖看着所有的狗都被拴着，并不急于前行，站在空无一人的寨子中心对我说：“这是岩脚的新寨，老寨就是刚刚我们在山对面看见的悬崖顶上面那排烂房子。”
我顺着他的手指抬头看看山，只能感受到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气韵天成，脑海中却实难浮现出烂房子的大概。不过这新寨的房子倒确实体现出了一个“新”字。
沿着生产路的腰线，十几栋单体平层农家屋舍俨然排开，它们均建于山体的半山腰台地之处，以浆砌毛石作为房屋的地基。墙体能明显看出是不同于当地传统民居土木结构的砖混结构，因为每家门口都有一只看门狗坐镇，我难以近前仔细查看墙体的厚度，通过散落在旁的水泥砂浆和粉煤灰砖可以想见这些房屋的承重结构、抗震构造措施和围护结构等分项工程应该是按照《农村危房改造抗震安全基本要求（试行）》的要求来建设的。排水雨落管和散水沟构成的组织排水系统也能明显看出建筑设计施工人员的良苦用心。尽管每家的大门都能看出并不是什么大品牌的优质货，但在初升太阳的照耀下，依然泛着古铜色的眩晕，让人不敢逼视。
“咱们往前面的晒场方向走，一会儿掉头回来再上山！”老胖和我走出岩脚新寨一小段，指着埋伏在山泉水冲下水沟旁的一条小路，又指指生产路的大方向，对我说着，“我还从来没往那边走到过头！”
我喜欢和老胖一起登山远足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这就好比人们总喜欢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去别人待腻的地方一样，陌生感会消解固有的三点一线和各种限制，功能性的联想一旦消失，换来的绝对是新鲜的审美快感。
这让我的心情很是愉快，加之手上又多了一根棍子，走在老胖背后亦步亦趋的我，时不时拿着棍子戳戳他身上的敏感部位就更让我有种放飞自我的无拘无束。
“干部，又来了？”一苗族大爷坐在自家门口，抱着一个竹烟筒，抬头望见老胖的身影，笑眯乐呵地和他打着招呼。他老伴儿在门前铺着竹篾席的坝子上低头晒着什么东西，顺着大爷的声音望向我们，作势起身。
“是啦！大爹，我们先往寨子那头走走，一小哈回你这点讨口水喝！”老胖挥手和大爷说道。大爷的老伴儿听见我们的计划之后，又顺势蹲了下去，继续埋头整理着竹篾席上的东西，但明显加快了速度。
少数民族地区的中老年妇女总是这样，她们几乎很不说话，总是在自家男人的身旁忙东忙西，难得停下来也最多只是关心来访的客人茶水饭食可还需要。最早的时候我很不习惯，后来也渐渐理解她们，毕竟语言不通的她们坐下来也确实没有任何可以和客人闲聊的谈资。等到主客几乎不动筷子，只是互相劝酒闲聊的时候，她们终于上桌开始吃饭，我想这应该不是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只是民族地区人们出于对客人的一种尊重而已。
“给有人在？”老胖站在村头一栋两层楼房形成的院落前，踮着脚尖探头喊道。这栋位于山坡尽头的楼房再往前已经没了路，但视野却极其开阔，能够清楚地看到对面群山间散落的村庄，它们在干燥的空气中静默得有些无趣。
院子没有围墙，一名苗族妇女抬着一只搪瓷碗从角落走了出来，她偏着头疑惑地看着我和老胖这两个陌生人。老胖一看有人，大大咧咧地径直走过去：“阿妹！这是哪点？”
妇女没有答话，只是低头拨弄着碗里的玉米粒，她穿着一件很薄的长袖汗衫，完全遮不住一对浑圆但明显下垂的乳房，苗族特色的布裙被一件系在腰间的薄毛衣盖了大半，一双军绿色的橡胶鞋已经被泥土涂抹得失去了本来的颜色。
“给是你家老倌不在家？”老胖见妇女不搭理他，再次问道。
“在金平！”妇女抬头望了我们一眼，又迅速低下头。
“你给克过金平？”老胖见妇女搭话，开始来劲儿了。
“没克过！”
“那不好玩嘛！对面山的元阳给克过？”
“认不得！”说完，妇女抬起头只望着我们笑，再不说话。
老胖见妇女像背三字经一样地与自己对话，甚觉无趣，在自言自语几句之后招呼我走上了进寨的小路，单留下红绿色头巾的破絮在山坡尽头望着我俩的背影迎风飞舞。
大爷的老伴儿已经进屋去给我们泡茶了，趁我们走完整个寨子的光景，她整理好了竹篾席上晾晒的酸腌菜，又烧了一大壶水。
大爷坐在门槛上斜靠着门框，从我们早先经过到之后回来，他就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如果不是抽烟筒时需要一只手不停地将烟丝搓成小团按到烟嘴上再点火，我估计他可以像一尊雕像一样纹丝不动。
“干部，你们这次给是来调查贫困户信息的？”大爷接过老胖递过去的一支烟，笑笑问道。看来该段时间乡政府的中心工作已经远近皆知了，估摸着老胖之前和老马哥的几次结伴徒步，也散播了这方面的消息。
“今日不是，就是带我这个同事一起出来爬爬山！”老胖说完回过头又压低声音对我说，“龟儿子！”
“给爬着了？”
“还没有，坐一小哈开始爬，之前没把你们寨子走完，刚刚克到头了！”老胖说完，用手比着自己的脑子，接着对大爷说，“坡头那家那个婆娘给是脑子不好使？”
“你说的给是住山坡头那家？”
“是啦！单个婆娘在家，老倌说是克金平了！”
“是啦！这家婆娘是个残疾人，逗是脑壳有点憨，这不是前段时间评贫困户，他们屋头也算嘛！”
“他们家住的房子我看还可以嘛，咋个能评上贫困户呢？”我疑惑地问道。
大爷笑笑说：“干部，你认不得，他家老倌最早是跟到我家二的那个小娃一起在工地上面做小工，没得技术挣不得几个钱，逗跑克金水河那个隔界村往越南卖点电饭锅这些小玩意儿，后头好像没搞好久说是跑缅甸克走私还是运毒哦！挣了些钱修的那个房子，不过前几年说是遭抓球了。你说她一个残疾人，还养两个小娃，不算贫困户，哪个算嘛？”
“哦！是这种，那确实该评上！”我点头答道。
老胖接着拍我一下肩膀，说：“刚我们过来岩脚新寨那些房子逗是大爹家儿子他们帮修的。”
“是啦是啦，我家二的那个小娃这几年跟着他们老板在学砖瓦工，这房子也是他盖的！”大爷抬抬手，指指身后的这栋小两层楼房，不经意间透露的骄傲让人竟有点难以察觉，“他们老板对他不错，每个月还单独给我们老两口打点安家费到账上，说是小娃跟着他在外头跑照顾不到家，给我们打钱也免得他乱花。”
“哦！这个老板儿还不错嘛！”我心想着这老板挺有现代企业管理思维的时候，大爷突然冲我问道：“干部，你给是四川的？”
“你咋个认得？”我回想着没有哪儿透露出这一信息，大爷又开口了：“听你说话，我们是喊老板，你喊的老板儿！”我才反应过来是这四川话里的儿化音出卖了我，只能笑着对大爷点头默认。
“我家小娃的老板逗你们四川的，手艺老是好了！”大爷边说边晃动着脑袋，我相信他是发自内心的赞美。
“你个四川的，哪儿都有你们四川人说！”老胖看我和大爷聊得挺热闹，闲不住嘴冲我说道，接着回过头去问大爷，“那家那个老倌跟着干建筑也得嘛，非得跑去贩毒？”
“你是认不得，我们这边好多老百姓都在版纳那边，栽橡胶的有，栽香蕉的也有，没得钱的逗帮老板看园子，这几年橡胶和香蕉的价格老是跌，有的老板连园子也不要直接就跑球了，那些老百姓逗直接在那边不回来了！”大爷深吸一口烟，吐出一个硕大的烟圈说道，“她家老倌没得文化，又没得钱，但在那边你想好方便，到处都是熟人，本来逗在边境搞过私货，克走私贩毒还不容易呀！之前他还约着我家小娃一起，说是挣那个钱风险虽然大，但是来钱快，跑一趟老板都要给万把块钱，一个月咋个也要跑个两三趟，被抓到了也关不到好久。”
“那你不叫你家小娃克？”老胖和人混熟之后总爱开这种没轻没重的玩笑，还伴以傻乐的笑声。
“那个克得嘎？我宁愿他少挣点，你认不得，那些搞走私毒品的，过的都是刀口舔血的生活，有命挣钱怕是没得命花哦！”大爷摆摆手加重语气说道，对老胖的无礼他并不介意。
自小生长于内地的我，在来到云南工作之前，了解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只能通过电视剧或者电影。干警察工作之后，天天和吸毒人员打交道，了解到很多的江湖隐秘，对毒品有极其深刻的直观感受。
云南省边境线外的金三角是位于东南亚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边境交界地区的一个三角形地带，该区域交通闭塞、山峦叠嶂，总面积约15～20万平方公里，共有大小村镇3000多个，鼎盛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海洛因类毒品产地。
