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这本书的研究聚集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10年代，主要讲述了互联网和手机颠覆了我们对自身和人际关系的许多传统认知，书中具体分析了数字媒体在人际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本书的前两章内容主要提出了一些数字媒体时代的关键词，作为后续讲述的铺垫。作者提出交互性、时间结构、社会线索、存储、可复制性、可及性、移动性这些贯穿全书以及整个数字媒体时代的关键概念，并给出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三种理论视角：技术决定论、社会建构论、社会形成论。这三种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为切入点，分析了技术和社会之间的连接。

技术决定论，是把技术视为因果关系的动因，是社会变革的力量因素。这种理论认为技术是能将自身的特性传递给使用者，而忽略了社会语境的因素，独立影响社会的语境建构。

社会建构论,则认为人才是变革的的推动者。这个理论主要关注于社会的力量是如何影响新技术的发明，也关注社会在新技术使用的接受过程。因为每一样新技术的背后都有发明者、投资者、竞争对手、政府、用户等形形色色的人的因素的影响，所以技术的产生应用都是人的行为导致，人与社会变革力量才是最大的动因。

以上这两个观点一个强调技术，一个强调社会本身的力量，但是却忽略了这两个元素之间的碰撞，即技术与社会间的双向影响。而作者提出的第三个观点，社会形成论，就是站在中间的立场上，认为技术对人的确有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的。人、技术、环境这三者没有单一的主导力量，而是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存在。比如，环境如何导致技术的产生；技术为环境提供哪些可能与限制；人如何处理、运用、修订这些可能与限制。

从这个角度出发，技术的后果来自一种混合的“可供性”。可供性理论最早是由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吉布森提出的，他认为“可供性”是指在环境中可获取的行动可能性。对吉布森来说，可供性是相对于行动者的行动能力而存在的。即使行动者的需求和目标改变了，可供性也不会变。然而，后来的学者认为，可供性是通过与技术的直接互动而浮现出来的，这往往导致使用者的试验和适应过程，进而形塑人们对技术采取的行动。当我们把这两种观点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现，“可供性”其实提供了一种“关系”：技术的物质性影响用户行为，但不能决定用户行为。可供性理论自1979年由吉布森提出后，在设计心理学、现代认知科学、科学社会学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并非将“可供性”简单的理解为环境提供的客观因素，而是加入认识怎样的感知可供性这一主体性的视角的。

在后文中作者通过中介化交流、社区网络、关系连接、日常交往中的媒介使用等观点围绕新媒体和新型人际关系展开。

作者提到数字空间中的传播是中介化传播，而她口中的中介化传播是一种新颖、兼容的混合交往方式，不仅仅是具体的身体交流的的缩减版。即中介化与非中介化之间的关系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关系。在过去的相关研究理论诞生时，媒介本身所承载的社交线索贫瘠也就是纯文本的形式，这使得学者们普遍并不看好甚至质疑中介化传播。但随着时代的变化，新的媒介产生，新的理论也需要随之诞生。现在的社交线索滤除，分割的时空。错位的时差和稀疏的线索有时反而能带来更多的表达的真实性；网络论战的数量被高估，因为这类信息更容易被人看到，攻击性的言论更容易被记住。正比如我们在微博冲浪时，总会在热门话题下看到很多争议，这些评论往往更多的被回复、点赞，被置于评论区榜首，而这种网络论战并不是在社会规范缺失的情况下出现的，相反，又是正是因为规范的出现，提供平台，鼓励讨论，由此带来的。作者也指出人们在不同媒体上交流的方式也重塑了媒体本身。当人们面对中介化传播时，基于用户的需求，逐渐出现了emoji、表情、图片、视频等新的表达方式去弥补原本贫瘠的社交线索，还原真实的表达语气。这些emoji和图文表情包都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社交距离，使得贫瘠的纯文本所表达不出的真是想法借以更多的形式传达出来，使网络聊天含蓄有趣、也可以塑造用户的自我形象。

每天有来自全球各地数以亿计的人，在线上同步或异步分享自己的兴趣爱海，并在线上结成了群组和虚拟社区。作者考察了线上社区的共享性实践，可以被理解为倾听。相比之下，作者更关心的是共享性的空间感、共享性的实践仪式和社会支持的交换，是如何有助于在数字环境中形成社交感。正如作者所言“新媒体常常被用来传播信息，连接人和群体，支持现有的行动者社区、动员新人参与，激励参与者更进一步的投入，以及塑造和煽动舆论。新媒体作为技术和空间，拓展和维持了社会运动所依赖的网络，加强了对现有活动的参与”，事实上，新技术提供了许多可供性，并通过这种可供性带来社会变化。速度、交互性、可及性的结合，可以让人因为共同的利益而超越地理社区的界限聚集在一起。这些方式极可能为个体赋能，也可能导致群体极化。

所有的媒介文化发展都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的交流中，人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缺席。电话延伸了我们的耳朵，照相机延伸了我们的眼睛，而互联网呢？在它的世界中，一切信息的源头仿佛都深藏不露，然而又脆弱不堪，随时可以风化在所有看客的窥视与唾沫里。作者对于网上自我的呈现方式的重点论述，表明了她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作者的很多看法都极有见地。比如，在有关网络社交与地理空间、文化空间相联系的讨论中，作者指出了社交媒体影响公众对社会与政治议题关注的效果。的确，从前我们只能通过报纸或者电视了解时事。而现在，人们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和朋友圈，一次又一次的自发筛选与推送信息，很多人已经渐渐习惯于用社交媒体的交流去了解动态、观察事件、组织议程，并且影响舆论导向。

因为疫情，互联网再一次证明了它的必要性，许多事情在线上完全可以实现。在尽量避免面对面接触的极端条件下，我们通过网络这种中介化传播传递彼此的感情，从根本上来说，网络社交是显示社交的萌芽，现实社交也可能是网络社交的延伸。我们在”云端“的交往的每一个瞬间，都在重塑我们的互联网环境，也在重塑我们的社会环境，线上线下相互依存，也相互改变。经由互联网这一媒介我们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感受到了它在疫情、暴雨和metoo运动中产生的巨大力量；任何事物都不是非黑即白去看待的，伪装后自我呈现的真实的自我边界和真实的自我边界也未必是清晰可见的。而中介化传播也只是“一种人们用来连接彼此的工具”；麦克卢汉用“媒介即信息”阐述媒介对社会的深刻转变，而在疫情肆意的当下，当我们真正了解了媒介的用途而不被他规训，则通过媒介和远方的朋友彼此相连和拥抱。

数字媒体既没有拯救我们，也没有毁掉我们，更不是在重塑我们。但它们正在以不胜枚举的方式，改变着我们与他人和自己之间的连接方式。我们因为互联网的存在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与更多人保持更长久的联系。我们可以发现并分享从未接触过的支持性资源。我们越过曾经人类无法想象的界限，创建新的群组和关系。互联网偶尔使我们变得糟糕，偶尔使我们更加美好。关键是在于谁在进行、为了什么、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传播、以及人们对此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