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苦瓜之味，不是人人都喜欢，喜欢的人，也不会从小喜欢，大概要三十五岁以后才会喜欢。
也许是到了一定年纪，知道回味比“前味”更重要了；也许是在人世的苦海中沉浮久了，已经习惯苦味并从心底接受了。
母亲说，苦瓜可以煮汤。我说，那汤不是很苦吗？
母亲说，苦瓜的汤并不苦，苦瓜有个特点，和别的菜煮在一起，不会让和它在一起的食材变苦。“它不苦别人，只苦自己，所以它有个别名，叫作‘君子菜’。”
不苦别人，只苦自己。我从未听过对君子这么简洁的定义。从厨房出来，在厅里站着想了一会儿，我几乎落下泪来。
㈡这世界应该有光的，如果没有，我就让它在心里长出来。
关于你的故事，我写了一篇又一篇，换了无数地点，就像在一切经纬度种植期盼。这多么贪婪，你无论去哪里，都被我团团包围，聚精会神看着你，看着看不见我的你。
让我醉倒在河床，管他有多晚，醒来时酒杯里装着日出。
让我带走你的信，谁也找不到，放进胸腔日夜敲击心脏。
四年后，重返稻城路途，海拔五千，几百里半空盘旋。
走回过去，看得清所有秘密。飞鸟栖息何方，风声永不销匿。
让我再看一眼，快乐始于哪一分钟，泪水几点钟落地。
人们嫁与娶，山坡高与低。讲故事的人，总有一个故事不愿讲，变成每个故事里的每个死亡。
㈢刚踏入新工作岗位时，人们往往干劲十足、激情高涨，对自己的前途寄予厚望。可用不了多长时间，工作的平淡就会磨平人们的工作激情，所以，时常有人抱怨，自己就像个机器人，几乎每天都是重复单调的例行公事，年年月月如此，工作毫无生趣。这么说，人可就成了单调乏味的牺牲品。但是，单调乏味就一定是坏事吗？
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对40位志愿者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研究人员让这些人先听一个半钟头沉闷的电话留言，几个小时后，他们要求所有参与者回忆并写下电话留言的细节。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感到乏味胡乱涂鸦的人比那些正襟危坐的人能够记住更多的信息。
这是为什么呢？研究人员认为，当人处于乏味状态时，大脑远离了外界强烈的神经刺激，进入了暂时的放空状态。在这个时候，人们很容易记住一些信息，同时也更能心无杂念地完成一些单调的任务。所以，乏味时的状态既可以让大脑有机会得以放空，又可以帮助人们改善记忆。
美国心理学家在进行一系列的研究后发现，乏味对孩子来说，更是一件好事，不但能促使他们发挥想象力去打发无聊的时光，还能让他们在不得不找些事情做的过程中发展出某种个性。而一些成年人在乏味无聊时往往会自我反省。这样可以使人的焦虑情绪得以缓解，变得更加积极。
另外，在工作中因为乏味无聊而引起的一些小动作也会对减肥健身起到作用。比如你发现自己因为乏味而坐立不安，开始无聊地在桌子上敲动手指，这就可能对你的健康和体重有积极的作用了。美国营养学家在一项研究中监测了一些体型肥胖和瘦小的妇女的日常运动模式。研究人员发现，那些瘦小的人坐立不安的时候比肥胖的人要多得多，而这个过程人每天会消耗300左右卡路里。
研究人员认为，那些久坐不动的人，尤其是办公室白领阶层，如果不能坚持专家建议的每天进行30分钟的锻炼，那么偶尔敲动手指、在桌子底下进行双腿间的不断碰撞以及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也都是一些可行的有氧健身运动。
因此，不要再为生活缺少激情、枯燥无味而抱怨了，一点点的单调，可能是好事，特别是在你倍感压力的时候，毕竟人没有必要在任何时候都处在一个狂热的状态。
㈣女孩子们聚在一块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背后讲别人的坏话。两三个一堆，四五个一群，私下里将想象中的对手攻击得体无完肤。那对手并不是固定的，今天和这个好，明天不和她好了，她就变成被攻击的靶子。女孩子攻击人的特点是刻毒、残忍，不留余地。所以一旦暗里或明里同人闹翻了，结下的就是“死仇”。当然这仇恨也可以因为一件小事就宣告化解，然后冤家又好成一团，共穿一条裤子，直到某一天再次成为仇敌。
我也很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喜欢和人吵架。我的特点是一旦同人吵翻，就很难和好如初，因为感到怪难为情的。好多年里，我总是想这个问题：讲坏话和吵架的激情从何而来，以至于到了七老八十，我们依然保持这一禀性？
孩子们的暑假冗长而又无聊，于是聚在一块玩扑克牌。玩着玩着就有人作弊，我同那人争执起来。在争执中，我不但将她这一次的不诚实加以狠批，还涉及她以往的某些丑行。对方当然绝不示弱，也开始揭露我做过的坏事。终于发展为破口大骂，骂了一两个小时也不住口。旁边还有帮腔的，有的帮我，有的帮对方。啊，我们的精力是多么旺盛，想出的那些刻毒句子又是多么解气！那些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讲别人坏话的冲动确实是一种无意识的发泄，其前提为自己是清白纯洁的。骂人既是攻击对方，也是表明自己——我多么好，你多么坏！对方回骂时心里则在想：我并不坏，你也不是什么好家伙，我比你好得多！总之，双方都认为自己好，对方坏，所以要揭出对方更多见不得人的事来，使对方彻底暴露。这种“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禀性形成的直接根源便是我们的文化氛围。想想我们从小看过的电影和戏剧，很多都是这种模式的翻版。
