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遍读《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大部分我还暂未理解，但“电视话语”、“编码”、“解码”、“信息”、“内容”、“符号”、“意义”、“暴力”、“西部片”、“传播链”、“风格化”、“程式化”、“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或霸权式的代码”以及“协商式的代码”，这些关键词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疑问也不禁涌上心头：

电视话语是什么？电视不就是电视，还有话语？要对什么编码和解码？

信息、内容、符号和意义，这几者之间有什么关联？我看见作者用暴力和西部片作为例子阐述了一些东西，它们像是在辅助我们理解前面几个概念，其中还提到了传播链、风格化和程式化，这又在说什么？

作者提到“信息或主张现在可以被理解了，不是作为一个关于暴力的信息，而是关于内容的信息，或是职业化的信息，甚至可能是关于人物和职业化关系的信息”。“暴力的信息”和“内容的信息”两者区别在哪儿？信息主张是如何被理解的？意识形态在信息的传播和被理解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作者在最后想要识别几种立场，到底是识别谁的立场？好像很模糊，没理解......

带着疑问，我开始了第二遍的阅读，不过在回到上面的疑问之前，我又注意到了一个令人好奇的地方：

注释部分提到，本文首版于1973年，与今相隔47年，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在读它？首稿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当时的“看见”对现在有怎样的或有多少借鉴作用？

本篇文章源于斯图亚特第一次的发言稿，与现在通行版本，即1980年重新修改、正式出版的版本，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那修改后的版本是怎么样的，修改了哪些地方，为什么要修改这些地方？

带着这些疑问，我重振了一下精神，梳理了一下思路，觉得有必要先了解作者本人的背景，以及文章与版本流变背景，再对文章的关键词、中心观点以及引发自己思考的地方进行探索。

一、斯图亚特·霍尔其人

本文作者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年），霍尔出生于殖民时期的牙买加，在牛津大学接受过教育，而他在这两个地方都被视为异类——他离开了学术界、文学界和高雅文化，成为一名大众文化知识分子，他做的事情备受争议，他审视着主流媒体在表现种族、性别、阶层、民族和宗教上的势力。霍尔说，这些话语并不清白，藏在大众传媒中的是意识形态，媒体理论家的工作就是找出这些意识形态，将其曝光和批判。

英国卫报讣闻描述霍尔为「具影响力的文化研究学者，社会运动家以及《新左派评论》的创刊编辑」。身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创始者之一，霍尔视流行文化为资本之恶，且受统治阶级主导。他对媒体与其对意识形态影响的研究结果，构成后来「接收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身份认同不应遭受历史与文化的桎梏，而应该是流动、进行中且能被更改的。他的作品因研究文化认同、种族与族裔美国人（特别是两者与离散经验的关联性）等概念，对西印度移民的黑人社群影响深远。

有人称斯图亚特·霍尔是“学术场域中的切·格瓦纳”。他的学术形象或者“身份”是多重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是第二代英国新左派中的风云人物;六七十年代，他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开拓，被视为伯明翰学派的奠基者和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80年代，他率先批判撒切尔政权，是“撒切尔主义”概念的始作俑者;80年代末期以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有色人种、移民“身份”，强力推动了“身份”政治学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异军突起。这些“身份”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很难找到一种可以将它们内在统一起来的线索。

2014年，这位伟大的文化研究学者于英国逝世，享年82岁。

二、《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的社会和学术语境

本篇文章译自S. Hall，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paper for the Council of Europe Colloquy on Training in The Critical Reading of Television Language，Organized by the Council & The Centre for MassCommunication Research，University of Leicester，9，1973，是霍尔在1973年于莱斯特大学所做的一场学术报告，随后被正式发表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内部刊物上。

相比之后广为流传的1980年正式发表的《编码/解码》一文，1973年版更加关注电视话语的符号学特征和社会文化政策分析，带有较强的社会政治批判立场。1980年，霍尔以”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为题，对1973年版原文进行了大幅删改。

我看到译者对修改部分细心的注释，与1973年版对比，1980年版的变化是去除了关于广播电视等传播和文化政策的政治性批评，并淡化符号学视角，换用了”接合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的传播过程，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变化是删去了几大段关于”暴力“和”西部片“部分的符号学分析，1980年版在文章最后还删去了1973年版文末所强调的社会政治批判立场，而只以修正后的三种受众解码模式作为结尾。

