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部电影堪称伟大的话，在于它足以通过一个故事为一个时代的人类之根本存在处境提供一个绝妙的比喻、以至于敏锐的观影者们从这个故事就足以领悟到藏在其身处的这个世界的背后的某种本质逻辑。美国电影《生死时速》称得上是这样的一部伟大的电影。
电影叙述了某个恐怖份子在公共汽车里安装了一枚炸弹，恐怖分子在远处操控这这枚炸弹。恐怖分子设定：当汽车的时速低于五十码时，炸弹引爆。于是乎，由里维斯扮演的探员登上了这辆公共汽车，并努力让汽车的时速维持在五十码以上。当然，故事情节与画面一如许多好莱坞大片那样非常地刺激，非常地扣人心弦。当探员出生入死地在保持速度的前提下总算把所有乘客都解救出来之后，恐怖分子又使出了他新的一招：绑架了影片的女主角。探员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生死冒险。最后，安装炸弹的恐怖分子的身份明确了——他是一位退了休的警察局的拆弹专家，他曾经的职业就是打击恐怖分子！
《生死时速》中这辆被安装了炸弹的公共汽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人们耳熟能详的所谓“GDP”。在我们今天普遍的社会生活中，据信如果不能保住经济高速增长，我们社会长期积累下的问题就会“爆炸”。所以，一切社会进步之诉求以及道德伦理之顾虑一皆当为此经济高速增长让路，因为我们已经被经济高速增长的“炸弹”给绑架了。这个“炸弹”不是幻想出来的，他很真实。因为经济增长一减缓，各种的被掩藏起来的社会矛盾立马就撒发出呛人的火药味来。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此种用经济高速增长的“炸弹”绑架全社会以及人类存在向度的各种可能性的“设计者”是谁？“设计者”不是具体的个人或某些人，它就是人们置身其中的现代性本身。而“进步强制”现代性逻辑，就是它手中的“遥控器”。人们一旦上了现代性的“贼船”，对自己被经济高速增长之“炸弹”绑架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已然习惯了现代生活方式的人们可以设想“拆弹”的可能性吗？不能，因为现代生活方式本身就是炸弹。这就像已然有车有房但饱受“压力山大”之苦的都市白领已经不能设想逃到山里去当一个农民、以种地为生的可能性了一样。
然而我们现代人坐上的这辆被现代性安装了“GDP”之“炸弹”的“公共汽车”会自然而地安全地永远保持时速五十码以上吗？现在，全世界的人们已经感到“公共汽车”的原有速度已经难以为继了，而极端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炸弹”正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以不同的形式渐次地“爆炸”。为了“爆炸”不至于波及自己，美国人投了许诺要建隔离墙的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票，为了“疏散人群”，我们的央视上天天都可以看到号召农村青年回乡“创业”的公益广告了。总之，全世界都感受到了那“炸弹”的威胁而自保，但没有人想得出“拆弹”办法。因为还没有多少人足以基于对现代性之根本逻辑的批判而设想人类生存之另一种可能性来。
看来，影片中的那个美式“大救星”基努里维斯还任重道远，因为即使他有从时速五十码的公共汽车上疏散人群的本事，却没有让退休的反恐警察不至于沦为恐怖分子而制造恐怖的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