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系统关注死亡的话，生命科学就不完整。”
埃黎耶·梅奇尼科夫
俄国微生物学家(1845-1916)
大家好，我是漫游。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法医报告：死亡教会我们什么》，作者苏·布莱克（英国）。
法医人类学研究什么？
除了破案，法医人类学家还能做什么？
如何面对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
死亡教会我们什么？
关于本书
“法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在我们心中，法医的形象大都是影视剧中的人物，比如秦明、宋慈等，他们异常冷静、思维敏捷、细心缜密……真实世界中，法医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更加复杂和严峻，其挑战性远超我们的想象。
作者苏·布莱克是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解剖学家、法医人类学家。她曾多次奔赴科索沃，带领英国法医小组搜集战争犯罪证据；2004年印度洋海啸，她率先到达泰国，为死难者鉴定身份，并推动英国DVI项目落地；她的日常工作被BBC拍摄成纪录片；2016年，她被授予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法医报告》是一部成长手记，记录了作者如何从一个在肉店打工的12岁小姑娘，成为一名享誉世界的法医人类学家。书中既有对解剖学细节的理性描述，也有面对亲人逝去的温情与哀伤；既有法医工作的严肃求证，也有作者独有的幽默笔触。
作者最主要的目的，是尝试让人们改变对待死亡的态度，由恐惧、回避转变为接纳、正视，进而专心改进和品味由生到死之间的人生阶段。
最后一章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当我的生命结束时，我可以漂浮在其中一个黑色的大缸里（保存遗体捐赠的容器），那会是多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看到这，我心中充满敬意。
法医人类学研究什么？
法医人类学结合体质人类学与现代法医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的遗存物证，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方面：骨骼的身份判定，身体纹路的个人识别，容貌认定，行为的个人识别。
在英国，法医人类学家属于科学家，不是医生，没有证实死亡或死因的资格（那是法医病理学家的工作）。用作者的话说，法医人类学家的职责是重建生命的全过程，将生时构建的身份和死后身体的遗存结合起来，回答“TA是谁”这一关乎人的核心问题。
作者参与的工作之一是协助警方确认无名死者的身份。当在偏远隐秘的地方发现一具尸体，警方在周围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死者身份的证据，而尸体已经腐烂，DNA和指纹数据库里也没有记录，这时就需要法医人类学家的介入。
他们要对人类遗骸做两类身份的认定：生物身份认定、个体身份认定。生物身份包括性别、年龄、身高、种族。对于完整的成年人骨骼，法医人类学家有95%的概率可以给出性别判定，主要依据是青春期时主导性激素作用下的骨骼发育特质，比如骨盆。而对于年龄，儿童骨骼比成人更容易进行判定。
生物身份信息确定后，接下来就是用这些指标排除不符合条件的人，找出最有可能的匹配者。在这个过程中，法医人类学家的每一步操作过程都会被记录，需要用到的除了常识性知识和逻辑学的解释，还有对细节的重视。
除了破案，法医人类学家还能做什么？
除了协助破案，作者还参与很多领域的工作，比如人类遗骸的考古研究，复原出死者生前的生活状态；在科索沃对被屠杀平民遗骸的整理与身份认定；灾难发生后，对受害者身份进行识别。
2004年圣诞节的第二天，印度洋海岸线发生海啸，波及沿岸14个国家，超过25万人死亡，4万人失踪，几百万人被迫转移。
在第十一章，作者讲述了这次海啸发生后，她赶赴泰国灾难现场开展DVI（Disaster Victim Identification，灾难受害者身份识别）工作的过程。在这次行动中，作者的两个行为让我对她的使命感和专业性印象深刻。
灾难发生后，英国政府的反应却很消极。一方面，作者给时任首相布莱尔和其他主要在野党写信积极推动DVI事宜；另一方面，在没有收到政府的反馈之后，她没有一味等待，而是接受了一个私营DVI公司的邀请，第一时间赶赴灾难现场。
