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下美国的发家史——《财富的帝国》读后
《财富的帝国》这本书，讲述了美国的发家史，看看美国是如何在二百多年时间里，从几块无法自给自足的殖民地，快速变身为全球最富有国家的。通过对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和跌宕起伏的小细节的精心梳理和组织，生动地介绍了从17世纪初欧洲人移民新大陆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共四个世纪的美国经济史。这本书对于当下的中国很有借鉴意义，因为与百年前的美国历史相对照，现在的中国也处于类似的财富积累时代。
本书作者约翰·戈登，是美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从1999年到2005年，他创作了美国经济和金融史三部曲，分别是《伟大的博弈》、《资本的冒险》和这本《财富的帝国》。他从金融精英的视角，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进行了生动的诠释。
美国是如何通过建章立制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早期的美国制度制定者，为了限制立法机关和政府等公共权力的滥用，可谓用心良苦。从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订立起，对国王权力的限制、尊重法律和司法过程、对公民的财产进行保护等观点就已经产生，并在四百年后被殖民者带到了美洲大陆。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美国人在《独立宣言》中提出了“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他们觉得自己既不需要皇帝，也不需要政府，公权力越少越好，这样才不至于限制和约束个人的发展。
随着美国商业的繁荣，单纯减少公权力已经不现实，人们发现，想要创造自由市场环境、想要提高效率，公权力缺位不行。以联邦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在不断壮大的同时，还开始在市场行为的规范和监管中发挥作用。不过，美国的绝大多数监管制度并不是政府主动提出的，而是在经历了一次次经济和政治腐败丑闻、无数次混乱和恐慌后，在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制衡之下，被逼着完善和规范的。
美国传承了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通过对公权力的束缚，有效地激励个体出于逐利的目标创造价值。然后又通过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营造了有序的商业环境。制度设计一方面通过对个人利益的保护来激励大家去追逐私利，另一方面也通过监管和规范，使经济活动免受自私做法的拖累。
美国是如何凭借战争的东风，一跃成为世界首富的？书中提到了美国所经历的四场战争，分别是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以及二次世界大战，这些战争就是美国经济腾飞的东风。从1775年到1783年的独立战争，让美国摆脱了英国人的统治，但各州的力量依然强大，当时的中央政府更像是现在松散的欧盟，连收税的权力都没有。
直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才消除了南部各州的分裂势力，真正实现了国家统一。除了统一国家的贡献外，南北战争作为美国唯一的一次内战，还为美国带来了产业转型升级和证券市场的繁荣。随着北方军取得最后的胜利，美国的关税达到历史上的高位，实现了对美国制造业持续发展的保驾护航。除了产业转型之外，战争还繁荣了金融领域。当时的南北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来筹军费，征税、借债、印钱，哪个方法都没落下。
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让美国立足于世界舞台，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则帮助美国成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领导者。在这两次战争中，美国远离欧洲主战场的地缘政治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美国在战争开始时，竭力奉行孤立主义，避免卷入争端，而到了战争中后期又加入战争，作为战胜国一方享受胜利的成果。
一战时期，不少原有的国际贸易活动受到了战争封锁的影响，中立的美国趁机在混乱中分得一大杯羹。战争对资源的大量消耗激发了美国的生产力，将美国的各种资源和能力开发出来。接下来的二战又带来了新机遇，战前美国还在大萧条的阴影里挣扎，战争产生的巨大需求，一举解决了美国国内生产力过剩的问题，美国的经济又一次进入了黄金时代。在两次大战中，美国凭借远离欧洲大陆的地缘优势，迅速占领了国际贸易市场，并成为国际资金的避风港，制造业和金融业一跃成为世界第一。
美国是如何将一项项创新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又最终转化成真金白银的？美国创新活动的最重要特点，就是与商业化密切相关，“能赚到钱”才是聪明的美国佬进行发明创造的终极目标。商业化创新并不要求从零开始进行发明创造，而是对已有发明的商业化改造。
商业化创新也并不都对应有形的发明创造，比如组织创新就是一种无形的智力发明，没有办法申请专利，却成为美国企业提高效率、创造利润的关键。在美国历史上，福特的现代企业模式、爱迪生的工业实验室，都是通过组织创新促进商业繁荣的典型案例。
工业实验室的出现，标志着科技研究从松散的个体转向了有组织的集体，在此之后，从通用电气实验室、贝尔电话实验室、 IMB 研究实验室，再到微软研究院和近年来的谷歌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业实验室几乎成为了创新企业的标配，在推进基础科学的同时，进行了大量有商业价值的应用研究，产生了上万个专利，并成功商业化了很多产品，为美国的经济注入了能量和活力。
在整本美国经济史中，重点关注的是财富的积累、效率的提升，而很少涉足财富的分配、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正义等问题。在政策立场方面，作者一直高度赞扬汉密尔顿的金融政策而贬低代表平民反对中央银行的杰佛逊派，并对工会和工人运动的积极作用持有保留性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