从1999年开始，联合国与金三角各方开始规划“禁毒替代种植”计划，特别是在泰国政府强大的禁毒攻势下，罂粟种植面积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是随着近年缅甸中央政府与地方武装力量的大规模交火，加之替代种植后当地老百姓收入的直线下滑，罂粟种植的面积在缅甸和老挝又开始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目前整个金三角地区的鸦片生产量要低于阿富汗的“金新月”地区，只占到全球鸦片总产量的22％，但是每年经"金三角"地区贩运的海洛因却能占到世界总量的60％～70％，它依然是除“金新月”之外的世界第二大毒源。
战乱是这个地区难以禁绝罂粟种植的重要原因，而战乱对于缅甸这个从未在历史上形成过大一统局面，地方武装割据，有着130多个民族，山区亚热带雨林密布的国家，在较长的时间之内是难以消弭的。就是在没有战乱，已开展替代种植的地区，禁种与复种罂粟的冲突仍然存在，一个地区要摆脱对毒品经济的依赖，难免经历艰难的阵痛。
云南省和这样的地区接壤，即便是每年破获上万起的贩毒案件，牺牲、受伤致残数百名干警，以血的代价来和毒品作战，但漫长的边境线是难以完全阻断毒品流入渠道的，始终会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犯罪分子在利益的诱惑下铤而走险。所以对毒品的战争必然是长期的全民战争。
“大爹！玩笑归玩笑，你还是要提醒你家小娃，不单是不能卖，现在挣着点钱，也千万不要克沾毒品哈！那个是没得回头路的哦！”老胖不开玩笑的时候，还是能有点以前在派出所当所长时的模样，他拍了拍大爷的手说道。
“是啦！我认得，毒品害人害己，卖的话更是断子绝孙的事，干不得！干不得！我们老百姓逗图个得吃得酒喝、平平安安！”大爷望着竹篾席上晒着的酸腌菜，出神地摇着头。
接着他问我在四川，我们做不做酸腌菜。营盘的老百姓好像总喜欢和我讨论吃的问题，不论我们的话题从何开始：你们四川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如果我说没有，他们总会略带骄傲地说：“那你吃吃！看给好吃？”，如果我说有，他们就会说：“那肯定还是你们整得好吃！你们四川人最会整吃的了！”
当天，我告诉他，我们没有这种做法，我们是把蔬菜洗干净晾干，把水烧开自然凉透，再把水和蔬菜放进瓦罐里，加盐、花椒、辣椒做成咸菜，不像他这种直接晒干。“怪不得你们四川人皮肤那么好，腌菜都吃水的！”说完，他就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和老胖看看时间不早，和他寒暄了几句，又踏上了登山之路，拐弯处，我回望着大爷独自坐在门口的身影，他和他喂养的两条小土狗一同融进了房屋的轮廓。
太阳已经完全占据了天空最有利的位置，背包压得我汗流浃背。我开始借助打狗棍时不时地在山道上支撑着前行。杉木早已不是这一路的主角，不知名的粗壮高大树木占据着小道两侧，坡道平缓的时候我会叫老胖停下来给我说一说那些树的名字，没曾想自小在农村长大的他也不全然知道，“我们老家的山都光秃秃的，没得这些树。”
老胖说得没错，我曾经自驾去过一次红河县，沿着红河河谷全是光秃秃的山，在烈日的照耀下泛着赤焰般的红色。我把车停在红河第一湾的时候，想象着自己是一只猎鹰，终身翱翔在河谷的上空，等到入夜就立在绝壁的上头，守望日月之行的宇宙和星光灿烂的天河。
可是这次没有车，只有11路公交，这让我没了化身猎鹰的苍凉悲壮，汗水倒是在我的T恤衫上画出了自己的图案，不过也不是猎鹰。
老胖脱下自己的T恤衫，两手一拧，还真是湿透了。“歇一会儿吧！差不多三分之一了！”他把拧干的衣服平铺在一块突出的石头上，自己背靠着石块儿坐下，点燃一根烟悠悠地说道。
我脱掉衣服，找了一根倒伏在道旁的树干，把衣服搭在上面，并不想立刻坐下，我想看看那些树的枝丫上有没有倒挂的吹风蛇。毕竟我俩因为怕热，并没有遵从琴姐的嘱咐不要裸露皮肤，如果再不小心一点，就的确有点妄自托大了。
一只成年鸟儿在我头顶左上方的树枝上转动着脑袋打量着树下两个赤裸着上身的人类，它是刚刚被我们惊飞之后一阵翻跟头转圈儿又飞回来的。它旁边的树叶底下隐藏着一个鸟窝，不仔细分辨几乎难以察觉，我不知道是确实听到了小鸟儿的叫唤还只是自己的想象，我总能看到它们在鸟窝中长着小嘴，扑腾着翅膀的可爱模样，特别是小鸟儿独有的大眼睛，有童稚的纯真，还有对未来的向往，这样的眼睛与它们所映照着的天空一样湛蓝而久远。
“看，松鼠！”老胖大叫一声，整个人立了起来。
两只松鼠一前一后哧溜一下就从老胖身前的石块越过他的背包窜上了旁边的一颗松树，一只窜到了树后，另一只居高临下蹲在树枝上吃惊地看着我们，它应该很少看见两只没长毛的灵长类动物聚在一块儿。我对啮齿类动物一向没有什么好感，在营盘也总让我想起躲在红双姐被窝里生孩子的那一窝老鼠。不过今天这松鼠倒让我很想摸一摸，虽然它那狡猾和躲躲藏藏的行为让我始终难以得手。
“来了噶！”一个女性的声音打破了老胖闭目养神的悠闲。我回过头看见一名苗族妇女背着背篓从上方的坡道如履平地转瞬来到了我们面前。那妇女约莫五十来岁，个子瘦小，跟刚才的松鼠一样脚步轻灵。她穿着苗族的传统服饰，不过像时下的苗族年轻姑娘一样加了一条长底裤。
“是啦！走哪克嘛？老乡！”老胖呵呵笑着问道。在营盘当我们不清楚对方年龄的时候，“老乡”这个称谓帮我们化解了些许尴尬。这不能怪我们，要知道在云南山区，我们很难从外表分辨一个人的年龄，导致皮肤加速衰老的两大罪魁祸首——干燥和紫外线，在这里可一点都不稀缺。
“克老寨地里头浇了水，现在要回克新寨了嘛！”妇女脚步慢下来，回答着老胖，但并不打算停留。
“不消急，老乡，麻烦问你几个事！”老胖利索地穿好衣服，站起来拿着他1.35L的一瓶未开封云南山泉走到妇女面前，递给她，“喝口水再走嘛！”妇女只好停下脚步，接过水却不拧开瓶盖，依然站着，背着背篓满腹疑惑地看着我们。
虽然之前她的一句“来了噶！”听起来十分亲近，但并不代表她认识我们。在营盘，少数民族妇女撞见陌生人，当不知道该说什么却又必须表现出她们的礼貌时，“来了噶！”是最常用的一句话。所以她站在一旁，拉开距离的同时微笑着看着我们也算是不失体统却又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
老胖给她简单介绍了我俩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之后，才继续问道：“你家是岩脚的人？意思也搬到新寨了？”
妇女迅速地打量我俩一眼，说道：“么么！干部！你们怕是要爬大半天啦！这路老是难走了，你们城里人怕是没走过！”接着她点点头，“是啦！今年才搬掉嘛！”
云南方言里“么么”这个常用的感叹词类似于很多地方方言里面的“我X”、“牛X”，配合上说话人的肢体语言，我从来都只往好的方向去想。所以对妇女这种惊疑的表情和用语，我认为她是在赞许我和老胖那种一往无前虎山行的气魄。
“下面给好在吗？”老胖问道。
“肯定好在嘛，逗靠着路边，比老寨方便多多！”妇女比划着，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水，接着说：“单是种地不方便，我这还得天天爬上克浇水！”
“意思你家地都在上头嘎？”
“是啦嘛！不过也逗单个种点菜吃，小娃都出克版纳栽橡胶了！”妇女说完，把背篓翻给我们看，里面全是些叫不出名字的叶菜，还有几个丰收瓜。她老倌死得早，是她一手把两个小娃拉扯大，大的儿子娶了媳妇儿，带着弟弟一块儿去西双版纳帮着老板守橡胶地，留下一个小孙孙托她帮着照看。她家的日子过得不错，受惠于精准扶贫搬了新房子，通水通电很方便，她闲着养了两头猪，二十几只鸡。她家也有一条狗，从来不看家，只是时时守护在小孙孙的身旁。
每当我们拿不准该走哪一条路的时候，老胖就会和我分别往每一条路走一小段，或者是干脆顺着一条往高处爬升的小道径直走去。在没有GPS和向导的情况下，人类大脑进行的复杂数学计算比人工智能的数据导航更为可靠。