总得来说，1980年发表的《编码/解码》，从1973年版聚焦于电视话语的符号学特征和社会文化政策分析，转变为普遍意义上的传播话语问题，去除了很多具有特定针对性的内容。

上述版本的流变，反映了特定学术语境的变化：

1973年版手稿诞生之时，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正处于早期上升期，还远非一个已取得广泛影响力的主流学术领域。当时，经验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方法在传播研究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新兴的带有左翼色彩的文化研究及其所倡导的阐释主义方法和社会批判立场，依然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从1971年开始的CCCS研究手稿计划，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展开对各种理论资源的探索和对主流文化分析正规化的批判，目的正在于“将文化研究纳入学术研究的版图”。——Schulman, N., “Conditions of their Own Making: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vol. 18, no. 1, 1993, from http ://www.cjc-online.ca/index.php/journal/article/view/717/623

在这里，我理解了一些学者所说的：修改版本淡化了专门针对经验功能主义正规化的辩论气息。一开始我不大理解，大抵源于我对”经验功能主义正规化“不是太理解，所以上网翻阅做了点功课。

原来经验功能主义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继帕森斯之后建立的新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流派。出于对帕森斯社会理论空洞抽象弊病的反思，同时也坚决反对研究只罗列大量资料而无理论框架予以指导的“原始的经验主义”，默顿以实证经验研究打通了经验事实与抽象理论之间的壁垒，提出了经验研究的逻辑模型，把传统功能分析中理性主义的、抽象的方法转变为更具有经验性指导的方法，即：

调查者从预感或假说开始，由此作出许多不同的推论并进而使它们经受证明或反驳这些假说的经验检验。”——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这一模型成为现代多数社会学从事研究的“抽象的经验主义”，也是”经验功能主义“的开端。而1973年版《编码与解码》正是在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开始挑战正统经验功能主义文化分析这样的正规化之争背景下出现的，其中出现的大量针对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批评可以理解为这一时期文化研究学术论争风格的体现，其突出的正规化之争与针对性批判，体现了文化研究的学术雄心。

三、“电视话语”与“编码解码”

回到1973年版的《编码与解码》，霍尔讲话的核心观点是：社会的结构及进程与正式或象征性的结构之间的内部联系，对文化分析很关键。

从行文逻辑上来看，在对传播过程中的编码/ 解码问题进行组织的基础上，霍尔围绕“电视语言本质以及文化政策节目”两个话题，分别对正式/象征性结构问题进行聚焦讨论，对社会结构及其进程问题进行分散讨论。

（一）电视语言的本质

霍尔明确指出：电视是一种话语，一个传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事件。

什么是话语（discourse），更确切地说，什么是霍尔在这里所指的“话语”？

而到现在，话语(discourse) 是一个如今被十分广泛地、常以不同目的地用于许多不同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术语。但在语言学中，话语是指比单个句子更长的语言单位。“话语”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的前缀 dis —— -- 意思是“离开” ，词根 currere ——意思是“跑”。话语，因此，翻译为“逃跑” ，指的是交谈的方式。

话语研究除了研究语言的音素和语素等语法小片段外，还研究语言在会话中的形式和功能。荷兰语言学家泰恩 · 范 · 迪克(Teun van Dijk)主要负责开发的这一研究领域，关注的是更大的语言单位——包括词汇、句法和语境——如何对会话产生意义。话语分析关心的不仅是一个人说的复合语句，而且更常涉及的是两个或更多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以及用来操持和控制特定语境下的话语的语言规则与准则。

我想，霍尔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话语，以话语分析角度来看电视的存在。语言单位的不同组合，会有不同的意义，会有不同的互动效果，也就有不同的“话语影响力”，更进一步说，是不同的“传播影响力”。

那什么样的话语有更大的传播影响力呢？

在历史事件变成语言符号的环节中，它服从于所有语言表示意义时采用的复杂、正规的规则。用悖论的方式讲，事件在变为可传播的事件之前，必须要成为一个故事。

——《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

霍尔在讲稿中的这段话，令我印象深刻，这让我区分了“事件”和“可传播事件”，而区分的关键就在于：这是不是一种话语——是否经过特定语法规则改造，而成为具有传播影响力的话语。

事件本身很可能不具有传播性，而当不具备传播性的事件发生，原始事件无法以本来面目进入媒体流通的渠道时，信息的改造加工就开始了。换句话来说，电视的播放机构需要以一个有意义的话语形式来生产已经编码了的“信息”——原始事件需要经过特定语法规则的改造，并受制于表意符码的复杂形式规则，才能从一个事件变成一个可传播的“事件”。所以，霍尔才会说：信息的符号形式尽管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只是相对独立的，但却是决定性的环节。

