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服”除了给人比较正式的感觉，那么它和“”忽悠”有什么区别呢？有这样一个故事：

某公司打算为老总招聘一位司机，经过几轮筛选最后只剩下小张和小李。

这位老总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也没有什么空闲时间。秘书就利用老总吃午饭的时间，安排小张和小李进行最后的面试。

小张先开始，他非常健谈，滔滔不绝地讲了十多分钟，最后还补充说：“如果将来由我为您开车，那么我一定会把车收拾得非常干净，包您满意；遵守交通规则，保证您的安全……最重要的，我还会全天待命，保证随叫随到……”

等小张讲完，老总的饭已经吃完了。轮到小李时，他发现在小张做自我介绍时，老总已经看了好几次表。

小李还发现，老总吃饭的时间很短，从点餐到用餐结束，就花了十多分钟。于是，他清了清嗓子说：“老总，我过去工作一直坚持三条原则：第一，话听得，传不得；第二，饭吃得，酒喝不得；第三，车公司开得，私人使不得。我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现在与将来也会这样做。”

小李的话虽然不多，但传达了很多信息。这位老总非常欣赏他，当场决定录用小李。

我们不难看出，小李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位老总的所急所需，简洁有力得进行了自我介绍。

俗话说得好，“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遇到什么样性格的人，就要用什么样的策略去说服他。所以我们在拟订说服计划的时候，一定要依据对方的性格把控好时间的长短。

“说服”的本质无非让别人做原本不想做的，不做原本想做的。我们运用语言的目的，也不过是先将听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听众自己的关注点，然后用联想的方式将听众与我们进行自己关联。

商鞅三见秦孝公，前两次所讲“帝道”、“王道”虽是千年、百年大计，但却把急需富强秦国的秦孝公听得都快睡着了。

等第三次见面，商鞅根据秦孝公的需求把“霸道”合盘托出时，秦孝公果然精神大振。两人促膝长谈了三天两夜，变法之策就此大成。

鲁迅在文集《热风》中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所以，所谓“说服”与“忽悠”的差别，其实不在于说者而在于听者。

如果老总并不觉得自己话有多么机密，那么小李“话听得，传不得”的话就会显得油滑，也立马由“说服”变成了“忽悠”。

秦孝公内心则充满了“富强大秦”的使命感，商鞅所说“霸道”又快速有效，所以两人才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要不纵使商鞅在能说会道，最终也只是空洞无物的“忽悠”。

所以，如果说者不想让自己的“说服”成为“忽悠”，最好的方法就是同时满足听者的多重需要。

《左传·定公十年》，鲁定公和齐景公见面和谈时，被齐景公带人团团围住，于是孔子一边掩护鲁定公撤退，一面跟齐景公说“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民为失礼”。

大意就是说“齐景公，你干这事。在上天看来不吉利，在道德上不仗义；在风俗上不讲究”。齐景公一听，马上就罢手了。

从表面看，孔子的“说服术”不但是最高主题、中间主题与最低主题的完美组合。而且其最高主题有关信仰，中间主题有关利益。最低主题有关情感，可谓“说服”的最高境界。

所以，有人说厉害的说服术有两个核心技巧，一是策略左右逢源，让当事人不必纠结；二是把高度偶然性说成必然性，不留质疑空间。

但时间是漫长的，而人是会思考的，这样的话术不但是“忽悠”，更是强迫，听者一旦醒悟，说者必然招来杀身之祸。

孔子之所以能成功，不过是当时人们依然把道德看成是国家兴衰的保证、人事成败的关键、自身行为的准则、实现个体价值的必然途径。一旦这个土壤丢失，那么无论说什么都于事无补。

介于二战隐患，孔子同样的话，圣雄甘地其实在1939年7月就也说给希特勒听过，在那封信里甘地这样说道：

希特勒先生，我的朋友们一直敦促我为了全人类写信给您。但我回绝了他们的请求，因为我感觉自己无论写什么信都很鲁莽。然而事实告诉我，我不该多虑，必须不计后果地提出我的呼吁。
很显然，您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能阻止一场毁灭人性的战争的人。无论您的目标有多么宝贵，您非要为了那个目标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吗？您可否听取一个刻意避免战争，但依旧成绩斐然的人的建议？
总之，如果写信给您有所冒犯，希望得到您的原谅。

所以，哪有什么最高明“说服术”，只是在老板看表时，自己懂得闭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