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是吵吵嚷嚷、冒着热气的。
下了课，球拍往腋下一夹，扯着嗓子喊一声：“谁打乒乓？占台！” 立刻就有三五回应。水泥球台，砖头网子，乒乓球来回跳跃的声响，混合着汗水、叫好和耍赖的哄笑，能填满整个黄昏。
周末更是如此。一声“爬山去”，呼啦啦就能聚起一支队伍。我们沿着野路向上冲，比谁先看到山腰那棵怪松，在半山腰席地而坐，拿出锅巴和白酒，你一口我一口，而后嬉笑着喊叫着一路下山。
最盛大的，是过生日。根本不用主角操心，朋友们会自发地“接管”。在窄仄的单身宿舍里，几个煤炉子同时开火，炒出一盘盘油光锃亮的菜。主角只需负责搬来一捆捆啤酒，我们在板凳上磕开瓶盖。泡沫喷涌而出。喝到兴起，有人拍着桌子唱歌，有人抱着肩膀说傻话，直到东倒西歪，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揉成一团。
那时，快乐是如此简单。 直到三十多岁，同学聚会依然是一呼百应。酒桌上，我们拍着彼此的肩，叫着当年的绰号，仿佛岁月从未流走。
我们的疯狂，是上太白山。我们挤上哐当作响的长途车，一路摇晃到山脚。 真正的热闹，从红桦坪开始，在我们租住在帐篷里。夜晚，我们盘腿坐在行军床上打“双扣”。甩牌的声音混着争论和狂笑，把寒冷都挡在了帆布外面。
凌晨三点，我们就出发了，继续向上。穿过四十里石块地。最终站在大爷海边时，所有人都沉默了。那池水幽蓝得不像人间之物，倒映着嶙峋的山石和流云。最后的冲刺，是冲向拔仙台。每爬升几十米，就大口喘气，互相拉扯，用粗话和笑声给自己打气。直到踏上那座破败的小石庙前，看着四周无遮无拦、苍茫如太古的云雾。风吹得人几乎站不住，我们却紧紧挤在一起，让路过的登山客，拍下了那张裹着军大衣、傻笑到变形的“巅峰合影”。
下山后，我们在山脚的镇上，凑钱买一桌酒菜。疲惫像山一样压下来，但精神却还在云端飘着。酒杯撞在一起，说的都是“这辈子值了”的蠢话。那时的情谊，是用脚步丈量过的，用寒冷考验过的，扎实得像太白山的石头。
改变，是一条没有断点、却无法回头的下坡路。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聚餐不容易凑齐了。 起初，是“下次吧，孩子发烧”。后来，是“实在抱歉，单位加班”。再后来，连理由也渐渐省略了，只剩下朋友圈里一个遥远的点赞，或节日时一条群发的、看不出温度的祝福。 没有矛盾，没有争吵。我们只是像同一片林子里长大的树，年轻时枝叶交错，共享阳光雨露。后来，各自的根越扎越深，伸向不同的土壤；各自的冠越展越开，承受不同的风向。依然在同一个世界上生长，却再也难有亲密的交集。有时候在双石铺的街道上碰到，只是互相望着笑笑，连多余的话也没有了。
清晨七点的晨读，是我一天的序章。夜晚的灯光下，要么是教室里学生自习的沙沙声，要么是办公室桌上摞成小山的作业本。备课，批阅，辅导……日子被切割成工整的方块，一块块填满，严丝合缝。
有时下了晚自习，推着自行车出校门，看着县城灯火，心里会掠过一丝清淡的怅惘。但很快，就被明天早读要听写的词语、下周的教案赶走了。
双休日，补觉，和退休的妻子一起炒菜，听着锅铲的协奏曲，便是至高享受。或是饭后，和妻子漫步羌寨，往返十余公里。或是同父母到凤州老宅，挖地种菜。
偶尔想起老朋友，点开对话框，却不知从何说起。 是我们变冷淡了吗？ 好像也不是。只是到了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精力体力都在告急。渐渐地，社交成了一种奢侈。同学、同事、旧友，都像退潮后的沙滩，留下一片寂静。
写在最后：也许这就是生活的常态，年轻时的热闹是酒，酣畅淋漓；55岁的安静是茶，细品余温。
不再渴望喧嚣，不再强求联络，只是偶尔在安静的午后，想起曾经一起吹过的风、喝过的酒、大笑过的日子。 然后轻轻说一句：挺好的，大家都挺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