以这个框架为基础，霍尔在下文针对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中的暴力涵化效果研究，以好莱坞西部片这一特定电影型别为例，详细说明了”西部片中的暴力元素在本质上不在于暴力内容本身，而是关于行为准则的一系列话语建构“，从而让人进一步“意识到电视作为一种话语、一个传播事件，而不只是一个行为过程，将对传统的电视/暴力关系研究产生何种影响”。

（二）关于文化政策与节目

当其他媒体理论家争辩道，信息是自上而下灌输的，霍尔认为，影响力没那么简单。

媒体对犯罪的种族化、对性别的父权主义叙述方式、对科技的乐观描述、对移民的他者化——穆斯林、黑人、穷人、对零食饮品的美味描述等等，媒体积极生产了这些信息并催化受众接收，那群众和观众又是怎么样的呢？

霍尔打破了“群众是愚蠢而被动的”这一假设，他认为无论群众是谁，一些人可能会接受媒体中的主导价值观，但一些会产生异议，还有一些会直接反对，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占主导地位的或霸权式的代码“、”协商式代码“以及”完全相反的代码“。

简单地说，事实上，接收者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解码信息——支配、协商和对立。

第一种，支配回应。在这种类型的响应中，观众或接收者完全接受生产者发送的代码并复制。例如《快乐大本营》的某主持人表现出一脸震惊的模样，但这是总制片人这个环节设置的话梗，主要意图为创造有趣的口头内容，而我在电视机前完全理解了内容的结果，并像总制片人预期的那样大笑了——我就被制片人的预期反应支配啦，被生产者的预期主导。

第二种，协商回应。在这类的回应中，接收者部分相信代码并广泛接受信息，但有时会修改信息以反映他们自己的经验，兴趣和立场。比如，美国的许多脱口秀节目都爱拿宗教和人们的宗教信仰开玩笑，大多数笑话都是关于耶稣或上帝的，这会损害节目的声誉，并可能改变许多观众对节目的反应，虽然这个节目的意图是创造喜剧效果，部分观众按照预期反应小乐，但是部分有相关宗教信仰的观众可以因为感到被冒犯，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反应，比如反对。

第三种，对立回应。这种情况下，接收者的反应与生产者的预期完全背道而驰，接收者会拒绝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写到这里，我想起来了特朗普的例子。

川普在4年前的竞选过程中，曾经在辩论会上用「这个卑鄙龌龊的女人」称呼他的对手，也曾经出现「如果希拉蕊连老公都满足不了，她凭什么认为自己能满足美国？」等言论。当时这些以性别为主题的攻击语言，引起很多美国人的反对，很多评论者也认为这会让女性选民无法接受。从一般情况来看，特朗普生产的诸如「卑鄙龌龊的女人」信息，属于极大程度上会获得对立回应的话语，但最后选举结果，川普不仅当选了美国总统，而且在白人女性中拿下了近一半（47%）的选票。

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在生产这篇文章的信息的时候，预期了一些信息将其编码为我设定观点的回应，但实际情况不是？

这引发了我进一步思考觉察：原来，在生产上段信息时，我预设了”公开场合或有影响力的人对女性歧视的言论会获得极大斥责反对，名誉会受到影响“，我据此搜寻例子，网上具有支持性的论据挺多的，但一瞬间想到了特朗普，可特朗普的例子不同寻常啊！想到这里，我好像找到某种不严谨的答案：可能这是一种是协商式回应吧！

四、结语

再次读完，对霍尔的这篇文章总算是有了浅层的理解，也有了两个印象深刻的看见：

第一，在电视等媒体中，我们理解的不是”暴力的信息“、不是”幸福的信息“、不是”未来的信息“，而是”令人觉得暴力的故事“、“令人感到幸福的故事”以及“令人看到未来的故事”，并且很可能，暴力背后还有动容的温情存在，幸福背后有暴力的伪装，未来背后是虚构的强调。

第二，如果想要了解社会，可能得远离新闻，远离那些打着官腔的期刊，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事实，从微不足道的知识中去发掘——八卦杂志、肥皂剧、音乐视频等等，找出不一样的故事。

2020年10月17日11:00，广东广州，@MonVin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