即便我们因偶有失误而绕了远路也不懊恼，毕竟人生的路径需要设定清晰的目标，但只有没有目标的人才能到达真正的顶峰。山在不停变化，路也在不停变化，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聚散离合，就连我们自身都在时间、空间、因果律的表象中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老胖和我有这方面的默契，我们并不追赶时间，一路走走停停，沾花惹草。
中午时分，我们在告别妇女不多时就穿出了密林，半山腰全是半人高的低矮灌木和随风摇摆的草本植物。我右手拿着登山杖，敲打着一路直往人身上扑腾的植物叶尖，左手边是悬崖峭壁，稍事停留可以极目而望天地寥廓。
我和老胖形成了律动的节奏感——轻重有序的脚步声、背包摩擦的摆动声，以及我们高声唱着用不同曲调自由编排的“噜噜歌”，除非是遇到跳墩路才会打破这样的有序。这种路一般出现在坡道坡度较大的地方，在人走出来的土路上，缺了植物涵养水分，一遇大雨山洪，便会在土路的中间部分冲刷出沟痕，日积月累，沟痕逐渐加深为沟渠，人们为图方便，会在沟渠的两侧有间隔地夯上整块儿的石块儿。这种路不适宜用来走，却很适宜用来跳，我特别喜欢在走了一段平缓的小道之后，用脚尖点着那些石块儿一点点跳上坡去，这样会显得我长期打陈氏太极的下盘功夫，也能够顺带嘲笑老胖走这种路时左支右绌的笨拙。
老胖为了扳回劣势，就总会问我知不知道这叫什么草，那叫什么树，那确实不是我的长项，但我从来不解释，我会顺着他的问题复述一遍，“这到底是什么呢？”然后跳出他的思维框架，自言自语却又明显说给他听道：“我的眼睛只是把外部进来的光量子扭曲成明亮，把波长扭曲成颜色。我的眼耳鼻舌身意识别出来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世界就只能是被我的感官能力加工处理过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那我说的这棵树是树的树，还是你的树呢？”
老胖从来都会在我这样的反问中败下阵来，人类对这种“本体真存”的哲学问题从泰勒斯建立西方哲学开始就从未停止过探究的脚步，老胖那种成天只知道满足口腹之欲的老饕又怎么会去细想呢？所以他只能骂我一句“龟儿子”之后唱起他的“噜噜歌”继续走他前面的路。
我们再次进入了密林，在一个内凹进山体的转弯处，老胖招呼着我停下吃点东西。我脱下书包，小心翼翼地拿出干粮——两根素火腿肠、五个法式小面包。老胖没有急于吃东西，点燃一根烟，拿出一包瓜子分给我一点，自己就一颗接一颗地嗑起来。
等他抽完烟，最终拿出泡椒凤爪的时候，我一句垃圾食品却换来老胖满不在乎地脱口而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躲过正午的太阳，我和老胖上到了绝壁的顶上。这里并不如我想象是一个尖状的所在，反而开阔得别有洞天，缓坡上种着绿油油的蔬菜，一名佝偻着背的老奶正在地里拔草，她对于我们这样的闯入者完全无视，一点也没有停下手中的农活。
顺着老胖右手指的方向，几颗歪脖子树丛中掩映着满目苍夷的土墙瓦檐，他说：“那就是老寨！”我问他还去吗？他摇摇头，做了一个他自认为恐怖却十分滑稽的动作，试图模仿某种超自然的存在想要吓唬我。我只能配合他的表演，沿着一块块菜地的边上走过，去往断壁残垣相反的方向。
我们走过了最后一块儿白菜地，尽头边上有几座房子。老胖走进一户虚掩着大门的农家敲了敲门，门没有上锁，锁扣在热浪中耷拉着脑袋，等待着它的主人前来开启。“给有人在？”老胖提高了声音，用手在门上啪啪地拍打起来。
几户农家围成的小聚落里，难得地没有传来狗叫的声音。对面屋檐下的一只懒猫象征性地抬起头眯缝着眼睛看了我们一眼，便扭过头去继续它的春秋大梦。营盘街的喧嚣声没有了，公鸡都热得不想打鸣，只有微风中几颗低矮的阔叶树在沙沙作响。
如果当时是在明月皎洁的夜晚，看着老胖的大光头在他一连串的动作中来回晃悠，我会误以为进入了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诗句。
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个小脑袋上一双黑不溜秋的大眼睛一言不发地望着我们。“小朋友，给有凳子给阿叔坐哈？”老胖说完想伸手去摸摸小孩儿的头，却摸了个空，小孩儿像之前的松鼠一样哧溜钻进了屋里。不大一会儿，他一手提着一个绿皮铁锈的小圆凳走了出来，刚放下又钻进了屋里，但顺手打开了房门。
阳光透过窗户形成的光柱并不能把屋内的轮廓勾画完整，小孩儿静静地坐在一束光柱下噘着嘴做着作业，作业本反射的光波打在他的脸上，竟让坐在他家屋檐下的我和老胖感到了燥热中难得的一丝清凉。
许是听到了刚才的动静，懒猫家的房门也打开了，一名老人从屋里走了出来。和营盘所有第一次见我们的老百姓一样，他问了我们三个很接地气却极具哲思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去往何地？在得到了我们的回答后，他们总无一例外地要烧水泡茶让我们坐下和他们聊聊。
老人姓熊，他家除了他，正在菜地拔草的老伴儿，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媳妇儿，以及嫁到铜厂的一个姑娘。他的肺和胃都不好，年轻的时候抽烟喝酒太厉害落下的病根，参加了新农合，年初做了手术，虽然报了账，但想和儿子一块儿搬到新寨，确实也没钱，手术后又干不动体力活，走不了远路，就和老伴儿商量着干脆还住在老寨。“也活不得多长了，”他笃定地说道：“我们是没得福享受政策了，不过至少我家小娃他们得享受了。”
我跟他说，他们这里空气这么好，吃的食物又是绿色无污染，肯定还能活好长时间。
“这个倒是！”他笑起来，无与伦比的快乐促使他的嘴也开始健谈，“不过，我们这点山区，路不好，经济还是糟糕得狠！”老胖发给他一根烟，他用手接过，中指和食指夹着反复搓揉，并不点燃。
“他家还不是爹妈早早地都出克打工了，单剩他家奶在家带他。”说完，用未点着的烟头指向正在埋头做作业的小孩儿，“成绩还是可以，逗是不爱讲话，认不得一天在想些哪样？”
熊大爷当然认不得也不必认得。人类早期的生存格局就已经决定人类社会无法像三体人社会一样思维透明，心口不一才能更好完成大规模协作的同时避免能量的大量消耗。留守儿童在高速腾飞的中国也早已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熊大爷理解不了也解决不了，倒不如得吃得喝，平平安安。
将近傍晚时分，跟我们每次停歇所遇到的农家一样，熊大爷邀我和老胖吃了晚饭再走，正好他老伴儿去完地里回来，也跟着他一块儿劝，虽然她一直低着头，我也听不清楚她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和老胖推说着晚上还要赶回乡上开个紧急会议，他们才最终作罢。在营盘，这样的邀请稀松平常，我们总是在走村入户的过程中受到吃饭的邀请，即便他们并没有十分拿得出手的美味佳肴，但对他们来说，客人来了不请吃一顿饭，是有失礼数。
当然，我们并没有什么会，只有回到乡上堆在那里一摞摞的表格需要我们加班填写。我们只是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而已，这也是出于礼数。
回来后数天的一个傍晚。“金平县营盘乡芭蕉河发现野生长臂猿......”琴姐坐在对面的电脑后，拿着手机大声念道。这让我想起了那一次的登山远足，那也是我和老胖在营盘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
生态与哲思
2004年，沉寂已久的中国出版市场被一本奇书打破，随后它占据中国虚构类畅销书榜前三十名长达479周，持续十年之久。不仅如此，该书在中国出版后，还被译为30多种语言，在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这究竟是一本怎样的奇书呢？
