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学校离家远，需要翻山，我们中午基本上都是用铁皮饭盒带饭。我的午饭很简单，两个苞米面大饼子，几根咸菜条或大葱。冬天的话更省事，几个冻豆包直接往口袋里一揣，连饭盒都不带。我不喜欢带炖菜，那样的话，还要带筷子还要刷饭盒，太麻烦。也有家里条件稍好一些的，比如西瓜皮，他时常带一些馒头、花卷，偶尔还会带油饼、糖饼或饺子。有时候他看我吃的太寒碜，还会分我一半，让我解解馋。但多数情况下我都和大牛在一起吃饭，我们的饭没有差距感，我们也不想到带好饭的学生跟前，显得自己很馋，没有尊严。我觉得，人越是穷，有些时候越敏感，越在意那些虚无缥缈的脸面。实际上人家未必就真的觉得我们讨人嫌，有时候西瓜皮还四处找我们一起吃饭，但我们通常都主动藏得很远。

除了吃饭之外，还有喝水，起初我用一个玻璃瓶子带水到学校喝，后来发现学校有一眼辘轳井，我就把瓶子扔掉，直接用饭盒接水喝，再后来干脆连饭盒也不用了，直接捧着柳罐喝。有时候走在路上渴了，我就跑进跳跳河里面，用手捧水喝，那水喝起来特别清凉甘甜。尤其在夏天，烈日炎炎，满头大汗，舌燥口干，喝上一捧凉哇哇的山泉水，那感觉别提有多爽快。那时候经常能听到卖雪糕的小贩在屯里或学校门口吆喝，“雪糕，大块雪糕！”他们通常骑着二八自行车，车后座上驮着一个白色泡沫箱，里面装着雪糕和冰棍。雪糕一毛一根，冰棍五分一根。除了用钱买之外，还可以用鸡蛋换，一个鸡蛋一根雪糕或两根冰棍。我们有时会偷家里的鸡蛋，跑去换雪糕，但大人们也不傻，一天能下几个鸡蛋，心里都有数，家里油盐酱醋等日常花销全指着鸡下蛋。所以我们偷鸡蛋也是偶尔为之，即便如此谨慎小心，有时候还是会被发现，轻则一通骂，重则一顿打。我们最渴望的事情就是鸡不在鸡窝里下蛋，跑到柴垛或者某个角落去下蛋，这样的鸡蛋不在大人们的计划范围内，即使拿去换了雪糕，他们也不容易发现。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为了能吃上雪糕，我曾突发奇想，提议父亲去卖雪糕，那样不但可以赚钱，我也可以更跟着沾光。他却一口否决，说卖雪糕能挣几个钱？咱家里里外外这么多活谁干？我的希望仅存在一瞬间，之后便烟消云散。

我的衣服很少，一套中山装一年四季都在穿，衣上面有好多补丁。学校里面穿有补丁衣服的不在少数，但补丁有我多的，还真没看到一个。父亲每次给我衣服打补丁的时候，我都会埋怨补丁又多了一个。

“爸，能不能别补了。”我说，“给我买块布做一套新的吧。

“买布做新的？”父亲眯着眼把线穿过针孔，扯一下看长短，“等过年时候的吧。”他总是喜欢这么说，我要零花钱，他说等过年时候的吧，我要好吃的，他说等过年时候的吧，我要新衣服，他还说等过年时候的吧。

“等过年，等过年，你都说多少遍了。”我一听“等过年”，气就不打一处来，“哪一次算数过？”

“这次绝对算数。”他把线打了个死疙瘩。

“过年你又该说，白忙活一年。”我说，“哼，我还不知道你！”

“今年不会了！”他语气铿锵，底气十足。

“为啥？”我问。

“到年底就把老马卖了。”他抬头看我一眼，脸上挂面了开心的笑，“怎么也得卖个千头八百。”

“咱家小红马能上套驾辕了？”我眼里的小红马长得和它妈差不多高，但体格还没有它妈壮实，平时拉车也没看见它上套驾辕，只跟在它妈身边，做个辅助拉车的副手而已。

“我现在就准备让它上套驾辕，锻炼一段时间。”他手下的针在衣服内外穿来穿去。

“那到年底咱家就有钱喽。”我欢天喜地，对过年充满期待。

“咱们好好过个年！”他也显得格外兴奋。

我的课外读物就是小人书，城里有卖的，五毛钱一本。我自己买不起，只能借别人的看。班里面有个叫周来旺的男生，家里有很多小人书，经常拿到学校来看。我从他那里借过来，中午吃完饭就趴在桌子上看，有一次看着太入迷，上课都没顾得上收起来，被检查纪律的教导主任发现，没收去了。我觉得很惭愧，却又没钱赔。好在周来旺很慷慨，说无所谓。

屯里最早买电视机的人姓李，原来是个手艺不错的瓦匠，后来在外面干久了就当起了包工头，屯里人称李工头，他家是屯里首屈一指的富户。李工头有两个女儿，最小的一个和我是同班同学，叫李佳凤。她长得不好看，身材矮小，皮肤黝黑，尖嘴猴腮，但嘴皮子厉害，说起话来像连珠炮，叽叽喳喳没完没了，我们给她起个外号叫李家雀。她仗着家里有钱，和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目中无人的傲慢，让我们很看不惯。她还喜欢争强好胜，每次考试总想着争第一，但又总是考不过翠萍，所以她特别的嫉妒翠萍，处处想方设法排挤她。她排挤翠萍，就等于在排挤我，所以我和她关系一直不和。有一次玩跳绳，每轮到她跳的时候，我就把绳摇得高一些，故意让她跳不过。她一气之下跑到老师那里告我，说我欺负女同学。还有一次期中考试，我和她前后桌，我无意中发现她偷偷翻书找答案，便毫不犹豫地举手报告监考老师。她因为打小抄被老师当众严厉警告，成绩自然也没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