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诗人张楚的歌词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生活在强调社群、排斥异类的儒家伦理社会下个体的无奈和悲哀。
作为伦理本位的儒家社会，个体是“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社会关系中的一员，剥离了这种伦常关系，个体便无所依附，无所定义。而“耻感”是一种文化，通常主流价值观下不被认可的思想和行为就是可耻的，其内容随社会和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儒家传统社会，“孤独”意味着游离于社会伦理秩序之外，“孤独”是异类，离开了伦常的个体是无法想象的，且不为主流价值观所认同，“孤独”是可耻的。
国人一向欣赏能圆融处世，游刃有余地胜任其社群角色之人，并誉之为“洞明世事、人情练达”。而如果你孤独，那你就简直在同整个伦理秩序为敌，孤独的人是不完整的人，你在暗示对构筑你伦理角色的所有关系不满。孤独的人，是特立独行的人，泯然于群体才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不独古代，1949年中共建制后，虽宣称建立的是一个“新中国”，但对“孤独”的鄙视却丝毫不减，甚至愈演愈烈。千人一面，无论男女皆着灰蓝色工装，连表情甚至思想都模式化。国家接管了社会，庙堂碾碎了江湖，居委会、工会、党组织无微不至地关心着你的衣食和住行、婚姻和性，思想和情操……个体无所遁形。孤独，太可耻了，那是资产阶级的臭毛病。
排斥孤独，将孤独视为可耻，是强调群体的农业社会思维的印记，也是前现代或曰尚未完成现代性国家建构的社会具有的思维习惯。前现代社会是排斥孤独的，孤独具有某种个人主义的倾向，它只能是个体觉醒的产物。
中国人历来不重视“死亡”的议题，缺乏对“死亡”的反省和深思，宗教在中国人生活中的阙如也反映了包括“死亡”在内的终极关怀在国人精神世界中不占据重要的地位。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对死亡的追问从此一直在儒家主流社会遭到悬置。不管儒家如何讲究入世，意图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来达到不朽，然而，死亡，终究只能是个体孤独面对的问题，只有面对死亡，人才会作为孤独的个体而觉醒，“向死而生”才能以孤独的个体质疑和思考生之意义。
儒家文化赋予生命意义，是依附于伦理的，伦理本身就是其存在的价值，但伦理是相对的，是外在的社会规范，是一套话语体系，是虚幻的。相反，西方的“存在主义”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先有孤独的个体的存在，才有“本质”的展开。
视“孤独”为可耻的文化里，个体没有存在感。
在个体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的现代性社会，孤独并不受到歧视，反而往往同个性相联系。孤独不是残缺，而是另一种圆满。个体饱满、自足，才能孤独，才不会有离群的惶恐。寂寞是被动的，孤独是主动的，孤独是主动疏离之后的审视。孤独的人，懂得与自己对话，懂得独处的美德。
虽然具备现代性的国家往往是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权，宗教并不必然地排斥孤独。宗教的灵修、参禅，都要求独处，与自己对话，教堂和寺庙也经常建立在偏僻之处，甚至生产都自给自足，和外界的联系减至最低的程度。宗教的某种孤独避世特征也往往不被世俗政权容忍（基督教的这一特质是在宗教改革和新教运动后才发展出来的）。
建立在基督教信仰之上、政教分离后的西方现代性国家，政治上保障个体权利和自由，社会比较宽容不同的价值观，孤独便是个人的选择，你可以不喜欢孤独不合群的人，你也可以欣赏他们觉得他们很酷，但孤独绝不是可耻的，它已不构成耻感文化的内容。孤独，在群己权界上退回个体私域，而不再在公域内成为公众批判或颂扬的标的。
2014-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