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常常梦见的“家”仍然是那座老楼：红砖墙绿门窗，楼后是一个个蘑菇似的草垛，楼前是一个挨一个的鸡窝。
这座平平常常的楼建于六十年代初，是方圆数十里唯一的一座住宅楼，周围被农村草顶、瓦顶的矮房子簇拥着，象是鹤立鸡群的样子。尤其因为他们点着小油灯，而我们有电灯。那时的流行语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据说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生活。我们离共产主义并不遥远，就差一个电话了，所以成为方圆数十里羡慕的对象。
然而和方圆几十里的周围农村一样，我们楼前有一溜鸡窝。用砖和泥垒成的小房子，上面盖几页瓦片，小小的门口堵块石板，鸡窝前用旧鱼网围成一个小方框。清晨，许多公鸡争先恐后地打鸣报晓，人们也陆陆续续地打开石板的门，放它们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傍晌的时候，母鸡们红着脸走出鸡窝，炫耀的咯咯声此起彼伏，呼唤着主人。拿到热乎乎的新蛋的主人，把早就准备好的奖赏撒在地上，母鸡们立刻住了嘴低下头啄食香喷喷的玉米粒。黄昏时分，家家忙着堵鸡窝，一定要把石板堵得严严的，不留一丝缝，一不小心半夜鸡叫就说明有黄鼠狼子光顾，大人们都赶紧抓起手电筒跑下楼去检查自家的鸡窝。一日三餐前，家家传出砰砰的剁菜帮菜叶的声音，那准是在给鸡们准备饭。
邻居李大姨总是喜欢养本地鸡，几只温顺的母鸡配上一只威风凛凛色彩斑斓的公鸡，秩序井然，鸡窝也总是收拾得整齐干净，象她家里一样利索。王大姨的鸡百花齐放，大大小小一群混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争我抢，常常踢翻了碗。最后总会有两只好斗的公鸡扭在一起，扑腾得鸡毛漫天飞舞。吓得小鸡们挤在一角，吱吱叫着不敢动弹。只有见过世面的老母鸡才满不在乎地趁机大饱口福。王大姨的管理也是宽松式的，鱼网盖得不严，它们常常跑到外边去游玩，有时也把蛋下在外边。玩野了，天快黑了也不肯回窝，害得王大姨几乎每天黄昏的时候都楼前楼后的呼唤，一边叫着它们的名字一边用最难听的语言咒骂着，就象她每天骂她的两个儿子。
我家的鸡窝和别人的差不多同时盖的，养鸡的历史也一样长。春天买小鸡的时候也买上一群。妈妈总是喜欢买白色的来亨鸡。可是等它们长得大一些，能分清公母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几乎都是不会下蛋的公鸡。别人都说这是因为我们家全是女孩，重女轻男，养鸡自然要反过来。为了早一点弄清它们的性别，妈妈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把小脚丫蘸上水，让它们在报纸上留下脚印，听说走直线的是公的，走八字的是母的。可是母鸡还是少得可怜。每年的鸡群能出一只争气的母鸡就不错了。在我们家的养鸡史上，有一只老母鸡是妈妈念念不忘的，它不光每天准时下一只蛋，而且高兴的时候连着三天下特大号的双黄蛋。那只母鸡仿佛很懂事，妈妈有意放它出去散散步，它也不会走得太远，天一黑就自己钻进窝里。
那时候我们既没有煤气也没有液化气，更谈不上用电来作饭，家家户户都象农村一样烧草。住在楼上的人们见了柴草也象住在草房子里的农民一样的亲。厨房里有风箱，有象农村一样的大锅，有的人家还盘着胶东农村传统的大火炕。这一切都离不开柴草。那时没有人想到去买柴草，因为山上到处都是。于是，我们的楼后就自然而然地添上了一道风景：草垛。每家一个，通常是把一棵树围在中央，把晒干的草转着圈垛起来就成了。十年后回到家，再也见不到草垛的时候，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有好多年看到草就手痒，好长时间不理解如今的孩子们为什么不拾草。
拾草自然是我们小孩子的事，因为大人们都很忙，他们总是有开不完的会。而且白天晚上都要开。他们常常在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个残废的英雄模范人物美还是丑”这一类很简单又很悬的问题。我们觉得大人们什么都知道。可是等了好久也没有一个令我们满意的答案。更多的时间，他们都在写大字报读大字报。半夜三更不睡觉，讨论问题分析形势。我们听不懂也不感兴趣。但是心里有点担心害怕。害怕清晨听到有人砸门的声音。更怕听到坚强的母亲在夜里的哭泣声。
其实大人也和我们一样喜欢到山上去拾草，但他们总是没时间。何况他们也不太愿意让山上的农民看到，那个时候他们大多被称作“臭”知识分子。奇怪的是他们虽然“臭”了，却仍然挺清高的。山沟里的大学毕竟也是大学，他们时刻不忘这一点。
有一次从二十里外的农场劳动回来，吕叔和菊姨发现了一段没人要的树枝，喜出望外。夫妻俩一起拖着往家走。吕叔毕竟是物理系的书记，等翻过山，靠近家的时候，他便松开手，装作没事散步的样子，背着手快步走在前面。菊姨只好自己拖那又笨又重的树枝子走在粘乎乎的山路上。她腿不好，路又难走，可想而知多么费力。有人看到了这一幕，更多的人听到菊姨骂了吕叔三天。截断劈开那段树枝当然是吕叔的工作，他干活的时候很开心地哼着小曲，因为半个冬天生炉子的柴火有着落了。在楼后干活他不怕人看见，因为大家都一样。大人们在传着这段笑话的时候，难免流露出对那堆劈柴的羡慕。
那时孩子似乎有很多时间，放了学不是趴在家里写作业，而是三五成群地去拾草。有时也自己去。每人必备的工具是一个草绳编的网包，一杆竹耙子，往肩上一背，就上山了。校园和田野的界限只是一道铁丝网。钻过铁丝网就是山。铁丝网上有我们自己开的“门”。出了“门”就是我们的天地。用竹耙子在山坡上、小路边、果园里耙呀耙呀，一会工夫就有一堆堆的收获。把网包塞满是很容易的。扛着沉甸甸的网包回家的感觉大概就是一种丰收的感觉。有时还能拣到一些农民落下的萝卜、地瓜什么的，那更是额外的收获了。
草拾回来还要晒干。于是天好的时候，院子里到处都晾着草。一滩一滩的，界限分明。驼背的钱姥姥总是在晌午时分下楼去翻晒她家的草。一是这时太阳好，二是人们大都睡午觉了，她用一根木棍翻来翻去，一不小心就把别人家的草翻进自己家那滩里了。
那时的秋天仿佛很长，给孩子们留下很多时间来拾草，让我们把自家的草垛都弄得又高又胖，直到厚厚的大雪把一切都盖住，才停下手来。草垛是孩子们用自己的双手给全家储备的能源，可以一直维持到明年拾草的时候。那时没有哪家的父母会对孩子说声谢谢，可孩子们照样干得很起劲。父母曾说，某次外出多日从学习班挨批斗回来，看到家里脏得像猪窝，床底下塞得满满的，是一个冬天都用不完松球。
至今一不留神回到三十年前的镜头，我能清楚地看到那些黄昏中忙碌的小身影：被秋风吹得逡裂的小手，乱蓬蓬的小脑袋和淌着汗珠的脏乎乎的小脸，还会看到那些小脸上苍凉而满足的笑容。我们这些大自然的孩子，站在苍凉而美丽的背景里，这背景定格成为人生的底色。
1997年12月8日 16时44分写完
2018.8.5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