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儿时记忆中的一个人，因为八十多岁了，还非常硬朗，干活像中壮年一样，因此，人们送他一个雅号，叫望九公。他中等身高，精瘦如柴，光头，嘴周蓄有五寸长的胡须，只留鼻下那一块不让胡须长，便于吃饭不挡事，他的眼珠呈淡黄色，天生异相。
望九公长年只穿五件衣服，冬天穿一套棉袄棉裤，春秋两季只穿一套夹祆夹裤，夏天只穿一条长单裤。那年代没有西装，人们只穿俗称本装，裤腰带子是一条长三尺宽三寸的布，拦要一系即可。望九公和别人不样，他不用裤带子，夏天穿的单裤，他两手拎着裤腰的两边，交叉一紧，绞起个大圪塔，翻转一塞，行了，裤子不会掉。穿夹衣、棉衣时，就搓一根草绳子作裤带。
那年代普遍穷人多，人们住的都是土墙草屋，厕所就在离家不远处，挖个坑，埋个缸，圈个土围子了事。人们称上厕所叫上茅缸，将裤腰带解下来撘在围墙上，表示里面有人。望九公家茅缸没有土围子，因此，没有裤腰带不碍事。
望九公不是我村人，他是我村南面东小王村人，但他不住东小王村，却住在我村前一个大塘东南拐下的一块田头。他的房子比我们村的房子还要矮小，晴天漏风，雨天漏雨，进门还要低头，我那时只有六、七岁，进门不要低头。出门就是他的一亩三分地，两间草屋只有一般人家一间大，但夠住，因为家俱太少了，只有一座独灶鍋台，一个面盆。用水时，就用面盆去塘口端水，种田的农具长年摆在外面。
望九公有个老伴，眼睛高度近视，不能下田干活，只管烧煮饭一件事。她认不出我村任何人，也不说话，她的行动范围，就是从家里到塘口走十五步，端起半盆水，向后转，又走十五步回家，他眼睛极度不好，水里的杂物看不見。
我母亲说，她有次从望九公门前过，好奇，进去看他鍋里煮着什么，揭开锅一看，半锅水，还没下粮食，水中漂着一团牛屎，顿时恶心离开。
我第一次认识望九公，是在我家。那年代没有碾米机，稻谷是用一种像石磨一样的工具，人们俗称为木砻，（一般穷苦人家用柳条、黄泥和树片土法上马，请师傅制作土砻）先将稻谷砻成糙米，然后用大石臼春成熟米。这程序之间，穿插着另一可有可无的操作，就是用一张直径两米左右的大竹筛，将未砻净的稻谷和糙米分开。大竹筛的上口，有十字形的梁子，用绳子系在梁子中心，吊在屋梁下。这工序叫筛大筛，一般人不会，要请大师傅，请不起大师傅的人家，就用小竹筛慢慢筛。
望九公就是这大师傅，那天我母亲请他筛大筛，中午吃饭时，母亲端出四碗菜，是用大小不同的碗盛的菜，大号碗是炒白菜，中号碗是蒸鸡蛋和咸芥菜，小号碗是蒸咸鹅。这咸鹅是我家唯一的上乘精品，只有过年过节，和匠人、亲戚进门时才蒸咸鹅。
母亲安排好望九公吃饭后，和我商量，等会让老太吃过后再吃饭。我只得听命，我在橱房和堂屋交接处，看着望九公吃。母亲事前买了四两酒（十六两制），望九公喝完了酒就吃光了咸鹅，母亲送上饭，望九公首先将咸鹅汤一下子倒在饭碗中。我的眼一眨不眨地看完全过程，先是盼他吃剩点咸鹅，后是盼他不要吃汤，可憐无补费精神，我的心难过极了，母亲也陪着我难过，小声嘀咕着：这老头子也太不世故了。
这件往事，我一直到读完十年书后，才得到理解，望九公在家的日子太苦了。
当我长到六、七岁时，玩的场地渐渐扩大到望九公的“别墅”，我和望九公相差八十岁，我俩是熟人了，这次邂逅，是典型的童叟会，他不嫌我小，乐于和我玩，望九公和我说了个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故事：
望九公房后的大塘，名曰长塘，大塘呈东西向，一头一个塘墩子（是历代前辈挖塘堆的土），像一个特大的猪盆。这塘里的水虽多，能灌溉不少田，但它形似猪盆，坏了风水，就不发旺人，他说我们田埠村就住在这猪盆地上。望九公说他活了这么大，没見过田埠村超过八十人口。
他还说，田埠村原名曹家田埠，曹姓人连死带跑绝迹了。换来了陈姓人，陈姓人也是同样命运，换来了欧、吴两姓人，说我们欧吴两姓力量大，抗住了败亡的命运。
