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者的面子和老百姓的肚子
《三国演义》里面描写刘备攻取成都,取代刘璋一节,颇有意思。
刘备进攻四川,眼看成都不保,当时的当政者益州牧刘璋召集百官商议对策。从事郑度献策曰:“今刘备虽攻城夺地,然兵不甚多,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不如尽驱巴西梓潼民,过涪水以西。其仓鹰野谷,尽皆烧除,深沟高垒,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虚击之,备可擒也。”
这条计策,端是狠毒。如果刘璋真的按此行事,有没有后来魏蜀吴三国鼎立都不好说。所以玄德、孔明闻之,皆大惊曰:“若用此言,吾势危矣!”
法正是成都旧人,知道刘璋的底细,所以他看刘备、诸葛亮惊慌失措的样子,笑了,说:“主公勿忧。此计虽毒,刘璋必不能用也。”
为什么法正这么肯定刘璋不会采取这条计策,因为他对刘璋的为人一清二楚:刘璋是个心里头还装着点老百姓的官。用刘璋的话说就是:“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备敌也。”
到后来,刘备兵临城下,刘璋打算投降。大臣董和说:“城中尚有兵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刘璋回答道:“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
刘璋就这样投降了。
“投降以安百姓”,笔者每每读到此处,心中都会涌上一股酸楚。
一身富贵付之东流,且落得个“妇人之仁”的评语,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定格在史书上。换来的,是成都,包括四川的普通老百姓的身家性命、资产得以保全。
类似的事情,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也偶有出现。
元末群雄争霸,当时的吴王朱元璋围攻诚王张士诚的首府苏州,年载有余,张士诚见城中粮余渐尽,他又是厚道好人,干不出杀人为食的恶事,几次突围均未果,最终城破被俘,趁人不备上吊自杀,终年四十七岁。
张士诚踞苏十余年,保境安民,轻徭薄赋,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苏州的老百姓对张士诚十分怀念,吴语遂有“讲张”一词,始于明初: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建立了大明王朝后,苏州百姓仍思念并谈论着张士诚的恩泽。百姓总把朱元璋的法令与张士诚的相对比,更是觉得张士诚比洪武皇帝好得太多,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就讲谈张士诚的恩德,这便是“讲张”的起源。
明代太仓人陆容的《菽园杂记》记载:“高皇(朱元璋)尝微行至三山街,见老妪门有坐榻,假坐移时,问妪为何许人?妪以苏人对。又问“张士诚在苏何如? ”妪云:“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这段话,前半部分肯定是敷衍之词,后一句,当是苏州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当然,历史上也有截然相反的事例。
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和许远一同率兵退守至睢阳城。张巡为了给唐朝大军争取时间,杀掉自己的爱妾,来让士兵和青壮年充饥。随后,许远也将自己的家仆杀掉,以供士兵裹腹。士兵们吃完张巡、许远等主帅的家人后,接着杀掉睢阳城中的老弱妇孺以充饥。张巡率兵进入睢阳城时,城中百姓有四万多人,城破离开时,只有四百多人侥幸存活了下来。史书记载:“公守睢扬,皆城孤无援,贼攻围既久,城中粮尽。食茶纸;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张公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后戮城中妇人老弱,食三万人。”
看到这个数字后,让人不寒而栗。
真要问一句,被张巡的士兵吃掉,和被安禄山的士兵杀掉,对于睢阳城中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吗?
再退一步,假如没有张巡坚守睢阳,安禄山推翻了唐朝,对睢阳,对天下的老百姓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吗?
同样,在明末清初混乱时机,史可法坚守扬州,后来兵败被杀。清廷因为攻城的清军伤亡严重,竞惨无人道地下令屠杀扬州百姓作为报复。大屠杀整整持续了十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惨案-“扬州十日”。
扬州失守后不久,清军轻而易举攻占了南京,发布了一道剃发令,强迫百姓按照满人的习惯,在十天之内一律剃发,只留一簇编成辫子拖在脑后,违抗命令的杀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暴行激起了江南人民的英勇反抗。江阴军民在典史阎应元的领导下,用包括磨盘、界石在内的各种武器杀伤清兵,坚守八十多天,使清军死伤累累。全城没有一个人投降。嘉定军民坚持抗清斗争一个半月,恼羞成怒的清军先后三次屠城,制造了血淋淋的“嘉定三屠”惨案。
令人吊诡的是,就在史可法死后不到50年,康熙皇帝六下江南,所到之处一片歌舞升平。
更令人吊诡的是,就在江南人为“留发不留头”而拼死抗争不到300年,同样是这群人的后代,却为了能保住头上的“猪尾辫”而想出各种办法,甚至有的因为辫子被剪了而投河自尽,悬梁自杀。
1912年8月3日,《华盛顿邮报》有这样的一篇报道:中国北京城内一片男子的哭声,很多男子反复摸着自己的辫子舍不得剪去。他们的领袖袁世凯下令所有的男子必须剪掉辫子,有的有钱人甚至剪辫子前拍照留念......著名学者王国维死活不愿意剪辫子,他认为辫子乃学问之征,据说梁启超还为此专门跑去劝说他,最后直到跳湖自尽他也仍留着大辫子。
如此,史可法抗清的意义何在?江南人“留发不留头”拼死抗争的意义何在?
打战的时候毕竟少,所以,体现当政者的面子和老百姓的肚子的,更多的还是平常日子。北宋仁宗年间,陈州发生大旱,当地的长官隐瞒不报,继续按丰年标准向老百姓征粮,饿死众多老百姓,饿殍遍野。后来朝廷知道了,派大员下来赈灾放粮,又被这群贪官污吏侵吞了不少。这件事被后来的艺人们改编成了戏剧、小说,就是家喻户晓的包公戏《陈州放粮》,也叫《铡庞昱》。
类似这样的事,在史书上随时可见,从未绝迹,不由人不发问:
当政者的利益、气节、面子,老百姓的性命、实惠、肚子,孰大孰小,孰是孰非?
谁来回答?