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媛媛
雨季的风裹着树木的清香钻进阳台时，我正蹲在整理旧物的角落里。这时，那个陪了我们十六年的文件盒，突然掉在了地上。文件盒被我掀开的瞬间，霉味混着墨水味的气息涌出来。最上面压着张褪色的租房合同，墨迹被晕成模糊的云，底下是干硬的印章，还有张陈旧的全家福：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休闲服，母亲系着蓝围裙，四个孩子挤成一团，背后是出租屋斑驳的白墙。 这让我想起《心居》里冯晓琴蹲在亭子间剥毛豆的场景，我们的故事比她更冗长些。从二零零九年到二零二五年，十六年间，我家六口人搬了八次家。第一次是刚到县城时，租住在法院对面的门面房，我们准备卖牛肉。可那时在法院对面生意不太好，因为人少，索性在几天后搬到文联路卖串串。生意虽然不太好，但相比在法院对面，稍微好了一点。这让我们终于在小县城扎了根，每天几十块钱的收入，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那时的家是在串串店的二楼，吃住全部在二楼。我记得很清楚，一家六口挤在一张床上。对于弟弟妹妹们来说，没有什么拘谨的。可对于当时年满十一岁的我来说，那么大了还要和父母睡在一起，确实有点奇怪。母亲总说：“等攒够钱，咱们租一个一里一外的房子。”可直到二零一八年，我们才结束了长达九年的租房生涯，开开心心地搬到了廉租房。
那是县城新盖的廉租小区，房子虽然只有四十五平米，但五脏俱全。廉租房里总共是一室一厅一卫一厨，卫生间在走廊里。我们搬到这里，生活算是获得了真正的体面。这里有独立的卫生间，有单独的厨房，而且住的空间也大了。我和两个妹妹住在卧室里，弟弟住在阳台临时支的床上，父母住在客厅里，吃住总算是分开了。那时我们一边经营着饭馆，一边畅想着遥远的未来。看着身边的人一家一家住进了楼房，我们也期盼着住进楼房的那一天。父母总说：“要是有一天，我们能一人住一个卧室，那该多好啊。这句话好像带着一种悬念，两年以后，我们终于如愿住进了精装房。
真正搬进大平层的那天，父亲的白头发在阳光下格外刺眼。一百七十平米的房子，有四个卧室，双阳台，厨房大得人还得走半天。可搬完家那天晚上，母亲坐在新沙发上抹起了眼泪。“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可以靠我的两把手住进这样的房子”。说着，她闭上眼睛，开始回忆过去。”父亲蹲在阳台修纱窗，锤子敲得叮当响：“明天我开始联系美缝的、装马桶的人，等细节完善好了，我们的新家算是有着落了。”《心居》里顾青俞说：“房子是壳，人是芯”，这话在我家得到了最朴实的印证。大平层的飘窗上，母亲摆着从老房子带来的老式花瓶，装着晒干的茉莉花；父亲把用了好几年的电动车钥匙放在玄关的鞋柜旁；小妹的钢琴摆在客厅，琴谱里夹着张纸条：“谢谢爸爸妈妈，让我不用在廉租楼里写作业了。”最让我触动的是我的房间，进门的位置摆着一个书桌，上面打着三层书架，分门别类地摆放着我这些年积攒的书。
上周去文联路周边办事，路过当年住的家。看见门面楼日渐更新，那时没有装修的、没有安门窗的楼已经全部被蒙上了繁华的一面。回忆过去，我突然想起《心居》里施源修老房子的情节。那些被岁月磨旧的砖瓦，那些带着裂痕的门窗，原来都是“心居”的注脚。我们总以为要住更大的房子、更漂亮的房子，才算是“心有所居”，可真正让心安定的，是母亲缝了十六年的椅垫，是父亲骑了好几年的电动车，是四个孩子挤在廉租楼里朗朗的读书声，是每个清晨厨房飘出的咸菜香。
傍晚收衣服时，母亲把洗好的床单晾在新阳台。风掀起蓝布帘，像朵温柔的云。小妹举着手机拍晚霞，父亲凑过去看：“这颜色比在廉租小区看好看多了。”母亲把最后一床被子搭好，转身对我说：“你记不记得，当年在老家，你说长大要给全家买大房子？”我笑着说：“现在不就实现了？”她摇头：“不是房子，是咱们一家人，把苦日子过成了甜的。”合上《心居》时，窗外的晚霞正漫进客厅。
文件盒还敞开着，里面躺着无数张租房合同。原来所谓“心居”，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地址，而是那些被我们反复触摸的温度。母亲缝补时的针脚，父亲骑行的旅程，孩子们在地板上跑跳的笑声，还有每个黄昏厨房飘来的烟火气里，那句没说出口的：“回家了”。在这间装得下六个灵魂的大平层里，在晒满太阳的飘窗上，在旧物与新光交织的空间里，我终于懂了：最好的“心居”，是我们一起把岁月熬成了糖，把漂泊酿成了归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