除了表白自身纯洁的快感，说人坏话的另一种隐秘的激情便是“幸灾乐祸”。我曲折地影射某个对手偷窃的往事，向大家暗示，这个人向来就小偷小摸。我自己是绝不会去偷的，所以我有资格批判她。听众则千方百计打听，她到底偷了谁的，怎么偷的。然后是共同的唾弃和发泄过后的神清气爽。我们就用这种“杀人”的流言将一个小女孩孤立起来了，因为她偷过，是“贼”。细想起来，我，我们，是多么怯懦啊。将她说成贼，我便有了安全感，再次证实了自己的清白。我们在幸灾乐祸中获取良好的自我感觉，将浑浑噩噩的日子混下去。
别的小孩同人闹翻后，只要有一点小利就可以同那人和好如初，甚至更好。而我做不到这一点。不是刚刚骂了她是贼吗？怎么能和贼穿一条裤子呢？我的生硬使得我的伙伴越来越少，在学校里，在大院里，我都越来越被孤立了。他们在那里玩，但他们并不叫我（因为觉得我怪），我也不好意思过去。我成了寂寞的游魂。寂寞啊，寂寞啊。有十多年，我的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而我不甘寂寞！
后来进了一家小厂，仍然孤独、寂寞。这是社会最底层的大染缸，男男女女只要聚在一块，就会叽叽喳喳地说某个不在场的人的坏话，从中获取无穷的乐趣。我当然也加入这种场合，也跟着说，以此取乐，为灰暗的生活增加一点亮色。我也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甚至中伤。有什么办法呢，你说人家，人家也说你。起先我以为社会就是这样的，和我童年时代的情形差不多。可是我大错特错了。这个“底层”还有一种我没有觉察到的潜规则，就是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将散沙似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像我这样傻乎乎的女孩，满脑子从家庭带来的理想主义，行为举止肯定都有悖于传统，而且口无遮拦，不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果然，不到半年时间我就被孤立起来了。凡有一点权势的人——小领导、办公室干部、老师傅等，一律对我白眼相向。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为什么他们在一起时有说有笑，一见我出现就全都住了口？我是扫把星吗？我深深地感到，人际关系真是个无底的黑洞，我就是花一辈子时间也探不到真相，也无法成为大众中的一员。
在后来漫长的年月里，除了两三个小姐妹，工厂里没有人把我看作一个好人。既然不是好人，就必定是有问题的人。我一直是那些领导和老职工心目中的“问题青年”、异类，因为太不会“搞关系”了。一些潜规则高深奥妙，一不小心就被我踩着了界线，众人心知肚明啊。明明对某个人恨得要死，当面还要做出巴结的、谦卑的样子去讨好，因为“谁没有缺点啊”。这是大家都懂的做人技巧，只有我不懂，我太喜欢走极端。最后我终于被那厂子开除，回到家庭——我要调走，他们坚决不同意，就开除我了。他们还用毛笔写了一个关于开除我的决定的公告，贴在宣传栏里。
十年以后，我成了一名专业作家，又一次面临人际关系的黑洞。当我进入作家协会之后，很快感到当年的旧戏又在重演。他们说我“太不像话了”——实际上我从来就不像话。通过创作，我的自我意识已经充分冒出来，当年的难为情已经发展为水火不相容的憎恶（对自己，也对别人）。这倒不是说我已经变了，变成一个不再背后说人坏话的君子。这方面我依然没多大变化，但我的人格已经开始了内部的分裂，长年潜伏在我体内的艺术自我这个时候已占了上风，一切违反理性的俗务都变得不可忍受。我从心底感到，我是永远不可能同“他们”搞好关系的，只要同众人一道从事那些俗不可耐的活动，我就会无比地憎恶自己，就连写作都会受到影响。由此拉开了我同单位长达十年的“冷战”序幕。我成了一名特殊的专业作家，我不参加任何会议，却又在单位领一份工资。这一场黑色幽默似的争斗的结果是我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如今我已成了一名老作家，硕果累累，完全可以倚老卖老，所以单位上没人来为难我了。通过写作，我创造了另外一种生活，也拯救了自己那堕落的灵魂。我将自己的世俗生活压到最小，将艺术生活当作主要目标，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这样，不论我在世俗中有多么恶劣的表现，只要我还在创作，我就有活下去的充分理由，我的黑暗的世俗生活也被赋予了重大意义——它成了火焰的燃料。假如我不创作，我就会被自己内在的黑暗所压倒，落入度日如年的悲惨境地。我不敢说自己现在已经变得多么“好”了，但至少，因为从事艺术创作，我没有堕落得不可救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