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盛大哥：
近来，你发布了单曲《新写的旧歌》，毫无悬念地再一次刷屏朋友圈，于是很多人又纷纷搬出你的那些歌词，沉吟、咀嚼、感叹，末了不忘附上一句：“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
听到这些不知你作何感想？是无所谓吗？毕竟这么多年了，音乐江湖于你来说早就像保温杯里的一口淡茶，也无欢喜也无忧。还是说，你有点反感？反感那些自以为懂你的人，不过是在借你的歌发他们的骚。又或者，你暗自窃喜？心想说，嘿！别看我这个六十岁的老头，只要一出手就中。
我知道，你比谁都在乎市场的反响，那是制作人的职业习惯，或者说是一种宿命，就像舒马赫即使不开赛车也依然迷恋速度。你曾经很多次说过，自己做音乐极少失手，那份得意和自信背后，其实隐藏着不易察觉的惶恐。
你从来不是那种天纵之才，上学的时候因为成绩不好没少挨老师的耳光，拿着满纸飘红的成绩单，所有人都告诉你长大了不会有出息。即便是在“木吉他”合唱团里，你也是不起眼的那个，戴着厚厚的眼镜，不会刷和弦，吐字有些大舌头。
那时候是台湾民歌的初兴时代，每个周末你去陶姐家聚会，坐在你周围的有唱红了《橄榄树》的齐豫，有已经发行了《之乎者也》的罗大佑，有已经在香港开了个人演唱会的蔡琴，还有弹得一手迷人蓝调的原住民运动旗手胡德夫。
马世芳回忆说，那时候的你最会说笑话，总是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我猜想，你是靠这样的方式来掩盖内心的自卑和焦虑吧。你一定无数次想过，自己将一事无成，靠经营家里的瓦斯行度过漫长余生。
正是这种窒息感让你用尽气力拼命划水，把每一首交到自己手上的歌都当作救命稻草，日后即便成为同行口中的“大哥”，也不敢有半点松懈，你怕一旦失败就又要回家送瓦斯。
这种惶恐让你对音乐和这份职业长存敬畏之心，你说过，最讨厌别人说你是娱乐圈的人，你的音乐从来不为了娱乐谁。我看过你的一份手稿，那是2010年发行的《给自己的歌》的歌词，你写在东方国际会议酒店的一张便签上，用了三种颜色的笔，密密麻麻，涂涂抹抹，每个韵脚的处理你都要试过三四种搭配。
我听高晓松说，写词最美妙的境界就好像上帝握着你的手，笔随心动，一气呵成。但你不是，虽然你成长在一个牧师家庭，上帝是家中的常客，但你的创作从来不赖神助，你像个木匠一样用锉刀打磨每一处榫卯，让字词之间完美咬合又不留斧凿的痕迹。
你心里知道，人们对于写歌的误会就像对于爱情的误会一样大，那些为世人传唱的情歌，没有一首是随心所欲，表面有多美丽，背后就有多无趣。
我出生的那年你发表了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第一次待在录音室的另外一侧，你想唱好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越用力就越吃力，一首《寂寞难耐》总是唱不到位，听说当时你自己都有些灰心，是录音师徐崇宪建议你不妨试着用说话的方式去唱，这才有了日后的李氏唱腔。你说过：“唱歌是说话的延伸。”言外之意，说什么样的话就该唱什么样的歌，而且每首歌最好都是有话要说，而不要无病呻吟。
一年前你制作张艾嘉的那张《忙与盲》的专辑就抱着这样的态度，当时她已经是两座金马奖的拥有者，你抱着一台录音机去片场听她说话，用这种笨拙的方式录下她说话的语态、节奏、气息、词汇，像一个裁缝那样量身定制地挑选布料、丝线、纽扣。你请张大春为你润色文字，请杜笃之去你北投的家里，录下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你用情极深，做每一个歌手都像在谈一场恋爱，难怪张艾嘉会问你到底有没有爱过她。
所以，有吗？
你2003年搬到北京，我生活的城市，那时候北京刚刚从非典疫情中走出来，宛如新生。而你也刚刚结束一段失败的婚姻，在“大得让人心慌的城市中”躲避着狗仔队的追击，你形容那段日子是个“糟透了的开始。”
幸好你还有吉他，在李吉他的作坊里，你系上围裙，挽着袖口，用一天的时间打磨板材，细细分辨每一撮刨花的气味、湿度、色泽、质感，手指在日复一日的打磨中起茧、蜕皮、新生，直到有一天你在海关录入指纹时发现已经无法识别，你传奇音乐人的身份在那一刻被彻底抹去，你是个制琴师，一个会写歌的匠人。
渐渐的，你适应了北京的生活，每天挤在大爷大妈中间去菜市场买菜，跟小贩讨价还价，听街坊邻居骂街，你的北京话越来越地道，京骂同样如火纯青。2009年4月18日的工人体育场，我坐在看台上看你们纵贯线乐队的演唱会，四个人轮流介绍，你的开场白是：“我是纵贯线常住北京的代表，李宗盛”，我觉得特牛逼。
到了六十岁的年纪，无论写什么都是“旧歌”，爱情本就单调，你写了一生不过都是在写自己。
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你再也不用绞尽脑汁去为别人写歌，不用费尽心思去捧红那些不想捧的歌手，不用操心音乐圈的是是非非，甚至不用在登台前想着刮胡子，你就做你想做的事吧，写你想写的歌。你离开，我们等，你唱歌，我们听。
但别以为从此就可以偷懒了，歌迷不会放过六十岁的李宗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