文学批评家孟繁华说：“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读，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
蒙古族歌唱家腾格尔评价它道：“是献给《天堂》里伟大母亲最美的情感、最柔弱的衷肠、最动人的怨曲......”
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则说：“最值得称道的是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甚至不惜为了胜利粉身碎骨、以身殉职。商战中这种对手是最恐惧，也是最具杀伤力的。”
但是也有人说：“不只是我，身边所有到过内蒙古牧区插队的老知青们，也都接受不了这本书。因为它虚构了一个事实，虚构了一种文化......”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我们不随意揣度作者写作这本书的价值观和真实意图。只摘取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草原生态”来思考其中的逻辑，还是会发现闪光的亮点，它让我们意识到也许我们长期以来对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八个大字有严重的理解缺失。我们总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讲的只是生物在自然界这个整体里无休止的竞争，却忘了生物的生存、繁衍和进化其实还包含有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
而这本叫《狼图腾》的奇书通过对狼这一主体的描摹，以一种颠覆传统的全新形象冲击着我们的视野，生动地揭示了草原万物生态的内在联系，这些联系有的十分明显，有的却非常隐秘。
如果我们不是借由这本书独特的视角，可能真难以发现这些隐秘的联系，也极易被一些假象所欺骗，从而对由狼群、草原马、牧羊狗、羊群、旱獭、野兔、草原鼠、天鹅、老鹰以及人所构成的整个草原生态系统犯下理解偏差的过错。
中国有两句关于兔子的话流传甚广，一句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它说的是什么呢？有一种解释是说，兔子这种处于食物链底端的生物，它自己本身是很弱小的食草动物，为了活命，就必须把自己的洞穴搞得很隐秘，而且还必须狡兔三窟，当然，无论是几个窟，这些洞口的草它们是不会吃的，如此才可能避免被天敌们所发现。
还有一句和兔子的天敌有关，叫“不见兔子不撒鹰”。鹰这种动物，视觉系统非常独特，而且它盘旋在天空，是占有立体打击优势的，所以兔子动作再敏捷，遇到牧民豢养的鹰也往往是凶多吉少。那么在《狼图腾》这本书里，除了鹰要吃兔子，牧民把兔子作为猎物，当然还有狼也把它们作为了盘中美食。但我们知道，野生的鹰毕竟不多，牧民的食物来源又不止兔子，所以真正对兔子生存构成极大威胁的还是来自于狼群。那么一旦狼群在草原上消失掉，兔子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把兔子当成宠物来养，我们会发现，笼子里的兔子，只要有草，它们的嘴就不会消停，一直在吃，没多长时间就长得膘肥体壮。不但如此，兔子的繁殖能力还极强，一只成年公兔可同时配种8～10只母兔，每天可交配两次。所以随着狼群的彻底消失，兔子没了天敌，结果一定是呈几何级数地增长。
这时候就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兔子吃草，它会和牧民养殖的羊群争夺生存资源，那么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就很可能无水草可逐，加之缺少其他经济收入来源，人和羊就都会陷入生存绝境；第二，兔子窝数量增加，又异常隐秘，马匹奔跑起来是来不及刹住的，一旦踏在兔子窝里，马的腿骨就极易骨折，这样的马就只能淘汰，剩下一些奔跑速度不够快的劣种马留下，通过基因遗传筛选，马匹的质量只会越来越差。
以上两大问题，除了兔子会造成外，另外一个萌宠界的巨星旱獭（土拨鼠）造成的破坏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旱獭也吃草，没了狼，它同样繁殖迅速；接着，旱獭不同于兔子，它们是集群穴居，也就是说是一大群生活在一起，兔子那样的一个小窝根本容纳不下这样的大家族。旱獭无所谓呀！它们充分运用了自身挖掘能力强的先天资本，不需要去蓝翔学习，就可以在草甸下面挖出深而复杂的隧道；最后，旱獭还喜欢在隧道里面存储大量的干草，这能保证隧道在冬季比较暖和，蛰伏其中的蚊子就不易被冻死，等到来年入夏，成群的蚊子就开始袭击马匹和羊群，导致其因失血过多或染上传染性疾病而大量死亡。
再看失去水草、牧马、羊群的牧民，为了生存他们会干什么呢？有人说，猎杀兔子和旱獭，吃其肉拆其骨贩卖其皮毛，以人类如今的技术手段，肯定是能做到的，那么兔子和旱獭也猎杀殆尽之后呢？又有人说，不怕，我们可以搞养殖，既然兔子和旱獭的皮毛能赚钱，那么我们依靠经济学的常识就知道，对人类有利的一定不会灭绝，所以我们还是不会饿死。那我们接着用经济学的常识来推论，同样是养殖，每个个体的养殖技术一定有高低，那么市场会根据商品的质量自动报价，在所有人都养殖的情况下，必定有部分人会被逼退出市场，这一部分人还绝对不会是少数，那么他们又怎么生存？是否只能是学着农耕民族一样开荒种地？但这个时候就又有问题了，我们知道在中国是有一条线叫400毫米等降雨线的，它是农业耕种的扩张极限，超过这条线往北，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气候条件，都不适宜长期耕种。
那么又不能放牧，又不能养殖的牧民就只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后，在广阔的草原上创造出一块块犹如牛皮癣一样的沙化土地，长此以往，整个土地沙漠化的趋势势难阻挡。直到这一刻，人们才会意识到，把狼群赶尽杀绝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
但站在人类的角度，我们总是只看到狼群威胁着我们的生命和财产这一面，却难以看到狼群也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维系着草原生态平衡这一面。生存的恐惧不但限制了我们的想象，也限制了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以此推理，我们细思极恐，除了《狼图腾》这部书里描绘的草原生态，在其他生态系统里，我们人类究竟还干了多少只知竞争不懂合作的事情。
经济学里有一则关于蜜蜂和果树的故事，讲的是养蜂人和果农对于谁占了谁的便宜的争论。养蜂人认为，如果没有自己的蜜蜂给果树传授花粉，果树就无法结果，所以果农应该给自己钱。果农则认为，如果没有自己的果树，蜜蜂就无蜜可采，所以养蜂人应该给自己钱。
乍一听似乎都很有道理的样子，可仔细一想，我们会发现，养蜂人和果农的争论其实就是一种只谈竞争不谈合作的思维。正确的思维应该如何呢？经济学家张五常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蜜蜂的寓言”，我们来看看养蜂人和果农站在合作的角度是怎么做的。
