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看完一部台湾热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目前，这部剧在豆瓣上已经有超过四万的评论和高达9.5的评分。作为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新闻行业剧，这部剧还是给了我许多感触。
1、恶离我们并不遥远
这部剧主要围绕一起随机杀人（无差别杀人）事件展开。一个叫李晓明的年轻人在剧院里对关注进行无差别扫射，造成了9人死亡。凶手被判死刑关入监狱，而在鉴于之外，他的法扶律师、他的家人以及受害者家属却仍旧陷入事件当中。
世上的恶有太多，任意褫夺他人的性命则是最大的恶。无论身处怎么样的太平世道，人们还是未能逃脱对死亡的恐惧。这部剧里讲的随机杀人事件，据说是以2014年台湾的郑捷杀人案为原型，而相似事件似乎离我们也并不遥远。
恶离我们并不远。除了媒体报道缩短了我们与恶的距离。马加爵案、药家鑫案以及见诸报章的舍友杀人案……这些极端案件都曾在我们中间引发骚乱和恐惧，也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就我个人而言，“恶”也曾与我擦肩。2014年我高中毕业，和妈妈一起从昆明坐火车去广州，几个月以后，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恐怖事件震惊全国。新闻报道上的场景如此熟悉，如果我们晚几个月去广州的话…..每当想到这里我就不寒而栗。
或许也正是这部剧里那些根植于现实的剧情，以及它带给观众恐惧与感同身受，让本剧得到这么高的评分。
2、善恶并不分明
这部剧传递出的最强烈的信息就是——“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同样地，在我们的世界里，善恶常常并不不分明”。
剧中李晓明随机杀人是事实，他就指向最明确的“恶”的存在。在李晓明杀人之后，他的父母在媒体面前下跪道歉，却得不到公众的同情。李家父母的生活从此被毁，被迫变卖房子，到乡下“神隐”。他们的女儿则不得不放弃学业，通过更名的方式尝试重新进入社会。媒体迫于信息生产的压力，出于对“伸张正义”的执着，不断地挖掘案件细节，追踪凶手家属。而广大的网友，出于同情心和朴素的正义感，持续地对凶手家属施压。而作为无辜者一方的被害者家属，希望凶手受到严惩，这也在情理之中。似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里，坚持了自己的一份正义，都以自己的善恶标准在作最好的选择。然而正如前文所讲，“善恶”是没有明确界限的。媒体总以为自己报道事实是在行善，然而剧中媒体对一对母子的不当报道，导致母子双双自杀；网友以为自己在伸张正义，但他们却把粪水泼向了法扶律师；到最后李晓明被枪毙了，这或许是民众所期待的正义了，但恶的源头却被藏得更深。
剧中李大芝被自己曾经爱慕的学长利用，将自己和家人的信息曝光，引发了一场危机。作为一个新闻学子和从业者，李大芝不无绝望地喊出了一句“媒体也在杀人”。NEWS哥在剧中一直以温暖的形象示人，在与李大芝的谈话中，他伤感地说“明明我们都是好人，可是结果为什么变成了现在这样”。每个好人都有可能作恶，只是当我们一直以自己的善恶标准行事的时候，一切似乎都心安理得了。
也正因如此，那个把杀人凶手当作“弱势群体”进行法律援护的律师王赦，不论剧里剧外都显得有些另类了。他为精神病人辩护，也为一位被定型的死刑犯不断游走。他的行为自然得不到理解，网友谩骂他，说他为“人渣”辩护。在李晓明意外地被迅速执行枪决后，王赦醉酒，伤心地问“为什么他们都不让他见见家属….民主法治是用来讨好人民，讨好媒体的吗？”。这个问题问得如此深刻，那一刻，我也分不清到底是他醉了，还是其他人在醉酒中。
王赦并不是在否认李晓明的罪恶，他一直奔走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楚李晓明为何行“恶”。但李晓明被匆匆执枪决，这个决定或许真是王赦所猜测的，是相关部门为了迎合名义，为了讨好媒体。总之。两年的调查换来李晓明的速死，而这除了留下很多家庭的伤痛之外，再无其他意义。
面对恶，我也曾经像剧中的网友一样，希望那些作恶之人能迅速得到处决。但这一次我有了更多的思考。根据相关背景资料显示，剧中另一个杀人案也取材现实。2016年，台湾一位母亲带着年仅三岁的女儿“小灯泡”逛街，一名男子冲上来，将女儿连砍致死。案件发生后，社会的声音都是呼吁对凶手立刻执行死刑，但“小灯泡”的母亲却抛出了一系列问题：
“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们？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速速执行死刑？”
善恶并非永远对立，恶的消灭并不意味着善的降临。简单的死刑，并不能消除恶的根源。这部剧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如何解决“恶”以及它所结下的恶果？在剧中，李大芝和她的父母都曾试图逃避社会，通过“神隐”来告别过去，然而外界依然对他们充满怨恨，受害者家属也没有原谅他们。剧中的另外一条线——落魄导演应思聪，也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常常把自己锁在家中，逃避过去和现实，结果病情越演越劣。剧末时，那些曾经想通过“逃避”来回绝问题的人，统统选择了直面现实：
李大芝和她的家人最后在王赦的帮助下，与受害者家属们一起坐下来做咨商；应思聪则大胆地接受治疗，并且学会了与另一个自己和平相处；就连宋乔安也学会了与刘昭国沟通。总之，这些人都尝试直面现实，通过沟通和协商解决问题。最终，李大芝和她的家人终于得到了被害者家属的原谅，应思聪成为了一个画家，宋乔安则重新变回了那个幽默的自己。
善恶没有明晰的界限。正如人生绝望处常常暗藏希望，我们离恶不远，我们离善也很近——关键是我们摒弃那种简单的二元思想，勇敢地向现实迈出一步。
3、关于媒体，关于新闻
这部剧里探讨了很多关于媒体的、有意义的话题。
比如关于媒体的生存悖论。剧中品味新闻台一直被人诟病，说它们只做那些赚流量的没有营养的社会新闻。宋乔安说，“没有收视率，老板就不会给资金，没有资金，又怎么去买高质量的外讯”。剧中的新闻记者绝大部分工作都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在他们那里，新闻更多的是一种谋生手段和职业，然而新闻毕竟在社会中广泛流通，指导公众的社会生活。公众一方面要求媒体产出高质量的新闻，一方面又将收视率、点击率贡献给了垃圾信息。（用点击量来衡量新闻的价值本来就很不科学）
又比如“媒体杀人”。剧中宋乔安的妹妹和妹夫这样评价媒体对精神病人的报道——“病人上新闻都是因为一些犯罪原因，明明失业、贫穷、药物滥用，这些更容易导致犯罪”，意思就是指媒体对某些群体的“标签化”报道。媒体的报道框架，以及记者报道的局限性，让很多报道难免失当，但这种报道却往往给当事人带来“网络暴力”。比如之前万州公交车事件中的女司机，就因为媒体的失当报道，一时成为网友霸凌的对象。网友认知有限，媒体给出的有限信息往往给舆论以“靶向”。如果这股力量运用不当，善意的初衷往往也会变成作恶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