到达泰国后，现场的情形让作者感觉仿佛身处地狱：尸体都被搬到了寺庙，很多有利于身份认定的信息丢失了；当地酷热潮湿，加快了尸体的腐烂速度；家属们拥挤在各停放点寻找亲人，现场管理混乱，有的人甚至只凭照片就把尸体领走了，造成不少错误……
作者所在DVI团队立即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预定冷链车冷冻尸体，防止其进一步腐烂；第二，不再允许家属查看电脑上死者的照片；第三，停止了未经科学确认的尸体认领。然后，通过DVI系统进行科学的匹配处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现实问题。
面对重大伤亡事故，唯一能预测的就是它的不可预测性。这次行动推动英国政府在2005年2月召开会议讨论应急系统建立的必要性，并在2006年成立英国DVI国家团队，担负确认英国公民灾难遇害者的身份识别工作。
如何面对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是法医人类学家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法医虽然在工作中面对的是尸体和人类遗骸，但在作者看来，其本身并不会形成负面影响。她认为活人更让人恐惧，而死者往往更好预测，也更容易合作。如果说法医需要天赋，那作者无疑天赋异禀。
法医面对的不只是死亡，还有人性之恶。那些残忍的命案现场和战争中的屠杀现场，展示出人类可以对同类做出多么可怕的事情。这对任何人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作者就亲眼见过自己的同事被创伤后应激障碍击垮。
作者也不例外，她在书中分享了自己的做法。她想象脑中有一个令人冷静的盒子，工作时将感情和个人感受都装到盒子里，全神贯注于证据本身，保证公平公正和专业性。
对于工作中遇到的不同场景，作者会想象大脑中有一扇扇门，每个门对应一种适合情景的应对方式，比如面对恶臭，她会想象中打开一间没有任何味道的房门。工作时做好检查、记录，然后得出结论；回到现实，就把工作的负面感受的封存在盒子中，把想象的门锁好，然后作好自己。
因此，除了专业的技术训练，心理的训练对法医同样重要。我们可以参考作者的方式，用场景化应对负面影响，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平衡。
死亡教会我们什么？
本书的副标题是死亡教会我们什么。除了分享工作中如何面对死亡，作者也分享了生活中亲人的逝去给她带来的感受和收获。
威利是作者的外养祖父，83岁时因为主动脉瘤破裂溘然逝去。葬礼上，作者的父亲让她“去看看威利好不好”。当时她还不到20岁，虽然已经解剖过尸体，但面对亲人的遗体完全是另一回事。从开始的紧张不安，到后来的宁静清明，她甚至给威利进行了一次从头到脚的“专业检查”。
在作者看来，这个经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让她在面对所爱之人的遗体时也能控制好情感，进行专业、公平的检查。在此之后，她再也没有恐惧过死亡。
作者的父亲死于衰老，阿尔兹海默症让他逐渐忘记了亲人朋友，忘记了如何行走、如何说话……到最后，身体的基本功能开始缓慢地停止运转，最后停止进食和饮水。父亲老去的漫长时期让作者感到，阿尔兹海默症其实是一种通向死亡的残酷路径，因为要面对逐渐失去自我的痛苦。
父母的逝去不仅影响了作者和她的女儿们对死亡的感知，甚至影响了她二女儿成年后的职业选择：缓和医疗。在上一本《医学通识讲义》中，薄世宁医生也介绍过缓和医疗，它通过医学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方法，包括对身、心、精神全方位干预，让死亡更有质量和尊严。
“我们一心认为能完全掌控自己生命，但这往往只是幻觉。”对待必然到来的死亡，作者秉持的态度是顺其自然、不做抵抗，她甚至不去看全科医生，不进行全身检查，因为不想“生活被一张张诊断书牵绊”。
作者热爱解剖的美和逻辑，并不遗余力地推动解剖学的发展。她与人合著《发育中的青少年骨科学》，这是第一本详尽讲解儿童骨骼发育的书；研究手背静脉血管的差异性分布，辅助儿童侵害案的刑事定罪；推进新的遗体保存技术，为筹建新的停尸大楼四处奔走募款……
作者第一次人体解剖实操始于大体老师“亨利”，她对于自己生命终结的想象是漂浮在新解剖大楼里的黑色大缸中，成为学生们的“亨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