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奏折十四（7）【818】2024-5-1（2）
五月二十二日，曾氏上奏，说假期将满，恳请在家终制，并引大学士贾桢为例，求皇上恩准。很快，曾氏收到朝廷对此折的答复：曾国藩身膺ying（担任）督兵重任，非贾桢可比。假满后即赴江西，以署理兵部侍郎的身份统率军队，待九江克复肃清后再回籍补假。
就在接到折份答复后几天，曾氏上了这道“沥陈（竭诚陈述）办事艰难”的奏折。他借此向皇上实际上也是向朝廷上下士绅各界吐一吐腹中的口水，宣泄久蓄于心的怨愤。他的三条艰难：意思不能给部属以实职提拔，即军营中最主要的激励机制，他无权掌握；二是无地方实权，不能就地筹饷抽税；三是关防多变，而朝廷的委任状又未抄寄相关部门，不能取信于社会。
笔者（唐浩明先生）想，大约一切有点办事经历的人读到此处，都会深有同感，都会对曾氏的艰难处境有同情。读者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将曾氏换作你，在这种状态下，你能办得成事吗？
我们可以通过这道奏折看到，以咸丰为首的清廷完全是把湘军当做工具，当做炮灰在使用，想到的只是叫他们如何去卖命，至于把命卖好卖情愿的必要条件，他们却没有真正去想。对曾氏这种种不公平的待遇，其深处的原因，乃是出于对湘军的轻视、歧视和防患。朝廷决策层中不乏老于世事的官僚，与其说他们没有想到这些，还不如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把给八旗绿营的待遇送给湘军。在他们的眼里，湘军不过是一伙临时穿上制服拿起刀枪的农民而已；眼下是急难时刻，招来打仗，打死的是自己命不好，没打死的就抢点偷点战利品回家去依旧做富裕农民土财主算了，当官出人头地这些事，就不要去多想了。防患的心理也是很显然的。中枢的决策者们，对这支体制外的军队，可以说从它出省作战的第一天起，就是“利用”和“防患”双管齐下的。不让它取得和八旗绿营的同样待遇，这种有意识的打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给湘军造成坐大的机会，以便今后随时可以裁撤而不至于酿成气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