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我的朋友圈小范围的转发着一篇文章——《昨天，临汾的空气怎么了？》。我很惊讶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关注临汾，毕竟我们临汾大概是个五六七八线的小城市，我的大多数大学同学都因为汾酒而认识临汾，然而汾酒并不是临汾的。
看完这篇文章，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一个多小时。心里想的是，我会不会明天就死了？我被这样的恐慌笼罩着，什么都不想做，一直在翻评论。博主问，不知道当地的人现在什么样？我只能告诉她，我们还活着，我们已经这么活了好多年了。
朋友圈里转发的高中同学们一如既往地幽默，对啊，有什么好慌的，我们已经这样活了好多年了。甚至当我的大学同学们跟我说雾霾有一种独特的味道时，我觉得我从小闻到的空气都是这种味道，没什么好特别的。然而就像你在医院拿到癌症诊断通知书的那一刻的绝望一样。你很早就知道自己不舒服了，但是看到诊断书还是绝望。很早我就知道临汾的空气不好，但是看到这些活生生的数字对比时我还是很害怕。
酿成伦敦雾霾死亡万人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居民燃煤和工业排放的烟雾，而帮凶则是逆温层现象。
通过研究发现，1952年的伦敦，工厂和居民燃煤排放过量，大气中存在高浓度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在浓雾天气下，二氧化硫吸附在雾滴上形成硫酸。雾滴直径约数十微米，体积比霾粒子大2~3个数量级。因此，硫酸被高度稀释，雾滴没有显现强酸性。但到了中午前后，随着气温升高，雾滴上的水汽蒸发流失，雾滴直径一下子由数十微米缩小到1~2微米，硫酸也相应地高度浓缩，从而形成大量强酸性气溶胶。由此引发伦敦市民大规模呼吸道疾病，导致3周内数千人死亡。
——本报记者 刘蔚. 中国霾与伦敦雾为何不同？[N]. 中国环境报,2016-12-07001.
简而言之，高浓度的二氧化硫是杀手。目前在除临汾以外所有达到严重污染程度的城市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指标都还只是个位数或者极小的两位数，这大概也是专家们为什么信誓旦旦地说，北京的雾霾和伦敦的雾霾不一样，北京的雾霾不会造成伦敦那样的突发性死亡。但是看看临汾的空气中二氧化硫的含量，在所有的个位数以及两位数中，独独临汾出现了1152的数据，这个对比实在是触目惊心。即使今天白天有所下降，但是我的手机上看到的仍然是三四百的数字。这个数字距离当年伦敦的杀人雾霾的3830似乎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对于呼吸了这样的空气已经二十年的我，长年累月的效果是什么样子我不敢想象。
多年不学理科的我好半天才把二氧化硫和酸雨联系起来。瞬间想起那些年淋过的大雨，突然就没有了丝毫的美感。
除此之外，临汾还是个小盆地，风量极小，若有一天果真达到了伦敦雾霾的二氧化硫浓度，这个地形大概就是雾霾杀人的帮凶。雾霾会聚集在盆地中，久久不能散去。
我继续在翻评论，评论里我的家乡的朋友们实在是既有幽默感又善解人意。大家纷纷表示我们的政府已经很努力了，我们已经关了很多厂子了，政府也有难处，底层百姓要靠在工厂打工赚钱。他们说的对。自从2016年12月初的雾霾天气以来，我舅舅所在的炼焦厂停工休整，到现在还没有正常运行，所有的工人已经待业了一个月了。为了这些底层人民有钱赚，我们的工厂不能关。
这个道理真的讲得通吗？据我所知，关闭的工厂是因为污染物的排放没有达到标准。工厂有过滤设备，但是为了节省成本，这些设备就被放在那里用来给在检查的时候充数，平时根本不用。我不知道这些工厂有没有算过，雾霾天气导致的停工损失和使用净化设备带来的成本提高哪个更多？还是他们心里存着侥幸心理，大概不会被停工吧。
在家里沉痛了两个小时之后，我还是决定去超市买点东西。戴好口罩全副武装之后我出了门。一路上我大概遇见了一百多个人，其中好多人坐在隔壁单元车库门口的露天场地上在吃席，大概是哪一家有喜事。吃饭自然是没有办法戴口罩的。其余路上见到的人，只有一个戴着医用的一次性口罩，一个小孩子戴着普通的棉口罩。大部分人就这样暴露在雾霾中，早已习以为常。毕竟过去的二十年，我们临汾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在关注雾霾之后，我常常劝身边的人戴上口罩出门，大家都觉得太矫情，很少有人戴。此时此刻我也有些绝望，毕竟口罩似乎是防不了二氧化硫的，它是气体不是颗粒物啊。即使这样，我仍然固执的戴着口罩，在戴了不到四个小时之后，号称可以使用四十个小时的口罩已经变成这样。
朋友圈里那一小拨转发的文章甚至在还没与形成刷屏的时候就已经被其他内容所掩盖了。爆表的二氧化硫浓度除了在我的心里，似乎没有引起丝毫的波澜。我们都在等待在雾霾中死去的第一批人。我曾经也在等待，但是今天惊觉，大概我就是最先死去的那一批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