当我长到十来岁时，有心跟着一些放牛娃去曹家岗玩耍，想找出一些望九公说的故事中的一些蛛丝蚂迹（曹姓死亡的人都葬于曹家岗）。不看便罢，看后触目惊心，大小坟茔星罗棋布，有几块开荒地边（一九五四年发大水，圩区破圩，逃荒到田埠村的灾民开的荒），扔了死人的白骨，还有死驴的骨头。自此，我一人再也不敢去曹家岗了。
当我长大成人后，我出入村庄，往北要经过陈姓坟地，往南要穿过欧、吴两姓坟地间的通道，田埠村人已成习惯，不觉有多害怕，南来北往的路人，夜晚经此处是要吹口哨壮胆的，东小王村一位少女，去六甲王村外婆家有事，路过此处被吓死了。
我长到十三、四岁时，那时是合作化前夕，村人暴涨到八十人，正蓄势待发时，忽然我村北面的黄山谷口修了水库，这水库挖压了当地人的土地，政府调整土地，逐次将库下村庄的土地，依次上调给库区农民。我田埠村的土地几乎全部调给了六甲王村，我村种的是东小王村的田，种田不方便，吴姓超半数人口搬回老家了。
在这人口锐减后，外地来了两个人：一叫杨帮华，人称扬歪子（一条腿跛足），他是峏山大杨村人，他是放养群鸭的，到此放鸭子，认上这地方周边环境适合养鸭子，便在我村撘了窝蓬，住了下来，一年后有了收入，盖了三间草房，将妻儿也搬来田埠村，家有人口六人。
另一个人，名叫洪云龙，人称洪老四，应该是家里兄弟多，他排行四，他是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银匠手艺人，专给人家做小孩的手镯脚镯，项圈和帽子上的银菩萨。他生意兴隆，一时走不开，有人介绍，租住了欧帮友家闲置屋。他生的一表人材，一位六甲王村大姑娘看上了他，两人结婚生子，此女特肯生养，两年一个，若干年后家有儿女（包括他俩自己）共八人。
打这以后，我去巢县城读书，四年后返乡，村里的情况又变了，人口又一次减少，杨歪子一家回老家了，洪老四随女人、小孩到女人娘家六甲王村落户了。我问了母亲，他们为什么会离开田埠村，母亲说：
杨歪子在田埠村受排挤，决定去六甲王村住家，政府顾及他是雇农成份，特别照顾他，将原区政府的屋基地送给他造房（原区政府迁至苏湾镇）。杨歪子挖墙脚时，挖到一缸洋钱（银元），六甲王村人说，这是大地主王自九家的财产（原区政府的房子就是被镇压了的王自九家的），应归六甲王村所有，逼他交出洋钱。杨歪子不承认有洋钱，说是个空缸，杨歪子有智慧，白天发现一块石板，没有揭开看，又用土将其覆盖，夜间取出洋钱，接后几天，去芜湖托亲戚去银行兑换了人民币。
六甲王村人見杨歪子如此狡猾，将他弄到原区政府粮仓吊起来打，杨歪子宁死不招，事后举家迁回原籍峏山大杨村。
洪老四的妻子，因生的俊俏，时常有人骚扰她，她终於受不了困扰，和丈夫商议，举家迁去娘家六甲王村。
这几年中，也经历了粮食艰巨。
几年后，从农村搞责任田起，人们生活渐渐好转，新生人口又多了起来，正在人口上扬的大好形势下，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怪名词：癌症。老一辈半数以上死于癌症，尽在六十岁上下，周边村庄的人也有患此症者，但比率没有如此之高。我是个读书十年寒窗苦的人，天生又喜欢动脑筋，田埠村这种不发旺人的窘境，引起了我想若非非的思考。我终於想到了也许是我村的井水有问题。于是乎，我不惜余力地宣传这种想法，鼓动村人打大井。我带头打了一口半大的压水井，随后便有几家条件好的，也陆续打了大井。
现在这种想法没有了，那口使人望而生畏的老井被挖掘机毁了，田埠村被移民政策荡平了，人们去了柘皋镇，土地流转给种粮大户了。
题外话：望九公当年有个儿子，留守在东小王村，因贫穷至极，虽生的方长大汗，相貌堂堂，东小王村民间剧团演《梁山伯与祝英台》时，还选他扮演马文才，到近四十岁时，才娶了个没人要的哑巴大姑娘，哑巴为他生了两男两女四个孩子，还都会说话。此时我已是大队干部，共产党员，东小王村归我分工管理，我在东小王村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便是望九公的儿子，这好像是我和望九公未了的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