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到1919（第28章）：三元里抗英，英军被一群农民围住后向清政府求援

《广州停战协定》签了，清军退出，广州城空了，英军便进城来“征发”。什么叫“征发”？英国陆军司令郭富的原话是：“各部须携带两天的干粮。” 说白了就是要进城来抢粮，实际上，不光是抢粮，而是见啥抢啥，更过分的是开棺暴骨。一群英军闯进城北双山寺，打开存放的棺椁，看里面的尸体，英方文献说这叫“好奇”。但按中国传统，这叫禽兽才干得出来的事，当时广州城传遍了“开棺戳尸”、“发掘坟墓”的说法，老百姓恨得牙根痒。不仅开棺，还有对妇女的侵犯。英方当时的记载里“全无此类情节”，这不难理解，谁会把奸淫的罪行写进战报里？但1848年，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在给巴麦尊的报告中承认了：印度士兵确实强奸过三元里附近的妇女。英军在三元里一带抢劫、开棺、侵犯妇女，这不是“军纪松散”，而是有组织的掠夺。英军在三元里抢劫，遇到了克星韦绍光。韦绍光是广东南海人，职业是菜农，兼职管理坟墓。 5月29日，英军又进村“征发”了。这里要提一句，1841年的原始文献里，没有韦绍光的妻子李喜被调戏的记载，在 1951年广东文史馆调查时才发掘出来。是真是假，无从考证。但有两点可供参考：一、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二、侵略者不会记录自己的罪行。原始文献里没有韦绍光妻子的记载，但有韦绍光反抗的原因，因为英国人烧杀抢掠，欺负到他家门口了。那时候的大清子民可不懂什么斯得哥尔摩综合症，这些西洋人的病，当时的中国人可得不了，于是韦绍光和村民们奋起反抗，当场打死几名英军，还把尸体扔进了猪粪坑。打死英军之后，韦绍光知道大事不好，英国人肯定要报复。于是他赶紧敲钟击鼓，召集周边各村到三元古庙开会。如果只是韦绍光一个人，这事儿闹不大，但关键人物登场了，这个人就是何玉成。何玉成，番禺萧岗乡人，道光十一年（1831年）举人，在乡办怀清社学维持地方治安，这人有文化、有威望、有组织力。 5月29日，何玉成以怀清社学名义，“飞柬“（发紧急通知）给禺北、花县、南海、从化共103乡，召集士绅团练头人到三元古庙会盟。所以，三元里抗英不是纯粹的“农民自发”，而是有组织的民间武装动员。韦绍光是导火索，何玉成是点火的人，跟黄爵滋与林则徐有点儿类似。 5月30日，中午12点左右。英军陆军司令郭富在四方炮台瞭望，发现“许多非正规部队在其阵地之后三四英里处的山脚下集结列阵”。郭富一看：哟哟哟哟哟！这帮人要搞事情啊！于是立刻率军发起进攻。很多中文文献说“英军撤退时遭伏击”或“英军来报复”，但事实并非如此，主要是因为奕山5月28日刚发了告示： “现在兵息民安……尔等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倘敢故违军令，按军法治罪。” 任何有组织的主动军事行动，在奕山眼里都是“违法”，所以当时的中方文献不敢写“民众先集结”，只能写“英军来犯，我们被迫反击”。但英方报告揭示了真相：是大清民众先集结，英军发现后才进攻的。英军一出击，发现情况不对。这些“非正规部队”且战且退，把英军往牛栏岗方向引。英军追着追着，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一场特大暴雨倾盆而下。这下热闹了，有火枪了不起啊，连老天爷也看不下去了。英军的燧发枪被雨水浇透，火药全湿，枪打不响，军靴陷在泥泞的田埂里拔不出来。郭富后来报告说：“由于大雨，英军的燧发枪无法射击，对方与之肉搏。” 英国人的高科技，在一场暴雨面前变成了烧火棍。乡民们从小在这片田里长大，光着脚在泥里跑，比穿军靴的英国人更灵活。他们且战且退，诱敌深入，然后四面八方涌出来，把英军分割包围。