文中举了美国两个州的实际情况，一个是华盛顿州，这里的苹果树花蜜不足，蜜蜂的工作效能不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所以果农就给养蜂人补贴；另一个在佛罗里达州，橘子树的花蜜十分丰富，但蜜蜂传花授粉的能力却有限，无法使果树的种植达到最大化，会造成果农的损失，所以养蜂人就得给果农相应的补贴。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只要我们不站在竞争的角度，而是合作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会发现，对于很多事情讲道理是讲不清楚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要讲清楚就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是什么呢？
在《狼图腾》的书里，那就是我们要根据自己所处的这个生态环境中的相关变量，比如说狼群的规模，看它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的威胁程度的概率，在这个概率之内或刚好达到概率值我们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超出这个概率，我们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可以组织围捕，让它们再次恢复到概率值以内，这样才可以保证整个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
这和营盘的少数民族为了涵养水源，将森林尊为神，平时不准人和家养的牲畜进入是一样的道理。虽然，人类这样的巫文化带给了人类所谓的愚昧，但在人类科学素养本就不高的年代也教会了人类和自然相处要懂得敬畏。在科学素养提高的后来有人定胜天的豪情是没错，但我们还是要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局限，毕竟科学的本意也只是不断推翻不断论证的过程，到底是相信推翻前的论证还是推翻后的论证，不得而知，所以不假思索地相信科学会不会是另一种“迷信”呢？
中国经济发展至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却也造成了自然环境的不堪重负，在深刻反思之后才会将生态文明拔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口号。这种思维背后体现的其实就是既竞争又合作的生态思维，这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为从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希特勒身上，我们清晰地看到，任何一个生态系统中都有众多有机体，有的有机体身份还极其隐秘，但没有一个角色是多余的，一旦某些有机体被赶尽杀绝，那么整个游戏的终结不可避免，游戏之中的任何一个有机体也随之难以独存。
既然有了结论，那我们在此就可以借由生物学描述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推及民族、国家、企业、个人等广义有机体的概念来对比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它们兴衰成败的原因之所在。
我们来看两个时期，这两者持续的时间长度相差不多，都是奠定东西方文明基石的关键时刻，我们既可以把里面的族群或国家各自看成无数个有机体，它们会与外部环境产生一种互动关系，又可以把它们看成由一个个有机体组成的整体，有其内部的生态系统。
这两个时期是分别发端于地中海的古希腊文明时期和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春秋战国时期。西方的古希腊是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146年，东方的春秋战国则从公元前770年持续到公元前221年，两者起始和结束时间相差不大，最后都由一个在当时更为成熟的有机体成为接盘侠，并定义两个文明延续千年的内涵。
首先，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两者的大致发展脉络。古希腊文明的绽放时刻是在取得与波斯帝国的战争胜利后开始的，彼时希腊城邦林立，有以骁勇善战的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有以工商业发达的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二者互相提防，最后因为各种原因爆发了长达数十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的结果以斯巴达获胜而告终。但斯巴达的霸主地位还未曾巩固，就被希腊北部一个长期被视为野蛮人统治的小国马其顿给取代掉，这个小国的君主亚历山大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巩固对希腊地区的实质控制权后，带领远征军向东灭掉波斯帝国，又一路打到印度北部，可就在亚历山大大帝返回帝国本部的途中，却突然身亡，马其顿帝国随之陷入混乱，其部将瓜分了整个帝国的地盘。这个时候，和希腊相爱相杀多年的地中海西部强国迦太基也没有闲着，不断扩张着自己的地盘。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最后他们经营多年的果实会被一个诞生于意大利半岛的小国罗马给摘掉，它通过三次马其顿战争控制了整个希腊，接着和迦太基前后经历了三次布匿战争使后者成为了罗马的一个行省，又通过叙利亚战争和外交手段控制西亚，最终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雄霸地中海的大帝国。
在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的前17年，东方周帝国的君主周平王也将自己国家的都城从镐京搬迁到了洛邑。迁都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父亲表演了中国历史上的首个烽火戏诸侯的戏码。平王东迁不但宣告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来临，也预示了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路诸侯逐鹿中原的王国命运。春秋战国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终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分为两个时期，以公元前453年的赵、魏、韩三家分晋作为分水岭，之前为春秋时期，之后为战国时期。与雅典一样成为地区领袖的，在东方的早期战国诸雄中，并不是偏于一隅的秦国，而是齐、楚、燕、赵、魏、韩六国。但经商鞅变法的短短十多年，秦国就迅速地从一个西方不起眼的小国变成了一个诸侯视为虎狼的军事强国。等到秦王政时，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然而，秦始皇身故之后，大秦帝国即刻陷入分崩离析之态，最后泗水亭长刘邦建立的汉帝国成为了秦帝国的衣钵传人。
