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展，使得人们特别是来自社会下层的人们有了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从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呈现稳步发展的趋势，高等学校招生不断扩张，入学率有了显著提高。但在这种发展和进步之后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教育的大众化导致就业难、社会下层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而步入上流社会的可能性逐渐降低。本文结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对社会流动、社会分层进行评析。通过查阅相关论文和教育现状展开研究，对“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进行思考。
我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中，这一过程就是社会流动。而社会分层就是根据不同的社会差别或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如财产的多寡、政治身份的显微、劳动熟练程度、社会声望的大小、文化水准的高低等等标准，对各种类型的社会集团的人们分成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本文基于高等教育的现状以及高等教育扩招带来的影响，对高等教育和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展开分析。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呈现稳步发展的趋势，经过近些年的发展也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
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学校招生不断扩张，使得更多的人可以进入高等学校学习，特别是来自社会下层的人们。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使得高校入学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都起到重要作用。在高等教育急速扩张大面积普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问题，如：高校数量增多导致盲目扩招，进而直接导致学生质量下降，学生的增多也加重了教师的教学负担，进而会影响教师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高等教育不平衡现象日渐突出：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各个大学的教育质量、师资水平、各种硬件设施等方面差别很大，学校就有了名牌与非名牌之分、重点与非重点之分，使得教育发展出现不平衡比如“211”、“985”工程的出现，使我国高校院校的等级划分更加鲜明，也使得教育发展不平衡。与此同时，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即使在同一所大学内部各个专业之间也会因为社会需求的不同，使得专业有热门和冷门之分，从而决定不同的学生个体将接受到不同层次、不同质量的知识。
高等教育“量”与“质”存在不平衡性：随着高校招生的不断扩张，教育的普及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数量上去了，当质量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如果不能把教育的“量”的扩张与“质”的稳定和提高有机结合，必然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阻碍。
大学生毕业就业难：高校的逐年扩招，导致毕业人数逐年增加，使得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在这个物欲横流、追名逐利的社会中，家庭背景成为学生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来自下层社会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增加了他们的就业压力。
影响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因素
影响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因素非常复杂，主要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教育因素、社会制度与政策因素等。任何单一因素都不可能决定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分层演进所体现的是一个复杂的、涉及许多内外因素的整体运行状态及结果。但是，在影响现代社会分层结构演进的诸多要素中，教育的作用十分显著。个体接受的教育层次越高，其对教育资源的拥有程度就越高，职业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也相应地越高，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越大。作为高端层次的教育形式，高等教育对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社会地位变更、社会阶层流动的影响是最深刻的。
社会结构因素。其中社会制度影响到流动的机会和方向。这是出于统治阶级政治控制的需要。社会结构上层空间的大小也制约着流动的机会、速度、方向。在一个向上流动机会很高的社会中，这种向上流动是对多数人开放的。工业社会远比农业社会存在更多更大的流动性，这是因为工业化和现工业改交了职业及社会地位等级结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受人尊敬的职业，从而对大多数人而言就具有了更多的成功的机会。
社会出身或家庭背景。对社会流动的研究业已指出，阶级因素（社会出身、家庭背景）持续的影响着个体向上流动的机会。这实际上证明了，社会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世袭相传的。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布劳、邓肯的经典研究：个人受教育多少受其父亲的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又影响其职业。美国科恩的研究则发现：不平等是通过社会化过程世代相传的，这种阶级差异进而影响到子女职业的选择。
个体特征。社会学分析表明，个体的能力，成就动机、抱负水准，主观努力，以至外表特征，均可能影响到流动的机会。
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地理环境和人口变迁。地理环境主要是指居民所生活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这往往意着当地所能提供的各种发展机会。例如，城市与农村相比，所能提供给人的发展机会就有极大的差别。人口变迁，尤其是某一年龄段人口中各种技术人员的数量等，都可以影响到另一年龄段人口的社会流动。
教育因素。在现代社会中,学校教育正在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流动资源。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组织科层制的扩展，选用人才的制度日益趋于标准化、客观化;随着公民民主意识的提高，必然要求一种合理的、客观的标准用于选聘;由于教育制度行使一种筛选的功能，这种筛选制度本身具有标准化、客观化的特征，因而受教育程度(或文凭、学历等）便自然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指标，并成为向上社会流动必需的一个先决条件。
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展使人们特别是来自下层的人们有了更多的教育选择机会，但并不表明来自社会下层的人们通过获得大学学位可以进入上流社会。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出身和教育逐渐成为影响个体社会地位的两个决定性因素。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而现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招生人数持续增多，进而高校毕业生人数随之增多，导致就业压力加大。而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社会下层的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毕业即失业”。对于社会下层的人们而言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所以面对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较高，而收益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有可能会低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的收益。在这种的情况下，就使得“知识改变命运”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英国的班克斯指出:“只有正式的教育资格成为较高社会地位的条件，教育与职业的关系才会加强。如果高社会地位可以循其他途径，如在职训练或在体育界、娱乐界的特殊才能获得，则教育影响社会流动的力量就会减少。”另一位英国学者安德逊(Anderson)分析了美、英、瑞典三国资料后也认为:“欠缺教育未必阻碍个人向上流动,受较高的教育也未必能保证个人不会向下流动。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在美国比在瑞典或英国更为密切。”
教育作为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正在变得日益不公平，好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几乎被中上阶层垄断，下层群体的孩子，从起跑线上就已经输了。就业的“拼爹时代”，更加大了这种不公平。社会底层向上层的流动、社会上层向精英阶层流动和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之前北京高考文科状元熊轩昂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番话，“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像我这样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衣食无忧的而且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而且还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很多外地的孩子或者农村的孩子完全享受不到的，所以这就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确实比他们走很多捷径。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就是家里又好又厉害的这种。”所以在当今教育大众化的社会下，获得大学学位也并不能表明来自社会下层的人们就可以进入上流社会。家庭背景逐渐成为底层向上流动的重大阻碍，也使得人们不得不感叹“寒门难再出贵子”。
总而言之，一个人出生之时他的性别、身份、环境就已经决定好了，这些是我们无法选择的，但是我们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所处的环境。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家境差，家庭背景不如别人就放弃通过高等教育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这一条途径。既然教育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变社会地位，哪怕这条路很窄，我们也要去挤一挤，万一挤进去了呢，就算挤不进，也不至于落入更低的阶层，相反能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高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打好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