那么英军损失多大呢？中方文献的说法是从“歼敌百余名”到“数百人”不等。奕山的奏折更绝，先是说“杀死黑白夷匪二百余名”，后来缩到“10余人”，还冒领说斩了英军将领伯麦和霞毕。但伯麦当时去印度请兵了，根本不在广州。霞毕（荷伯特）在省河的英舰上，也没参加这场战斗。奕山撒谎，是为了掩饰败迹、取悦道光，毕竟他刚赔了600万，总得找点“战果”交差。那么英国方面的报告是怎样的呢？郭富的报告是：5人死亡，23人受伤。麦华生回忆录记载第26团3死11伤、第37团3死31伤，加上中暑死亡的军需副监比彻（Beecher），共计7人死亡，42人受伤。宾汉回忆录称第37团1死15伤。综合各方，英军死亡5至7人，受伤23至42人，没有“死者数百”，伯麦、霞毕也没有被斩。但英军确实被打得狼狈不堪，如果不是撤退及时，可能会被团灭，郭富后来承认“情况极其危险”。 5月30日傍晚，英军撤回四方炮台，发现一个连的马德拉斯土著步兵没回来。郭富赶紧派海军两个连携带雷击枪去救援，这雷击枪不怕雨淋，这才把这个连救回来。 5月31日清晨，郭富派人通知广州知府余保纯：若不停止此类行动，将中止停战协定。到了中午，民众聚集到1.2万至1.5万人，包围了四方炮台。这时候余保纯出场了。这位广州知府，刚刚帮奕山签了《广州和约》，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稳住英国人、别让他们再开炮”。他接到英军的“求救”后，第一反应不是“太好了，英国人被困住了”，而是“糟了，英国人要是被打死了，我怎么跟朝廷交代？” 于是他亲自出城，找到何玉成和乡绅们，软硬兼施：你们赶紧散了，不然英国人报复，整个广州城都要遭殃。何玉成和村民们虽然愤怒，但余保纯代表的是官府。在清朝，老百姓不能公开对抗官府。在一片不甘中，乡民们缓缓散开，英军残部狼狈逃回炮台。历史上最讽刺的一幕出现了：清军打不过的英国人，却被老百姓围住了；最后是清朝官员亲自出马，帮英国人解了围。何其讽刺！何其愤怒！何其荒唐！何其悲凉！现在我们很难理解这一幕，余保纯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为什么要帮敌人？答案在奕山的那道告示里。奕山刚赔了600万，签完停战协定，最怕的就是节外生枝。如果三元里的老百姓把英国人打死了，英国人翻脸，停战协定作废，广州再遭炮击，那奕山的600万就白花了，他的脑袋也可能不保。所以，在奕山眼里，三元里抗英不是“爱国行为”，而是“破坏和谈”的麻烦。余保纯去解围，不是卖国，是执行上峰的意志。这就是三元里抗英最深刻的悲剧：老百姓站起来，朝廷却跪了，最后朝廷亲手把老百姓按下去。满清统治者不相信人民，也不敢相信，因为他们从根上就仇视人民。三元里抗英，战果没有传说中那么大，但它的意义至少有三点：一、证明英国人的坚船利炮不是无敌的。一场暴雨、一片泥沼、一群拿着锄头扁担的乡民，就能让近代化军队狼狈不堪。二、证明中国老百姓不是打不过，是没被组织起来。奕山的1.7万正规军三天崩溃，何玉成组织的103乡团练能把英国人围住，差距不在武器，而在组织。三、暴露了清廷的虚弱本质。一个连老百姓自发抗英都要压制的朝廷，一个宁愿帮敌人解围也不敢得罪洋人的政府，它的失败是注定的。三元里抗英之后，广州民间流传一首歌谣： “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猪狗。” 这句话后来被刻在三元里抗英纪念馆的碑文上，它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当朝廷靠不住的时候，老百姓只能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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