接着，我们来看它们内部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古希腊指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地区，它是由数百个城邦国家所组成，每个城邦其实都是不大点的一个城市，实行的制度也千差万别。这就和中国春秋时期诸侯林立的状态有点类似，可能也是一个小城就是一个诸侯国，不过中国人政治上的早熟，却使得当时的制度被统一地冠名为封建制。那么经过多年的博弈，特别是希波战争之后，希腊地区就形成了分属两个阵营的同盟，其下的各个城邦根据自身的地理环境和制度设计玩儿起了20世纪美苏对抗时才再现的零和博弈游戏。在东方则是另外一种景象，春秋时期，虽然周王室不再具有实力制约各路诸侯，但诸侯们还是能做到以天子为尊，以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为例，他就一直假借天子的名义四处征伐，而不敢将九鼎纳入怀中。到了战国，周天子已经不成为大家眼中需要尊奉的最高名义领导人，所以三家分晋是周天子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即便此事于法不容，周天子也只能顺水推舟。彼时赵、魏、韩的国势可是蒸蒸日上，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魏武卒的威震天下，根本没有秦国什么事儿。秦国就像早期的马其顿一样被视为野蛮的，不容于中原文化圈子的化外之国。但随着社会的整体变化，特别是井田制的名存实亡，商鞅以国家行政命令推行的土地私有提高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最后，我们必须说明一个问题，我们在讨论这两个时期文明的时候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把希腊所有的城邦看成了构成希腊文明这个整体的各个有机体，把无论秦国还是东方六国亦或是其他小的诸侯国看成了构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明的各个有机体。那么他们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力量主体存在呢？在西方这边，除希腊外，还有波斯帝国、迦太基、罗马，在东方这边，还有北方草原的犬戎、鬼方、山戎、匈奴等等游牧民族。这众多的力量主体之所以暂时不能成为这两个文明有机体的一部分，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制度、文化、经济、技术等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它们后来之所以又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就在于它们接受了这两个文明的洗礼，并在吸收和消化的过程中进行了改造升级。
对两个文明特定时空下的发展脉络、内外环境有了大致的了解，我们才可以好好分析其中的生态逻辑，在此我们均站在各自接盘侠的视角来推演这一出出竞争与合作的大戏。
先看古罗马，这个诞生在意大利半岛的小国家，最初是由一群流亡者所建立，先后经历了王政时期、共和时期和帝国时期三个阶段。其中的共和时期是被后来很多的政治学家所称颂的一个特殊阶段，虽然它并不是古罗马疆域最广的时期，但却是古罗马政治体制在同期各个帝国横向比较处于最具兼容性的时期。这种政体被哲学家波里比阿比喻为最优秀的宪政典范，它融合了君主、贵族、民主政治的优点，执政官相当于君主，但却要向象征贵族政治的元老院汇报。元老院决定财政收支、诉讼外交，却也会受到公民大会的节制。
这种政治体制明显区别于雅典的暴民政治和斯巴达的寡头政治，当然我们研究任何一种学问，要防止人类常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总喜欢给事情找一个特定的原因。所以我们在此提出这三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并不是说因为那一个国家最终取得了胜利就代表它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一切，而是说古罗马这个有机体在它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它的内部生态通过制度设计使得各个阶层和利益团体之间取得了暂时性的生态平衡，这才使得它有足够的精力与外部各有机体周旋。
雅典虽然也有公民大会之类的机构，但却并没有有效地利用公民权来构建整个国家的利益分享管理体系，只看中血统导致它不愿意和除雅典人以外的其他族群分享发展的红利。斯巴达的寡头统治使得贵族和奴隶的矛盾重重，斯巴达人不事生产，专攻军事，又造成他们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军队来维持对众多奴隶的压制，这就使得它对外扩张的能力极其有限。古罗马在充分吸收它们各自优点的同时，利用利益均沾的公民权进行分层管理，不但使得内部的向心力趋于稳定，也促使各个盟友能跟它们共同进退，即便是被征服区域的当地精英也心甘情愿为其效劳，波里比阿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所以，罗马城在古罗马的鼎盛时期成为了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不论罗马人还是希腊人、埃及人、高卢人、哥特人等等，均能在此谋得一席之地。但是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张，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总说欧洲难以统一的一个问题，它的地理太过于破碎，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税收基础极易动摇，一旦税收不上来，缺乏军饷粮草的军队等暴力机器就难以维持帝国稳定。加之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省心，公元211年，新皇帝安东尼努斯上台，他干了两件事，杀光兄弟和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杀兄弟就不提，单说这个敕令。内容就是把以前被视为荣誉的公民权向所有的自由民发放，这个政策的坏处一下就显现出来，大家干好干坏一个样，没了荣誉感，没有幸福感，再加上蛮族的内外夹击，罗马帝国轻轻松松就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
在东方这边，我们以秦帝国的视角来看这种分久必合的历史发展规律。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周帝国是采取的分封制来统治整个奴隶主阶层，用井田制来获得赋税收入，这在早期是没有问题的，帝国内部的各个生态有机体都能够相安无事，对外部的犬戎等部族也能形成有效威慑。但是随着铁器和耕牛技术的推广使用，这两种制度越来越不合时宜。先看井田制，它规定一切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其实就是周王所有，周王对所封土地有予夺之权。各级受封的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能世代享用，不能转让与买卖。这时候就会有个别贵族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瞒着公室，榨取奴隶和庶民的剩余劳动，强迫他们开垦井田以外的空地。在古代交通、信息不便的情况下，周王室对这样的事情几乎是无能为力的，这就导致越是远离周王室的诸侯越容易形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以春秋五霸为例，无论是《史记》里面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还是《荀子》里面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都能看出地理阻隔等原因对分封制产生的影响。
