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弄清楚了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家，然而《理想国》第六卷一开始，苏格拉底又让人泄气了。

世间万事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从一座城邦，到一个茶杯，一块石子，再到人的生命，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莫不如是。面对这样一个丰富多彩，却又瞬息万变的世界，人迷惑了。每个人都在试图描述世界，每个人都在评价、判断，然而，每一个人又都看不准、拿不定。这种模糊的不确定性让人苦恼。其背后隐藏的是不仅仅是语言面对世界时的贫乏和无力，更有人的认知中，深深的不安。

变化莫测的世界让人类不知所措，但是，一切必须有一个解释。

所以，我们要有哲学家。作为真理的守护者，他们热烈地追求着永恒的实体，练就了一双洞察事物本质的火眼金睛，不受那让人恼火的永无止境的产生和幻灭的过程地影响。本来指望着他们带领众人和城邦走出荆棘，走出迷茫，走向光明。然而，让人沮丧的是，城邦中似乎并没有哲学家的位置。

好比有这样一艘船，船长耳朵有点聋，眼睛也不怎么好使，于是一些水手连哄带骗，使尽阴谋诡计，困住船长，侵夺了船的指挥权，他们任意挥霍船上的给养，吃喝玩乐，任性地在大洋上航行。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船上建立帮派，凡是曾经支持过他们夺权的，现在都成了功臣，其他人，都被他们排挤，而且被骂成废物。

这是一出闹剧，也是一出悲剧，但是这样的悲剧却不断在历史中上演，一次又一次循环。那个耳聋眼瞎的船长，尽管不能算是一个优秀的带领者，但他至少懂得航海需要专门的知识，特别的经验。但现在，篡位者们将他软禁，剥夺了他身上最后的光环，这还不要紧，但随之而来的是对真正的知识的蔑视，是对待真理的无知和傲慢，哪怕此时，来了一位真正的航海家，愚蠢的水手们又怎会将船只的指挥权拱手相让，相反，这位真正的航海家反而会被他们当做废物。

这就是哲学家在城邦中命运。原本，苏格拉底精心将他们打造成理想的城邦领导者，到头来却发现，他们非但不可能获得领导城邦的机会，甚至连一个受尊重的位置都求不得。

在古典时代，哲学被看做智慧的代名词。然而，以现代的视野来看，这种模糊的对应显然太过笼统。尽管它保罗万象，但是，边界的模糊性很难让我们能够建立起认知的秩序。在理想国的语境中，哲学家之出现，乃是为了理想的城邦的实现，因此，对于他们所应当具备的专门知识，我们应该划出更清晰的边际。

其实苏格拉底在第六卷一开头提到已经提到了，“谁最能守卫城邦的法律和习惯，我们就确定谁做城邦的守卫者”。

为什么法律和习惯如此之重要？因为，城邦作为一个共同体，是为了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使得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境况能够优于独立状态。苏格拉底也说过，团结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善。城邦不仅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历史与现实的纵横交织，使得城邦中的居民紧紧地凝结在一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实聚拢人心依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是生存的压迫；而历史的连接，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引力，让人们在时间之流中获得认同感。

城邦需要哲学家做的，其实就是维护城邦的团结，建立并维护正义的秩序，这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作。

因此，我们需要一些天资优秀，且精明睿智的人来做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他们在杂芜的世界中找到理性的方向，带领国家避开贫穷和混乱，走向富裕和强大；我们需要他们用他们独有的智慧，协调城邦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适当的时候定纷止争，做出公正的裁判；我们需要他们妥当地配置城邦中有限的资源，使得各阶层能够获得最大的幸福；我们还需要他们为我们的后代提供最恰当的教育，使得城邦的文明和我们的传统得到有效的传承。

可以看出来，城邦需要的“哲学家”与苏格拉底心中完美的“哲学家”毕竟还是有一些差别。

在苏格拉底的描述中，要成为完美的哲学家，必须具备许多优秀的天赋，“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可以感觉到，苏格拉底对哲人王的期许，多多少少也渗透着他对“完美人性”的渴望。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一厢情愿，也是人类在自我认知的道路上的一个必然结果。

仔细分析一下苏格拉底提到的这些天赋还会发现，其实它们并不是一组平行的概念，其中一些是智力方面，一些是性格方面，还有一些则是兴趣方面。按照现代人的理解，智力方面的因素很大程度上由先天决定；性格方面的因素应该和成长环境有关；而兴趣或者志向方面，则与所受的教育，知识视野有关。苏格拉底一股脑把所有的因素归为天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古希腊，学者们还没有建立起分科治学的意识，习惯性地将许多看起来相似的概念丢在一顶大帽子下面。

如果上面这种归纳成立，那么，接下来优秀的年轻人在成长为哲学家之前，就被被城邦败坏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兴趣决定了人选择的方向；性格决定了人受欢迎的程度，和协作能力；而智力则决定了人成长的速度和所能达到的高度。人在成为某种特定的人之前，首先他是一个人，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政治家，或者艺术家和工程师，一般来说，他们要共有一些必要的“硬件”基础，在这里就是性格和智力。

所以，这样看来，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哲学家的关键就在于“兴趣”这个因素上面。如何定义这里的兴趣呢？这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兴趣一方面一定是对于某种事物的一种“酷爱”，一种近乎于偏执的的爱，于哲学家来说即是“爱真实”。苏格拉底有一段很玄妙的描述：

“爱的锋芒不会变迟钝，爱的热情不会降低，直至他心灵中的那个把握真实的，即与真实相亲相近的部分接触到了每一事物真正的实体，并且通过心灵的这个部分与事物真实地接近，交合，生出了理性和真理，他才有了真知，才真实地活着，成长着；到那时，只有到那时，他才停止自己艰苦的追求过程”

苏格拉底将这种“酷爱”看做“爱知者”的天性，但却是一种需要精心呵护的天性，否则在其发育为真正的哲学家之前就早早被败坏了。

我们很难说苏格拉底哪里说得不对，而且这个问题似乎也没那么重要，因为和一个古人争论“爱真实”到底是天性，还是后天形成的兴趣不太可能得到什么有益的答案。不过我们倒可以看看其他人就这个问题的看法。

叔本华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论教育》，他认为，孩子在15岁之前不应该学习哲学或者宗教这样的科目，因为这些科目需要开阔的见识才能理解，孩子如果不能够理解而只是生硬地学习，就可能导致严重错误的观念。

回到理想国中，如果按照叔本华的说法，无论是治理国家所需要的运筹帷幄，还是认识“实体”所需要的洞见，显然都是超出了孩子的接受范围的。但是，如果我们在15岁之后才开始教孩子哲学，他之前所接受的教育是否已经将他属于哲学的天性败坏？又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形，他的天性中并不存在什么与哲学相关的东西，如果他后来有幸爱上哲学，全都是后天教育和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一切都未可知。

兴趣的问题到此为止，我们再来看看哲学家是如何被败坏的。

苏格拉底用了一个比喻，意思清晰明白：

“任何种子或胚芽，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养分、季节、地点、那么，他越是强壮，离开达到应有的发育成长程度就越远”。

一个有天赋的年轻人无论做什么，无论走到哪里，必然受到人们的称赞和追捧，年轻的心怎么经得住这样的诱惑。更何况，这些赞赏和追捧中，不知道还夹杂着多少算计和阴谋，岂是他们小小年纪所能识别的。

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这一点苏格拉底早有认识。人们以为是诡辩家败坏了少年，哪里是这样。诡辩家只是顺从流俗，迎合大众而已。他们只不过像驯兽师那样，更懂得野兽的本性，懂得投其所好，懂得如何撩动其情绪。他们并不在乎什么真理和正义，他们只按照野兽的意见来表达，凡野兽喜欢的就称之为善，凡野兽不喜欢的就称之为恶。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样的人既是可恶的，又是可悲的，与其说他们败坏了少年，不如说他们做了庸众的帮凶。

年轻哲学家的遭遇还不止于此。当献媚和误导不能达到目的，那些曾经跪在青年脚下的野心家们就动用私人阴谋和公众控告。在他们眼中，只有自己的私人利益，任何不能帮助他们攫取更多的利益的人就是障碍，就去要被隔离，于是各种污名，污蔑接踵而至。这一切，与我们开头提到的那艘船上发生的事情惊人地相似。

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当那些最配得上哲学的人离弃了哲学之后，小人们乘虚而入，玷污了她，使她蒙受污名，受无端的指责，更让人们以为玷污者的那些诡辩就是真知。

至此，哲学在现实城邦中的最后一点尊严被剥夺。

《理想国》读书笔记（484A—49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