那么随着这些诸侯、卿大夫等阶层的逐步富裕，他们肯定就会想要谋求更多的政治权利，而开垦土地所需要的大量奴隶和庶民也在这种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壮大着自己的队伍，新兴富裕阶层和底层劳动者双方一拍即合，必定导致旧有制度的瓦解，所以，沿袭旧制的周王室最后能够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小。到了战国时期，放开手脚的诸侯国借着财富的累积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地发动灭国战争，各国也都有仿效周王室一统天下的战略野心，不过野心是要靠实力来支撑的，而这个实力的奠定有时候还真的是靠运气。
从秦王政上溯到秦孝公，连续多位秦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都算是比较开明，任人唯贤的君主，所以商鞅、张仪、范睢、李斯、韩非等外国人均能在秦国得到重用，制度优势加上秦国本身的地理优势，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能够避免像东方六国一样随时处于战争的威胁之中，多方面因素一综合，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就势成必然。
统一之后的秦帝国为什么又瞬间覆灭了呢？它所辖的土地并不像古罗马那么破碎，而且文治武功的秦始皇通过书同文、车同轨、修建直道等措施解决了庞大帝国管理面对的信息和交通不畅等问题，在经济方面也以统一货币、度量衡等霹雳手段取得了实效，帝国一派生机勃勃。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导致内部各有机体之间的均衡态势被打破。
我们说很多时候，同样的一个方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表面上看可能是同样的事，但很多隐藏的因素我们是看不见的，那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需要不断地调整应对之策。就像古罗马皇帝安东尼努斯发放公民权，他觉得让所有人享受公民权是多么伟光正的一件事，但是好的出发点并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秦帝国自商鞅变法延续而来的制度也是如此，之前秦国统治的地盘很小，百姓数量很少，通过严刑峻法提高国民的凝聚力十分有效。但是一旦统一六国之后，地盘膨胀、百姓人数剧增，再用之前严刑峻法的尺度来框住所有人所有事就不合适宜了。以陈胜吴广起义为例就可以知道，陈胜等人从阳城（今河南登封）到渔阳（今北京密云）的途中，遇到连日大雨，且不说下雨，就算没有雨，在古代的道路基建条件下徒步行走这么长一段距离也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而秦法规定谪戍的时间期限并没有与时俱进地放宽尺度，还是以统一之前的标准来执行，这就出了大问题，一系列连锁反应之下最终导致帝国的灭亡。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无论是古罗马，还是大秦，在最初建立的时候，都处于区域生态链的最低端，它们对内均采用了兼容并包的政策，让处于自己内部生态的各个不同的博弈主体达到一种大致的平衡状态，对外则通过远交近攻、结盟连横等方式，利用外部生态其他国家的竞争，以合作的态度求得自我的生存和发展。当他们各自达到区域生物链顶端的时候，面对的本质性的问题没有改变，对内是秩序和稳定，对外是防御和扩张，但归根到底还得需求平衡二字，一旦打破平衡，例如扩张的速度和广度让规模收益与管理成本之间的均衡被打破，那么帝国离陷入分崩离析的阶段就不会太远。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罗马帝国和大秦帝国在区域内虽然一家独大，但它还是会和其他区域的有机体进行竞争与合作。如果是一味的竞争，那一定会像罗马帝国一样，陷入几个皇帝同时当政，最终四分五裂的状态，也会像大秦帝国一样，精兵悍将全在长城一线，国内一旦动乱，就导致无将可用无兵可派的绝境。
通过上面两个文明中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帝国兴衰史，我们结合竞争与合作的生态思维进行了推演，但似乎还不够深入和全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实例，就是大汉帝国的大致情况，我们在此不再把它特定地称为一个国家，而是把它看做一个组织，一个有机体的组织，所以它具有极强的广延性，也就是说甚至可以透过它来看到企业或者个人的生态模型。
汉承秦制，是在史学界公认的一个事实。那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同样的制度下，秦历二世而亡，汉却屹立400余年呢？那就得从大汉公司的第一任CEO刘邦开始讲起。
刘邦最早的身份是大秦帝国沛县泗水亭长，这是个相当于现在行政级别中乡长一样的职级。他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也是因为押送犯人逾期，不得不举兵起义，当然相对当时六国后裔所拥兵马来说，刘邦的几千人就是个笑话，所以他不得不率兵投靠如日中天的项梁军队。接下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诸如破釜沉舟、作壁上观、约法三章、胯下之辱、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一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等等由刘邦等人创造的成语都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断翻起漂亮的浪花。
我们在此不是来重温这些成语，而是看刘邦领导的这个创业公司的发展轨迹。要知道刘邦是一介草民，在秦末起义军里是最不入流的一股，其它义军无不是由六国后裔所领导，在身份上刘邦不占优势。而在舆论上除了他斩白蛇起义的流言，更多的就是他在乡里泼皮无赖形象的广为人知。所以刘邦这个创业公司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危机重重的，但好在他个人有贵族们所不具备的豁达大度的草莽气息，反正一无所有，大不了重头再来，这就使得他在整个创业的过程中，始终能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最早面对大秦这个敌人，刘邦是和各路义军处于合作关系的，这种合作里面又有竞争，例如在楚怀王立的先入关中者王的誓言下，刘邦和项羽就是竞争关系。在进军的过程中，秦军看似在与刘邦作战，但却把绝对主力用来钳制项羽，这就在一种不可控的状态下，和刘邦达成了合作。等到秦帝国一倒下，刘邦被撵入汉中，项羽以为将天下分封诸侯就能得到的均势并没有形成，因为有了秦帝国大一统局面的珠玉在前，谁也不愿意甘心就做个地方性政权。所以项羽一直疲于奔命地四处平乱，这就使得刘邦又在某种程度上和其他诸侯达成了合作的状态，于汉中秣马厉兵，只待再次出击。等到项羽乌江自刎，楚汉争霸的尘埃落定，汉帝国在刘邦等人的努力下最终建立。
但这个刚刚立住脚的公司并不十分牢固，内部有楚汉相争时与刘邦并肩作战的各路诸侯，他们拥兵自重，并不十分听中央的话，天下初定就又要和中央明里暗里展开竞争，外部还有匈奴的虎视眈眈。这就有点像秦始皇刚刚统一完六国的情景，看似秦帝国在竞争中碾压了所有对手，其实这些对手都还在，只是不叫齐国、楚国，换了个名字，叫士、农、工、商，他们在秦国这个大的有机体内，因为生存需要各自组成不同的博弈主体，既竞争又合作。所以刘邦在歼灭各个异姓诸侯王，和匈奴达成和亲政策的过程中，虽然延续了秦朝的各项规章制度，但也只能采用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来治理天下。
这种宽松政策，通过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可以看到，是很有成效的，但这种情况在武帝时却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来自于武帝的谥号“武”，一个“武”字前前后后和匈奴打了四十四年，现在我们都知道打仗打的就是钱。武帝时候的钱从何来？前面有文景之治给他打下的厚底子，但这钱也经不起近半个世纪的折腾，怎么办？发炒、借钱、征税三种宏观经济手段任选其一，武帝最后选择了征税，可是征税也得有个度，随着越来越高的税额，老百姓没办法，只能逃离自己的土地，要么成为流民，要么投入到地方豪强的庇护之下。
这些豪强是如何而来的呢？在西汉初年，刘邦剪除异姓王之后，其实天下确实短暂性地全部姓了刘，形成了新的贵族阶层。但这些刘姓王并没有如刘邦所愿拱卫家国，而是随着私人野心的膨胀，引发了汉初最大规模的内部骚乱——七国之乱。从这场战乱，我们还能看出刘邦对这种分封制其实也并不十分放心，所以他还建立了一套稚嫩的官僚系统去制衡这个分封制，将中央的官员选派到地方去管理刘姓王的封国。但从贾谊在这套制度的运行下所书写的人生悲剧可以看出刘邦的这套制度其实是没起多大作用的。真正对分封制起到制衡作用的还是武帝施行的“推恩令”，不过武帝也是国事太过繁忙，心心念念只记得推出政策让这些刘姓诸侯王不要来和中央竞争，却忘了六国后裔、豪商巨贾、地方豪侠这些博弈主体的存在。
以上三种主体就像周帝国时期的诸侯王，虽然不如诸侯王拥有的政治资本那么雄厚，但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一旦和掌握军政大权的官僚体系结合起来，其影响力就不得不刮目相看。所以看似武帝时期的汉帝国，其中央政府在国内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但悄然而成的豪族却被默默地滋养起来，在这样的生态环境里，同时还造就了中国几千年小农经济的格局。武帝为了征税打仗，对商业税征收极其严苛，又由于重农抑商的国策，对农业税极其优惠，就迫使之前的工商业者大量投资土地，土地价格不断上涨，普通老百姓是无力购买，就又导致豪族势力越来越大，普通农户的规模越来越小，并最终固化成小农经济的格局。
所以武帝的黩武政策，最终的结果就是为中央政权培养了豪族这一竞争对手，这个对手还获得了社会中其他下层博弈主体的支持，而武帝之后的历代皇帝想要灭掉这一对手，在技术未曾进步的情况下，几乎都成为了不可能。故而，王莽对抗豪族的政策失了败，刘秀选择了与豪族共治天下的国家战略，才又延续汉帝国几百年的国祚。
说到王莽和刘秀，我们得把目光拉回到《狼图腾》这一本书，书里在表面上与人类合作最亲密无间是牧羊狗，与人类始终为敌的是狼群。在西汉末年，豪族这一有机体经过几百年的经营，已经发展成庞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势力，所以对应草原生态，豪族恰恰最像书中的人类，王莽则像只孤狼，刘秀则是对人类忠心不二的牧羊狗。
狼与人的关系不再累述，我们看看和狼同属犬科的狗与人的关系。目前的科学研究认为狗是由早期人类从灰狼驯化而来，驯养时间在4万年前～1.5万年前。我们从生物演化的角度来推论，同样是狼，当然像人一样，有能力的强弱，能力强的无法被人类捕捉，能力弱的被人类捕捉后，它们会发现和人类在一起比和狼群在一起更有生存的保障。因为人类为了生存会猎杀其他动物，但人类如果不借助工具是无法在食物链顶端立足的，工具是人类各种能力的延伸和增强，所以人类的某些器官功能其实就会陷入一种进化停滞的状态。比如人类的牙齿，它只需要能咀嚼一定程度软硬度的食物便可，其他过硬的可以交给刀斧，但狗就不行，它不会制作和使用工具，就只能进化出坚硬的能咬破骨头的牙齿，这一进化就避免了和人类抢夺食物，人类吃肉可以不吃骨头，狗在人身边就能立足。
而狗不单单只爱吃骨头，它们在长期与人相处的过程中还学会了吃一样东西，就是人类的粪便。这是一个不得了的进化，要知道远古人类是缺乏疾病预防概念的，一旦在聚居地周围形成了大量粪便的堆积，必然会繁衍大量细菌，由此引发瘟疫等灾变。而狗却能将人类的粪便视为美食，即便吃后狗也会排泄粪便，但经过它们肠道消化后的粪便可能就不会有对人类产生致病性的细菌，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类降低了本物种疾病传播的可能性。再加上狗还能给人类提供安全预警和追踪猎物的服务，狗与人这种强势物种的战略联盟就彻底形成。
到这儿，我们就可以推知为什么王莽会失败，刘秀会成功的原因。西汉王朝建立之初，不但承袭了秦朝的制度，还在秦始皇的手上接手了一个平民化的社会，但是经过汉高帝刘邦的分封诸刘，以及汉武帝刘彻的穷兵黩武，西汉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豪族化的社会，即便有昭宣中兴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实施，也无力改变这一历史大势，所以到西汉末期，豪族势力早已凌驾于中央政府之上，王莽的强势上位也是借着这种盘根错节的豪族联姻才最终实现。
不过等他一旦坐上皇帝的位置，这位从豪族集团走出来的子弟就立马变了一副嘴脸，他要抑制豪族，重新恢复帝国中央政府的统治能力。所以刚一登基，这位道德完人就在国内开始实施轰轰烈烈的王莽新政，大概的内容就是土地收归国有，禁止私下买卖，这是为了抑制西汉末年的豪强兼并土地之风；接着禁止私自买卖奴隶；然后打击商人，将凡是能赚钱的生意，比如盐、铁、酒统统收归国营；最后当然就是惩治腐败官员，而且为了体现新朝新气象，统统按照《周礼》的记载把全天下的官名改了个遍。
王莽的这些举措在事后证明是彻底失败的，想要干掉豪族也是徒劳的。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利益有机体，它即便内部再多的竞争，但一旦遇到生死存亡的关头，它一定会成为铁板一块儿地来和王莽争斗。我们在此还可以想想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为什么大多以失败告终，因为改革是要原有的特权集团放弃一部分权力，改革家就必须能够驾驭保守派和激进派这两股互相冲突的社会力量，让旧有矛盾保持在一个均衡的态势，而不是像革命家一样创造并激化矛盾。因此一个改革家，在没有同盟军，对原有的特权集团不具备碾压性优势的时候，疾风骤雨般地推出任何一个全盘计划的改革方案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功败垂成。
所以，在其后的近一千年岁月里，刘秀选择了并不占军事地理优势的洛阳定都，就是告诉豪族们，咱们是一家人；曹操在官渡之战后焚烧内部通敌书信，也是让豪族们吃颗定心丸；李世民虚怀纳谏，不排除他本身的胸襟开阔，但也是关陇贵族和关东新贵的势力逼迫使然。这样的情况，要随着中原人口对江南的进一步开发，印刷术促使知识在底层平民阶级的广泛传播，科举制的完善，出现了成熟的官僚系统制衡豪族集团才能最终改变。
到此我们再看我们之前提出的结论，走持续可发展的道路，必须具备既竞争又合作的生态思维，原因已经不言自明。因为这是一个不可控的世界，人类到目前为止连自身的疾病都不能完全应对，更不要说对处在整个生态圈里面的其他物种进行肆意操控。在无法消灭对手的情况下，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竞争思维共处，注定难以持续发展，只有既竞争又合作，以保持一个整体的生态平衡的姿态，才可能即保证自身内部的健康有序，又与其他有机体和谐共生。且这一生态思维，不但适用于人类、民族和国家，也适用于企业和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